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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的融合性 兼谈河洛文化与闽台的关系 中
2008-06-13 11:23:21 华夏经纬网


    如果说河洛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四方辐辏的结果,是在文化熔炉中产生的话,那么,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尤其是在商周以后,基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充分显示了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进发出无穷的辐射四方的力量。

    据文献记载,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建立起的夏王朝,与地处东南地区的百越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史记·夏本纪》有禹娶涂山的记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从考古学上观察,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中的确存在有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马桥文化的一些典型器物又在二里头文化中找到了踪迹。这说明河洛文化的影响在夏代已经达到江浙一带。我国古籍中记载的夏末商初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即商汤伐桀,桀奔南巢。《逸周书·殷祝解》:汤放桀,“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国语·鲁语上》:“桀奔南巢。”关于南巢的地望,郭沫若、董作宾等认为在今安徽桐城县,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则把南巢圈定在巢湖西南。虽然说所识地点不同,但大的方向是一致的,即夏桀所带领的夏遗民逃到了东南方向的巢湖一带。考古工作者在安徽潜山薛家岗、含山大城墩、肥东古城等发现了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陶器、铜器,应与这一史实有着内在的联系。诚如是,那么,这应当是中原人也就是河洛人最早的一次南迁了。

    到了二里岗商文化时期,商文化的分布范围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展,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西到达周原,东到山东半岛,南抵长江北岸,北面到达冀北、晋中一带。至于二里岗商文化对周边的影响,范围就更为广大。如北方河套地区的朱开沟遗址,南方洞庭湖、鄱阳湖一线的湖南石皂市遗址、岳阳铜鼓山遗址、江西清江吴城遗址等,东面的江苏盐城龙岗遗址等,皆发现有二里岗文化遗存。尤其是江西的吴城文化,是与中原商文化并行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关于它的性质,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一支土著文化,又具有中原商文化特色;一种认为是一支从中原南来的商文化,是商王朝在南方的军事据点。尽管意见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吴城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极为密切,是河洛文化的影响已到达这一地区的缘故。有学者指出,中原殷人渡江南迁后与土著的扬越人融合,殷商文化的某些因素逐渐被土人吸收,从而形成了带有浓厚中原文化因素的吴越青铜文化。

   《史记·吴太伯世家》还记载了太伯奔吴的事件。在商末周初,周王古公宣父的长子太伯因让位于其弟,便从中原来到了太湖之滨,断发文身,开创了吴国。太伯奔吴的直接影响,是促使了吴越文化与周文化的融合。到了吴王寿梦时期,“吴于是始通于中国”,“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值得重视的是,在考古发掘中,在河南固始侯固堆一号墓中,发现了具有浓郁吴文化色彩的遗物,如原始青瓷器、印纹硬陶等,而且在墓内出土的一件铜簋上发现有“勾吴夫人”的铭文。勾吴即吴国,据考证,这件铜簋就是宋景公当其妹季子出嫁吴国时制作的媵器。勾吴夫人墓的发现,是反映吴与中原关系的最有力证据。通过通婚、战争,以及类似太伯奔吴的南迁、吴人的“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进一步加深了中原地区与吴越地区的联系,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

   以上我们只是通过河洛文化的融合性这一特点,重点窥探夏商周时期河洛文化与东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其实,河洛文化与周边文化的这种辐辏与辐射的关系,是全方位的,如中原与东夷、中原与巴蜀、中原与北方草原地区,等等。在整个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中,河洛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进一步凸现出来,在此不一一赘述。秦汉以后,随着版图的扩大,出现了大一统的王朝,尤其是在汉唐盛世,经济、文化的繁荣,加剧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同时也更加巩固了河洛文化的根基,使河洛文化深深扎入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尽管说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的少数民族人主中原,以及不断的战争和民族迁徙,但河洛地区始终是一个大舞台,文化的根基不但没有动摇,反而产生了磁石般的力量,成为凝聚华夏民族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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