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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的命名制度


    清代提倡“国语骑射”,力求保持满族文化传统,但无法延缓或阻止满族与汉族的交往融合,汉语言文化逐渐取代了满族传统的语言文化。满族人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承载着丰富的满族语言历史文化信息。作为满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满族人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满族文化传统的发展变化。本文通过论述清代命名制度,并简要分析满族人名的简单质朴特征以及数字人名的来源等问题,以期能够通过满族人名研究,进一步深化满族文化研究工作。不当之处,请诸位专家指正。

    满族的命名制度

    今天的满族人名与汉族人名基本相同,以姓加名的二字、三字为主。但在清代,从人名上就可以判断出其满汉族属。这不仅是因为满族用本民族语言命名,还因为清代在人名问题上颁布了多项制度和措施,以确保满族人名的文化传统,确保作为“国家根本”的满语不致全部丧失。     清代对人名用字及数量、人名书写方式、人名避讳等做出了明确规定。清代规定,满族人名必须保持质朴的特征,不允许使用“纤丽字面”。“旗人命名,以清文意义书写。其书写汉字,惟取清语之对音者,不得择用纤丽字面,及将首一字用汉姓字样,或数代通以一字为首。其有以汉字命名者,书写清字亦以对音字连贯书写, 不得分写单字。” 一旦发现满族人用汉族姓氏用字为人名的第一个字,或者两代人名字的第一字相同都会受到申斥。

    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 乾隆皇帝下令满族人名不得分写“, 适有处奏称有将满洲人名与汉人一样分写,朕即降旨满洲人名理应合写,不可分写。今看满洲正黄旗为署理七十佐领进呈之家谱,Na kui 、Ceng an、Ioi lin 之名何故仍分写? 若合写,不行吗? 著该旗大臣查明复奏。著再将此通谕八旗及各省,嗣后满洲人名均应合写。若有分开写者,治罪。”乾隆二十六年重申,满洲、蒙古取汉语名字者,人名要连写,汉人名字则不许连写,太监和庄头的名字更不能连写。可见,人名书写方式也是能够体现尊卑的。

    清朝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有严格的避讳制度。姓氏命名,惟皇帝独尊,臣民百姓不能与皇帝同名同字,甚至不能同音。皇帝的名字、皇帝陵寝的名称都必须避讳。皇帝名字的满汉字避讳不尽相同,乾隆十三年规定“, 遇本朝诸汗圣名时,清汉字均避讳写另字,此乃臣子尊重圣主之意。惟汉字多,若避讳书写,仍可得到一字;清字不多,如亦照汉字避讳书写,则得不到同音之字,若勉强使用发音相近之字,则必定与原音迥异且不成话。既然从前亦有两个字均不必讳写之条,嗣后缮写清字人名时如系二字于一处连写,则须照例讳写。此外,如仅有一字,则照原字缮写,勿须避讳。”满文属于拼音文字,如果不能采用满语同音词汇为名字,未免过于苛刻,更何况满语中具有寓意的词汇比较少,因此为了照顾满族人而做出上述规定。

    而在陵寝名称的避讳上,则严格规定:“凡各陵名清语,如恩特和墨、瑚图灵阿、额勒登额、孝顺阿、安巴灵武、额勒和、托谟宏武、绰勒国廓、固宁杭阿、托克湍、富勒洪额等字面,官员兵丁皆不得以此等字命名。至各陵名汉字,如有以景字、泰字、昌字、慕字、定字、惠字之类命名者,其下一字不得用龄、林等两音相叶之音。”

    虽然清朝制定了严格的避讳制度,但在执行过程中,人名避讳制度伴随着清朝统治的衰败和满族文化的流失而被逐渐废驰。

    以一个民族的历史为积淀的人名一定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因此,清代在人名问题上制定的上述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满族人名的汉化问题。 二、满族人名的民族特征      人名是文化的载体,素有人类文明“活化石”的美称。在清代严格的命名制度规范下,满族人名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保持了传统特征。满族人名传统特征能够保留的根本原因却不是清代的命名制度,而是满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人名与文化共进退,当满族人普遍推崇汉语言文化以后,其人名采用的字词也随之发生变异,直至完全改用汉语人名,接受汉语言文化。我们今天研究满族人名的民族特征,重点在于揭示满族人名的传统文化特征。

    1. 简单质朴的传统人名   

    历史上,满族人习惯上只称名不称姓,姓氏一般单独列出。满语人名大多采用含义质朴的满语词汇,称谓词、动植物名、生产生活用词、地名、部落名、属相名、颜色词、数字以及表示人和事物性质和形态的形容词等词汇都可能成为人名。现从满族家谱、户口册以及清代史志古籍中选录一些人名,示例如下: 称谓词:玛发塔(祖辈们) 、乌努春(遗腹子) 动植物名:多尔衮(獾) 、海他(野猪) 、哈尔萨(蜜鼠) 、依图(山鸡) 、扎伯占(蟒) 、扎尔呼(豺狼) 、密罕(小猪崽) 、那哩(母马熊) 、纽莫顺(细麟白鱼) 、尼希哈(小鱼) 、布拉(荆棘) 、吉希哈(榛子树) 、哈希那(茄子) 、呼希巴(爬山虎草) 、苏都哩(野韭菜)生产生活用词:多铎(胎) 、苏克萨哈(大腿) 、阿伯萨(桦皮桶) 、褡裢(行路时装行李的口袋) 、德克金(野火) 、玛拉(木榔头) 、莫罗(碗) 地名:穆克登(盛京) 、萨尔浒、爱辉、阿勒楚喀 部落名:尼堪(汉人) 、尼玛察、蒙果罗(蒙古) 、回色(回子) 颜色词:雅钦、喀拉、萨哈林(黑色) 形容词:岳托(愚钝的) 、阿达礼(相同的) 、克蒙额(有节度的) 、哈扬阿(放荡的) 、德蒙额(古怪的) 、罗克多(肥胖而笨重的)      这些来源于满族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词汇自然而然地成为人名。从满语人名的词汇含义上可以发现,满族人名用字的确不讲究“纤丽字面”,确有质朴的传统。即便是在改用汉语命名之初,满族人名依然保持着质朴的特征,如拴住、锁住、打住、倚住、塞住、铁锅、铁柜、铁锁、铁环等人名含义非常简单。

    随着满族人不断接受汉文化传统,人名用字才逐渐改用吉祥字词,如满语的丰绅(有福分的) 、乌尔衮(喜) 、扎拉芬(寿) 、赛崇阿(嘉) ,诸如此类的吉祥词还被叠加起来作为人名,如丰绅殷德(殷德,意为兴旺) 、丰绅国尔敏(国尔敏,意为绵长) 。汉字人名也偏向于德、祥、福、禄、寿、全、喜等具有褒扬意义的字词。不仅如此,满族人还接受了汉族编排辈字的传统,所编排的辈字都是具有寓意的汉语吉利词。如笔者家族即黑河大五家子满族吴姓的辈字“功德永存福禄长兴万世吉庆”皆为汉语中的吉利字眼。从辈字上还能够直接辨别辈分的长幼。

    另外,满语人名多以阿、额、保、布、善、图、齐等为尾音,如阿木唐阿(阿木坦,意为味道、兴趣) 、福隆额(福伦,意为俸禄) 、恩特和保(恩特和墨,意为恒、久、久远) 等等。这是因为满语属于粘着语,在词根上添加上述后缀构成新词的现象比较普遍。
   
    2. 来历不清的数字人名

    满族人喜欢用数字命名,不仅有扎亲(第二) 、扎昆珠(八十) 、那丹珠(七十) 、乌云齐(第九) 、乌云珠(九十) 等数字人名,即使用汉语命名,满族人同样保留了以数字取名的习惯。目前所见到的数字人名几乎涵盖40 —90 之间的所有数字。

    虽然人们一致认为满族有尊重老人的传统,数字人名来源于长辈的年寿,但目前掌握的满族家谱、户口资料却有不同的记载。据《吉林他塔喇氏家谱》记载,这个家族以数字命名的情况很明显,安成有子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 (P28) 八十五系安成长子,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 十月初六日;八十六是安成次子,生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 十一月十四日;八十七是安成第三子,生于咸丰五年( 1855 年) 正月二十一日。 兄弟三人的年龄相差不等,却用了连续的数字为人名,这对以长辈年寿为名的说法是一个直接的挑战。喜塔拉氏家族同样有兄弟以连续的数字为名,如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兄弟六人。

    另据道光十五年黑龙江城户口册记载:“一户西丹乌布讷四十六岁,妻四十三岁,长子西丹雅尔福阿十九岁,妻十九岁,次子西丹色勒黑额十五岁,三子达布额十三岁,四子保通十岁,五子双保七岁,六子沃和讷四岁。雅尔福阿之子七十六二岁。”从这个实例来看,七十六出生时,他的祖父44 岁,祖母41 岁,父亲17 岁,母亲17 岁,七十六的数字名与他的四位长辈中任何一位的年龄都没有关系,与祖父母的年龄之和、父母亲年龄之和也没有关系。这就进一步说明,满族数字人名并非像人们过去一直认为的来自于祖辈年龄。除满族以外,蒙古族、锡伯族等也有数字人名,其来源基本与满族数字人名一样,始终被认为是祖父的年龄。

    随着数字人名资料的整理研究,一定能够找出其真正来源。或许,满族的数字人名来源于外祖父、外祖母的年龄,当然这只是一种很难成立的推测。因为吉林他塔喇氏安成三个儿子的数字人名提醒我们,满族数字人名不会直接来源于年龄。神秘的数字人名究竟承载着哪些满族文化传统,在今天反而成为疑问。 Zb

    3. 满汉交融的双语人名

    人名真实地记录下一个民族思想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的转变。满族入关后,积极学习和推广汉语言文化,满族语言文化和汉语言文化在发展中相互促进。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均占绝对优势的汉语言文化很快就取代了满语言文化,一跃成为满族社会的主流文化。满族人名也从满语单语人名,转向满汉双语人名,直至汉语单语人名。      道光十五年(1835 年) 黑龙江城户口册内有披甲哈朗阿的“长子凌福又名托克托善,次子胜福又名托密善”的记录,年龄还不到10 岁的凌福、胜福当然不会自己改名字,改名之举应当出自他们的父母。这就说明,嘉庆末年、道光初年的黑龙江地区,虽然地处边疆,与汉族接触较少,但也避免不了汉语言文化的冲击。还有的满族人将满语人名结尾的词缀去掉,直接改成汉语人名,如黑龙江城领催希凌阿后来改名为希林。满汉双语人名的出现是满语言文化即将退出人名系统的预兆。     清代汉军旗人自视为满族,在八旗内与满族接触最为密切。清初,八旗汉军逐渐改用满语命名,在人名的命取上与满族人无异。当满语言文化衰退时,汉军旗人也纷纷放弃满语人名,逐渐恢复用汉语命名的习惯。从家谱户口册的记录中均能看出满汉语人名转换的痕迹。这其中就不仅仅是语言文化传统问题,还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因素在起作用。      满族双名不仅是指满汉双语人名,还有满语双名。如黑龙江城领催额尔色额又名额尔色保,其子西丹博勒库又名福能阿。满语双名的现象仅占少数,更多的满汉双语人名准确地反映出满族人名的语言发展变化状况。4. 难得一见的女性人名      满族女性人名很少见诸于古籍文献。满族入关前后,已经接受了汉族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女性逐渐成为男性的人身依附。女性出现时或称姓氏,或称某某母、妻、女儿,她自己的名字则不被人知。虽然《满文老档》记录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后妃的名字,但海兰珠等人皆为蒙古族。在一些满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我们依稀见到了少数几个女性人名。如《尼山萨满》中的女萨满尼山、丫环阿兰芝、沙兰芝;满族三仙女传说中的恩固伦、正固伦、佛固伦等。清代满族女性人名可供研究的对象很少,少数几个女性人名在流传中不断变异,也很难发掘出其本来含义和特征,这不能不说是满族人名文化研究的缺憾。      另外,在清代户口统计中,无论女儿长幼,都要排名在儿子之后,这种情况充分说明封建文化已经渗透到满族社会之中。发掘满族女性人名文化内涵,更能够揭示满族社会的早期文化形态。

    人名的特指性、符号性、变异性[7 ]在满族人名系统中有了新的阐释。相对姓氏而言,人名对文化的变化是比较敏感的。清代满族文化占据社会主流文化时,不仅满族人用满语命名,就连编入八旗的汉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等也崇尚用满语命名。当汉族文化占据满族社会文化主流地位以后,满族人名所具有的满族文化特征随之消失,染习“国语骑射”等满族传统的其他民族也没有必要继续追崇满语人名文化。而清代的满族人名与满族文化、历史、社会、生活的广泛而深刻的关系则成为我们了解和掌握满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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