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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大亨-大德通

    山西票号在商界叱咤风云近一个世纪,却在辛酉之变后一蹶不振,相继“触礁”、“翻船”,整个山西商人集团也结束了在中国历史上的霸主地位。在回顾山西票号走过的风雨坎坷路程中,有人注意到,在票号处于危机的情况下,有三家票号仍然给山西商人留有一线起死回生的希望。这三家票号分别是大德通、大德恒和三晋源,它们在商界残存的时间最久。当然,这些票号之所以能够生存那么久,自然会有各自独到的见解和成功的管理经验。其中,大德通票号则以其登高望远、独树一帜的风格为其他票号所称道。
 
    大德通票号的前身是大德兴茶庄。大德兴茶庄在咸丰年间开始兼营汇兑,同治初年才开始专营汇兑业务,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才正式改名为大德通票号,其资本由乔家众兄弟共同入股组成,为十万两。据记载在中堂六万两,保和堂七千五百两,保元堂七千五百两,翁堂一万二千五百两,九德堂一万二千五百两。后来大德通票号在民国十八年(1930年)时改组,成为乔家在中堂独资,资本为大洋五十万元。其实,在票号改组时,由于保和堂、德星堂等在东北开设的钱庄大德隆经营不善,亏赔严重,而在中堂这一年却开账获利七十万两,因此,在中堂以大部分利润为大德隆弥补了亏空,保和堂、德星堂遂以大德通的股份顶了在中堂的债务。为此,大德通就变为在中堂独资了。起初,大德通总号设在祁县城内小东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才迁往北京。总号设有总经理、协理,下有坐柜一人,会计、文牍、外勤三四人,另有学徒二三十人。该号先后在北京、天津、张家口、石家庄、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包头、济南、周村、周家口、正阳关、三原、上海、汉口、沙市、开封、常德、重庆、苏州等地设有分号。各分号工作人员一般为六七人,到20世纪30年代改为银号后,分号人数才增至二三十人。
 
    经商的人大多都有体会,每件事情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所获得的机遇。但是这机遇又怎么会主动降临在你身上呢?大德通的总经理高钰就是这样一位为票号创造机遇并能准确把握机遇的优秀管理者。此人独出心裁,审时度势,依靠自己的能力使大德通在乱世中从容走过了道道难关,为其日后的漫漫路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家道中落,高钰很早就弃儒从商,在大德通票号服务了五十年。其中,当票号经理的日子大约二十五年。当年,庚子之变发生前,高钰便以邪教必定会带来祸患为由,事先筹划,提前将各分号的多数款项调回,当时很多人怀疑他这种做法,然而,这些调款在日后还真发挥了非同一般的作用。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亡西安。得知此消息后,大德通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们将提前调回的款项用于两宫西逃所需。另外,依靠朝中“高人”的推荐,两宫西行途经山西的行宫也设在大德通。从此以后,“大德通”三个字在华夏大地上可谓如雷贯耳,其声誉也日渐提高。随着票号的繁荣发展,其规模已经达到了极点,仅大德通一家的资本就有七百万两之多。这样的成就自然会带给晋商无比的欢悦与满足,在享受成功与欢快的同时,晋商各家族内部却滋长着一股奢靡之风。然而,在大德通,这种风气却得到有力的遏制。总经理高钰以身作则,不为歪风所移,始终保持了自己一身清正的优秀品质。他拜托众多名师教育青年伙友,培养他们做人的基本修养和素质,至于办理各项具体事物,更是严明果断,以一身浩然正气赢得别人的信赖。若伙友违反号规或不遵守条例,高钰必定会详审裁决,义秉至公。因此,整个大德通从上至下都不越轨,仍然保持着创业时的那份清醒与严谨。@pages@
 
    清末,大德通感到风雨欲来,时势会发生巨大改变,遂迅速转换了经营战略,毅然做出决定,采取较为保守的经营方法。他们尽力还清外贷,收敛自己的业务。这似乎有悖于商人获取利润的常规,许多业内人士都嘲笑大德通做了一件非常荒谬的事。然而,辛亥革命爆发,各票号对即刻发生的连锁信用危机,毫无准备,相继倒闭,惟有大德通可以泰然处之。这完全得益于大德通防患于未然,布置得体。当初嘲笑他们的人也只能躲在自己家门背后默默拭去那懊悔的眼泪,羡慕地眺望大德通的红火生意。
 
    利以义制和唯利是图是商海中美与丑的两个方面,是经商之人道德观的对立。但无论怎么说,利以义制的核心是告诉人们行义的目的是可以考虑利益回报的,因为商人天经地义的目的还是要获取利润。大德通却是个例外。如上所述,清末社会动荡,辛亥革命改朝换代,许多票号不是业务被官方银行夺走,就是因为时局艰难,存款大幅萎缩而面临歇业倒闭。资本实力雄厚的大德通虽历经劫难,但总能渡过难关,仍然维持生存。然而,进入民国后,大德通的命运逐渐被外力牵制了起来。1926年,冯玉祥的部队在北撤途中,五百万石粮食,一百五十万银元都摊派到乔家开设的商号,遭此劫难的乔家商号元气大伤。到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乔家票号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当时山西流通的是自己发行的一种钞叫“晋钞”,大战(阎锡山)失败以后,晋钞大幅度贬值,最后几乎变成了一张废纸,弄到二十五块晋钞,才能抵一块新币。在种情况下,晋商对要取存款的顾客该怎么力?他们完全可以趁机发一笔财,把晋钞换给存户。但是当时的晋商没有这样做,他们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还按照新的币值折给存户,给存户兑换。本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大德通,放弃了最后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几乎把全部积累都投入到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之中。原本就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霞说,即使是大德通为此倒闭,这样大的一个财团也不至于让自己人沦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他们的威胁将会是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据说乔映霞讲这段话时神情凝重、大义凛然!虽然大德通在这次金融风潮中贴了本儿,但赢得省内客户的信赖,备受赞誉。一待风潮过去,到大德通存款者趋之若鹜,络绎不绝,利润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信誉使大德通在经营中吃了小亏,却又占了大便宜,其中的辩证关系迄今仍令人不时回味。
 
    民国时,政府冻结白银,改革币制,汇兑业务被官办银行抢走,商办票号已经难以吸收存款,大德通于20世纪30年代,改组为银号,又改组为钱庄,一直苦力支撑到1949年。(自孙建中《诚信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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