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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文化的人文基础
2011-01-19 16:37:58     华夏经纬网
    一个区域文化的生成,除了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之外,十分重要的还是人文基础。

  1993年11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临川县志》志首中有一篇非常别致的《才乡纪略》,对“临川文化”的人文基础有充分的叙述。

  临川自古文风昌盛,英才辈出。早在唐朝,王勃在他所写的传世名作《滕王阁序》中,就发出过“光照临川之笔”的由衷赞叹。至宋,又因科举连捷,流光溢彩,被著名学者董震誉为“人才之乡”,民间大众俗称为“才子之乡”。

  临川自东汉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由于历史的机缘,大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诗人谢灵运、戴叔伦,词人冯延巳,文学家刘义庆,文学评论家钟嵘,史学家杜佑等都在这里做过地方官,对临川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战争频繁的五代,北方王、李、吴、曾、晏、陈等世家大族相继避难南来,卜居临川。临川人口逐渐增多,生产迅速发展,商业、手工业日趋繁荣。到了北宋初期出现了“翳野农商”、“贾货骈肩”(张保和《罗城记》)的盛况。当时,采取“兴文抑武”的政策,大力发展文化,偏重开科取士,对科举录取的进士奖赐有加,考取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的,更荣于作战立功的武将,一时文风大盛。在这一封建文化高涨的历史时期,著名文学家曾巩、叶梦得和大诗人陆游相继来临川居住或宦游,大力兴办教育,传播文化,这里“各地学馆林立,释来而事笔砚者,十之六七,苦读书,应科举之风。”

  正是宋代的科举制度,导致临川人才激增。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至宋度宗咸淳八年,临川先后有129人考取监生,205人考取贡士,525人考取举人,446人考取进士。进士中,北宋138人,占32.58%;南宋308人,占67.42%。中榜人数之多,在江西各县名列前茅。尤其是嘉定十六年一次考取12人,宝庆二年一次考取18人,咸淳元年一次考取22名,占全国录取进士总数的4%、6%和7.33%。“儒林传为美谈,公卿耸观,朝野震动,盛称临川为人才之乡。”(董震《东发日钞》)

  宋代临川人通过科举踏入仕途,有2人官至宰相,2人膺任节度使,4人官拜御史,17人官任尚书、侍郎,10人担任知府、刺史,俱各政绩显著。特别是晏殊、王安石,不愧为“临川才乡”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同一时期,还有王安礼、王安国、王雳(世称“临川三王”),谢逸、谢过(世称“临川二谢”),危稹、危和(世称“临川二危”),陈郁、陈世崇(世称“临川二陈”)和汪革、饶节、邬虑、欧阳辟、俞国宝、邓名世等一批文人才士,在诗、文、词、赋上的成就也很高。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述《复斋漫录》:“元估中,临川谢逸过黄州关山可花村馆驿,遇湖北王某,江苏诸某,浙江单某,福建张某等秀才。四人知其来自临川,戏以曹植七步成诗,诸君七步为词相谑。逸行五步,词成,挥毫疾书《江城子》一阙于壁;可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落残红,野渡舟横、杨柳绿荫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上晚烟笼,粉香浓,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图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标致依水,情乎俱妙,遂以五步成词闻名江南。”谢逸与谢过、 汪革、饶节并称为江西诗派中的“临川四俊”。饶节还被诗人陆游誉为“诗僧第一”。邓名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著有《春秋论》、《春秋类史》、《古今姓氏辩正》等370余卷,在姓氏考证上成就尤高。

  南宋,临川“才乡”还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这就是一代名医陈自明。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写成《妇人大全良方》24卷,成为中医妇产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又敢于创新,主张外科外敷内服,辨证施治;敢于突破禁区,最早从事“乳岩”(乳癌)的观察和研究,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元代,临川比较著名的人物只有针灸名医席弘、法律专家张绍和地理学家朱思本。

  明朝临川的人才迅速走出低谷,重新兴旺发达。先后有213人考取监生,364人录取贡士,302人乡试中举,166人进士及第。通过考试,先后有383人入仕,其中御史4人,巡抚总督1人,尚书侍郎8人,布政使3人,知府27人,知州21人,总兵、守将11人,担任同知、知县的,则多达136人。入仕人数有宋代130人的2.9倍。职官中,有中央的,有地方的;有文臣、有武将;有内政,有餐交;有义士,有诤臣。人才结构的群体性和多样性,“比之两宋,有过之无不及”(李绂《临川县志》序)。前有陈、罗、章、艾南英四人饱读经书,博学多才,所作时文风靡一时,是誉满江南的“四大才子”。邱兆麟与祝徽、帅机并称为“三大名士”。邱作诗才思敏捷,用词造句,常能化腐朽为神奇,别开生面;祝的文章师在王安石,劲骨奇姿,博大精深;帅机作赋即景生情,妙笔生花,所作“两颂”(《平西夏颂》、《出阁讲学颂》)、“一赋”(南北二京赋)深为明神宗赏识,“公卿竞相传抄,纸为之贵”。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戏剧家。他的巨著《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世称“临川四梦”,三百多年来,一直受人称赞,久演不衰。《牡丹亭》已被译成日、德、法、英、俄等多种文本。在历史和天文学领域,也众星璀璨,引人注目。著名文史学家徐奋鹏花了半生的精力写成可与《资治通鉴》相比美的《今古治统》20卷。传到日本后,被视为“佐治之妙药,兴国之良方”,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作用。著名天文学家吴昊,通过细心观察,精密计算和反复实验,纠正了旧浑天仪的误差,制成星象位置更准确的新浑天仪,其制作技术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明代,临川还出了许多正直、爱国人士。“一朝诤臣”傅朝佑嫉恶如仇,先后6次上书弹劾奸相周延儒、温体仁;爱国商人朱均旺,身居日本,情怀祖国,前后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过回国,密报军情,使明朝得以预先准备,及时调整部署,援助朝鲜,取得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胜利;傅朝佑坚持真理,朱均旺受罪爱乡,获得了“正气在临川”的声誉。

  清王朝建立三百多年间,通过各次科举考试,临川只有187人考取监生,306人考取贡士,202人考取举人,101人考取进士。录取进士的人数是两宋的25%、明代的66%。入仕后,有37人担任朝官(御史3人、侍郎4人、内阁中书10人、翰林院8人、各部主事12人),121人担任地方官(知府5人、知州3人、同知3人、知县73人),武职(总兵、把总、镇守)9人,合计167人,比两宋多28%,比明朝少56%。这一时期,临川入仕者居高位的不多,但大都才华出众,为世人注目。一代名臣李绂,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官广西巡抚、直录总督及工、户、吏、礼、兵5任,敢于断请命,弹劾贪赃枉法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敢于快刀斩乱麻,疏通津沽漕运,缓解京城粮荒,政绩显著,获得清世宗“奉国罄心”的奖励。一代才士李来泰,“博学多识,工诗善文”,康熙十八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力挫来自各地的一百七八十名儒学,夺得高奎,任四川会邡知县时,“兴利除弊,发展生产”,深受当地士民爱戴。清官马汝良,任山西黎城知县,巧断大案、要案,铁面无私,为受害者伸冤解恨,时人称“马青天”。爱国志士黄维翰,任吉林呼兰知府时,“雷厉风行查禁罂粟,力阻外轮驶入呼兰内河”,保护了人民利益,维护了国家主权,“东北舆论,交相称许”。

  在学术界,则是“理学盛于南,文学兴于北”。李绂、纪大奎都是南临川理学名家。前者著有《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学谱》、《阳明学录》,力图调和朱、陆的学说;后者都很有影响。李宗翰、李联、李瑞清则是北临川诗文高手。李宗翰、李联,文学韩愈、欧阳修,摇曳生姿;诗宗李商隐,沉博艳丽,是当时江西文坛上的佼佼者。李瑞清是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他善于以篆作画,以画入篆,画花卉惟妙惟肖,绘佛更是栩栩如生,日本书画界不惜重金求购,誉灌东瀛。

  民国废了科学,兴了新学,但临川只有300多人考取大学、中专;所聘任才,军界有2个中将,5个少将;政界有2个专员,14个市,县长;学界有12个教授、副教授。他们之中,有中将师长刘世均、“国防部”西北兵部中将总监万舞、苏鲁战区政治部少将主任周复、第38师政治部少将主任兼遂川、吉安县长杨耕经、“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黄强、三青团江西支部干事长李德廉和七行政区专员吴养愚、江西省高级法院院长梁仁杰、南昌市市长艾怀瑜。从事科技教育事业的,有北京大学工商法律系教授吴英荃、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易锡麟、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辛膺、盲人教育家万维章、乡村教育家桂瑞藩、唐式麒。桂瑞藩创办的桂桥小学,为临川、抚州、进贤、南昌、丰城、东乡、南城、南丰、崇仁、宜黄、乐安、余干、高安等13个县市培养人才,桃李满天下。经营工商企业的,有著名纺织专家朱仙舫和四川巨商汤子敬。朱仙舫长期在上海中新纱厂任职,致力改进纺织技术,提高同外国纱厂竞争的能力;以后在汉口、安庆、九江等地创办纱厂和面粉厂,为发展民族工业,特别是发展江西的轻工业作出贡献。汤子敬在重庆开设布疋、山货店和钱庄,“经营有方,成为蜀中巨富,人称汤百万,汤半城、汤财神”。这一时期,临川许多热血青年投身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涌现了一批彪炳史册的革命英烈,主要有:傅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傅大庆(孙中山的政治的总顾问鲍罗延、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曾被派到马来西亚做马共中央宣传部长)、周治中(女,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周寿南(中共临川县委书记)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政界出了1个政治局委员,2个大区书记、1个中央组织部长、7个副省级领导、41个地师级干部、325个县团级干部;科技教育界出了2个学部委员、3个大专院校校长、81个大学教授、副教授,获得副编审、副主任医师、高级讲师、高级教师等职称的有240人。人才多种多样;既有李井泉(中共中央政治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有胡国保(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一平(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周峰(杭州市市长)这样一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长起来的党政干部;既有饶思诚(江西省副省长)这样思想进步的党外民主人士,又有李世璋(江西省副省长)这样长期从事祖国和平统一活动的革命者;既有饶毓泰、游国恩、萧涤非这样的学界名宿,又有丁渝(北京大学物理教授、中国光谱学的奠基人)这样的科技明星;既有吴自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这样省内知名的教育家,又有傅再希(江西中医学院教授)这样的名医。虽然每个人的地位不同,经历各异,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为科学事业的繁荣发挥了自己的才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文学艺术界,也有一批新人崭露头角,黄天民是长期生活在云南的部队作家,写了多部中、长篇小说,以其委婉、热情的南疆风格,耀目文坛;杨树声是四川颇有影响的话剧导演,长期执导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手法很有特色;盛中国是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多次在国外举行音乐会,演奏莫扎特、贝多芬、巴赫等人的名作,蜚声世界乐坛;游云谷是新华社高级记者,长期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作品《白鹤世界》曾由新华社发稿国外,为英、法、港、澳多家报刊采用。

  在台、港及海外,美籍华人杨致芳(女),曾任哥斯达黎加总统经济顾问;其弟杨致赣,是美国著名的华人企业家,曾随华特·基辛格访问北京。台湾著名企业界人士王兹华,在高雄创办“启顺华钢铁公司”,分支机构设到香港、美国,享有“世界拆船大王”的美誉。

  近年来,临川人才结构渐趋合理,出现后浪推前浪,持续发展的势头。王云森(江西农业大学教授),邓从豪(山东大学校长、教授),刘振群(华南理工大学校长、著名化学家),杨铭珍(辽宁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等老一辈“临川才子”,仍在著书立说,为“四化”出力;许昕(江西财经学院副院长、教授)、胡循矩(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周仁忠(北京理工大学物理教授),张增荣(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部教授),邓毓华(江西农业大学园艺系教授),梁福林(华南农业大学教授),谢强(江西中医学院耳鼻喉科教研室副主任)等一批“中年才子”已经脱颖而出,挑起大梁;“青年才子”更是一茬接一茬,方兴未艾。至1989年,临川已有134人考取国内各大学的研究生;有21人通过考试,被选派到日、美、德、法、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有3742名青年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岗位上奋力拼搏,一个大有作为的“临川才团”正在崛起,显示了“才子之乡”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后续力。

  千年“才乡”逢盛世,新秀蔚起看今朝。1985年3月,中宣部主办的全国性刊物《半月谈》,首先披露了《“才子之乡”才子多》的消息。1986年9月3日,新华社播发了《“才子之乡”才子多》的电讯;12月3日,《江西日报》刊出了《寄自“才子之乡”的报告》。1988年至1989年,《江西日报》又先后发表了《“才子之乡”才子辈出--临川今年高考千人中榜奥秘》、《临川才子知多少》等系列报导。1988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专稿,全面介绍临川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的经验,使“才子之乡”名闻全国。

抚州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