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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致庸赈灾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北方大旱,秋粮减收大半。旱情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播时节,一冬一春,仍是滴雨不下,整个北方地区寸草不生,赤地千里———这是百年不遇的大旱!
 
    普通老百姓哪能经得住这么久的灾情!挨了一冬天饥饿的人们再也挺不住了:饿死者有之,沿街乞讨者有之,卖儿鬻女者有之……景象凄惨,目不忍睹。
 
    祁县一带虽然比较富足,能多忍耐一些时间,但也有许多穷人渐渐支持不住了。
 
    乔致庸耳闻目睹这严重的灾情,遂记起祖父乔贵发曾传言后人:“咱乔家本是穷人,我从小因穷受人歧视。你们生在富门,身在福中,切不可富而忘本,为富不仁,歧视穷人。”又想到佛教里的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今日若能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岂不是留美名于当世,积功德于后人的善举吗?
 
    作为乔家商业鼎盛的缔造者,乔致庸的头脑并不只单纯考虑行善积德,他还有更多的想法:旱情这么严重,而积广,时间长,若春天播不下种,今年就得绝收,灾情就更严重。所以,赈灾不是三日两日的事,得作长久的准备,得有足够的粮食。再想到这些年家里开销太大,奢华之风己露端倪,既浪费许多银子,又让饥民看了扎眼。于是,便有了一举二得之意:需借赈灾之机,严肃家政,倡导节俭之风,用节省下来的银子赈灾!这样既正了家风,又做了善举,何乐而不为呢?
 
    乔致庸进一步又想到:古书上讲,灾年有变,穷则思变……而社会变乱的最大受害者就是富人,一旦饥民挺而走险打家劫舍,乔家将是首要的目标,那时损失的又何止这么点银子?恐怕还得搭上几条人命。   
 
    于是,乔致庸发话安排赈灾:一、本乔家堡的人,按人发给若干粮食;二、在村里的大街上安一口大锅舍粥,以应付外来的饥民;三、家中男女老少一切从简,一年内不准做新衣服,不准吃山珍海味。
 
    此时,乔致庸已八十多岁高龄,为了搞好贩灾,他还穿着一身普通布衫,拄着拐棍去分粮舍粥的地方亲自查看。他在分粮的地方嘱咐佣人说:“把斗子装得满一些!在中堂做好事,担上一分名儿,实际上只能比一分多,不能比一分少。分得粮食亏了,我给你们补;要分得多出来,我就砸你们的饭碗。”领粮的百姓听了,齐声喝彩;再看看乔致庸一身布衣,更生敬重之情。
 
    来到大街上舍粥的地方,他则坐在砖坡上监看,吩咐佣人们:“不要稀了,稠些儿!”坐得久了,到吃饭时间,他还要和饥民一起喝一碗大锅里的粥,算作一顿饭!灾民们对乔致庸感激涕零,赞不绝口:“这样的财主真是天上少有,地上难寻!”
 
    确实,乔致庸的心胸眼光和智慧实在非常人能比。仅从这次赈灾,便足以看出乔致庸的宽厚大度、机智多能:既救了老百姓,整顿了家风,又扬了美名,利国利民利己,真可谓一举多得!不仅如此,还使乔家避免了一次大灾难:据说,当时曾有一股四处流窜的土匪,来乔家堡转悠了好几天。这股土匪本想抢劫在中堂,但他们不仅从在中堂的佣人中找不到一个内线,而且从整个村里都找不到一个内线做耳目!再加上慑于乔家大院森严的高墙壁垒和忠心耿耿的护院武士,这些土匪遂作罢而去……(自郝汝椿《乔家堡人说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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