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鞭笞的，是我的灵魂

陈芳明、杨照都曾走过文艺青年的岁月，也经历“背叛”原先认同政党的转折。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并没有消失，只是社会不再尊重知识分子，只有“名嘴”充斥。

近年台湾令人忧心的现象之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失声。曾经在戒严时代引领人民思考民主与自由的前辈典型，却在二十一世纪消失，孰令致之？

曾以青春投入民主运动的文人陈芳明与杨照，都离开原本同志，成了不受欢迎的乌鸦，对此感受极深。杨照认为，民进党误将民粹当成民主，蔑视知识，更让知识分子快速贬值；只有追求论文量化的畸形卓越，更让知识分子上了劳务的紧箍咒，无力关照社会。

陈芳明直指，病态的本土论述已经让“讲真话的空间没有了”，只有甘为政党化妆的“志愿发言人”。他每每看到电视上挂着“大学教授”名号的名嘴，就“起鸡皮疙瘩”。每次提笔鞭笞他曾奉献的民进党，也是鞭笞自己的灵魂。

知识分子 为何变得冷漠

问：许多人说知识分子不见了，你们同意这样的观察吗？

陈芳明（以下简称陈）：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知识分子，但会变得那么冷漠，“执政者”要自我检讨。我相信知识分子是在观察、等待，而不是消失。

杨照（以下简称杨）：消失的是这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我写过一篇文章《笨蛋，问题出在教养》，我认为民进党犯了很大的错误，误将民粹当民主，尽量把自己装得与要争取选票的人都一样，以为台湾人都嚼槟榔、讲脏话。这是极大的误解，也导致台湾在这八年来快速粗俗化、庸俗化。

陈：所谓的“本土政权”，不只是教养问题，而是这个政权没有自我提升。过去八年来，从草根社会崛起的政党，不再与社运、草根团体对话、交流，甚至结盟，政治主张也让知识分子渐行渐远。

不挺本土 就被认定背叛

杨：我一直相信社会应该使用知识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傲慢地来改造社会。当年读葛兰西的著作，最吸引我的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台湾的知识分子非但“无机”且是“无稽”，跟社会的关系很疏离，整个社会认为不需要知识分子。这种对知识的轻蔑，甚至不觉得是在轻蔑知识。

陈：民主应该是开放，台湾的民主却是窄化、矮化。这几年来的政治气候，本土论述变成唯一的审判标尺，不符合意识型态就被认定是背叛者。在强势的论述支配下，很多知识分子自然而然不敢讲话了。

知识分子 黄金年代已远

问：陈教授提到，即使威权时代也有雷震、殷海光等有风骨的文人敢说真话，成为我们认识知识分子的原型；党外时期也有知识分子的书被查禁、身陷牢狱。但民主开放了，知识分子反而噤声，难道知识分子不需要负责任吗？

陈：现在讲真话的空间已经没有了。民进党的本土论述已经发展得非常病态，不只是伤害民主，也对整个文化生态造成很大的伤害。

杨：不能忽略的是，绝大部分的知识工作者，没有知识分子的意识。从民主运动开始到政权轮替，还来不及让人意识到这些改变背后的知识力量，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发生了，知识界却来不及准备！

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黄金年代，是八○年代后期到九○年代前期。当时的校园、青壮辈教授，出现拥有知识又懂得介入社会的一群人。但就只是昙花一现。

台湾知识的独立性还很薄弱，一旦知识分子缺乏知识分子意识，就不会有热情想要改革社会；加上社会又没有舞台，自然就断了。

 来源：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