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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人文促生了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
2008-06-13 13:06:31 华夏经纬网
 人口的迁徙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1、河洛人不断南播

    从汉代末年开始,由于战争、动乱和灾荒等原因,中原汉人不断向南方播迁,较大规模的就有七、八次之多。最有影响的有四次:西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和黄巢举义,北宋的“靖康之变”以及明末至清的郑成功、康熙朝收复台湾。

    周时,我国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已崛起。平王为避犬戎,迁都洛邑。草原文化哺育出的强悍民族在西晋时首开入主河洛之先河。晋永嘉五年匈奴人刘曜率兵攻入洛阳,俘怀帝。《晋书·慕容廆载记》:“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据史家推算,此次中原人南下大约有80万到100万人。

    唐代的安史之乱,使北方大片的良田和城镇化为焦土,当时逃到南方的人更多。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将其说成又一次永嘉之乱:“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北人两次南渡,使得福建人口激增。漳、汀、泉、福、建五州最为典型。据《元和郡县图志》(卷36)记载,唐元和年间,上述五地人口户数分别为1343、2618、35571、19455和15410户。据《太平寰宇记》(卷100)所记,至宋太平兴国年间,分别增长至24007、24007、76581、94475和90492户。从中可以看出,最高增长17.7倍,最少增长2.1倍,平均增长7.9倍。

    2、中原汉人南播后的河洛之思

    中原板荡,狄夷交侵,晋人虽身在江东,但心在河洛,常怀故国之思。于是,在南方出现了两种有趣的现象。

    一是民间以北方故地之名命新驻地之名。如到闽南的中原人把所在地的两条河分别起名为“晋江”和“洛阳江”,称在洛阳江上所修建之桥为洛阳桥,以时时怀念河洛故乡。宋代书法家、闽南仙游人蔡襄写有《洛阳桥记》,明崇祯十三年重修,郡守孙朝让所写重修记称:“迄今遵海而居,横江而渡者,悠然有小河洛之思焉。”

    二是官方侨置州郡。偏安于东南的东晋以及其后南朝的统治者,为使聚族而居的南迁北方士人稳定生活,保持原籍贯,在其辖区内用北方地名设置侨州、郡、县。这样,一方面可以安置北方士族,使他们在有限的范围内保持其封建特权。一方面借以缓和南北士族经济与政治上的矛盾。东晋初,侨州、郡、县均沿用北方原地名,《晋书·地理志》载:“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后以弘农人流寓于寻阳者,侨立弘农郡。”

    河洛之思实是文化之思,是对中原故国故园的乡音、乡貌、乡情之眷恋。东晋王朝的建立,一切典章制度无不是西晋的翻版,即如生产、生活、饮食、起居、婚丧、交往也一如旧制。但南方毕竟是南方,除了自然山川之异外,语言之差异更使人们的交流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何“王化”、如何“固本”,是摆在仍带有莫名自高情绪的王公、门阀、士人面前的一个十分现实问题。侨置州郡只能使他们自我封闭,主动接触才是明智之举。大臣王导就力主北人学习吴语,南迁士族必须与江南士族联合相处。在其推动下,清醒后的东晋统治集团开始了兴学校,倡儒学,履仁爱,奖诚孝,号召有志之士立身敬业,勤于国事,戮力王室。在王导等人带领下,河洛文化之精蕴在东晋南朝得到了继承与弘扬。

  3、光州固始———闽人永远的故乡

    在北人开发南方中,固始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陈元光、王审知影响巨大和久远。

    陈元光开发漳州。唐高宗总章二年,福建南部被称作蛮獠的土著人因土地与徭赋问题发生动乱。朝廷任命光州固始人陈政为朝议大夫兼岭南行军总管前往镇抚。陈政“刚果敢为,而谋猷克慎”(《云霄县志》),率府兵3600人,将吏123人,来到了八闽百粤交界之地。起初,土著人对唐官兵和北方人十分抵触。陈政之母魏氏是一位极富智慧且有胆略的女性,又率中原58姓数千军校前往支援。在其母子安抚与感召之下,屯驻云霄的朝廷军队很快就与周边土著人打成了一片。官兵一方面给他们送去生产工具,一方面向他们传授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当地的生产得到了发展。由是唐政府的威望在闽南得到了很大提高。陈政死后,唐王朝审时度势,任命其子陈元光为鹰扬将军代父领军。元光聪慧异常,足谋多智,励精图治,深孚众望,足迹所至,民咸从之。为使闽南有大的发展,陈元光上疏请求在闽南增设漳州建置。垂拱二年,唐政府准奏,并任命元光为首任刺史。之后,陈元光将北来将士与当地居民组织起来,屯耕结合,或辟荒为田,或斩荆植树,或耕渔相兼,使漳州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陈元光还实行了许多其他有利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措施,如招徕流民,给予土地,使其安居;轻赋免征,兴修水利,藏粮于民;减徭去役,鼓励桑织,通商惠工;兴学劝学,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剿抚并用,锄寇御患,强化治安等。在陈元光全力治理下,未及数年,云霄山下林果丰,九龙江畔稻蔬香,漳、泉一带不仅人丁繁衍,家家富庶,而且“方数千里无桴鼓之警”。陈元光死后被当地人尊为“开漳圣王”,各地建祠膜拜纪念。南宋时统治者加封其为“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在陈元光的家乡———河南固始县陈集村,现仍有保存完好的“陈将军祠”。

    王审知建立闽国。唐光启元年,光州固始人王审知与其兄王潮一起奉母董氏随王绪军入漳州。王绪责王潮兄弟携母随军违犯军纪,命斩其母。诸将素惧王绪性猜忌,言行无常,即与王潮密谋擒杀王绪。后王潮任泉州刺史,景福二年攻入福州后又自称留后,据有泉汀五州之地,乾宁三年为威武军节度使。史载,当时随王潮入闽的固始姓氏,计有42姓,他们是谢、庄、林、黄、杨、王、方、许、郭、叶、高、廖、詹、孙、傅、韩、刘、李、郑、周、曾、吴、尤、施、余、颜、吕、龚、柯。乾宁四年王潮死后,王审知继任威武军节度使。审知素有军事才能,他统兵转战闽、浙,很快统一了八闽,势倾东南。后梁开平三年被封为闽王。王审知在位29年,期间,重视农耕,鼓励垦殖,保境安民,薄赋轻徭,使闽中一带社会大治。审知死后,其次子王延钧仍被封为闽王。王氏兄弟、父子先后经营福建50多年,在闽地社会生活全面汉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时和年丰,家给人足,从各方面给闽人带来了福祉。《旧五代史》于此称赞有加:“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闽国建立后,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庇护下,闽地生产发展,生活稳定。闽人敬重王审知,立祠而祀。

    随王从固始入闽者有数万之众,这在很多家谱都记载。人间重乡情,“月是故乡明”,众多的闽台人心系固始,认同河洛,概源于此。审之家乡的人也感到十分自豪,固始县城东北分水亭乡王家寨村至今还存其故里。

  4、汉人南播促生了闽粤赣客家民系

    大批中原汉人的南迁,在中国南方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客家民系。寓居于赣南、闽西、岭南的客家人从河洛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如语言、习俗、宗亲、教育、伦理、礼仪等等,有的已历千载而至今沿袭如初。明末清初流向台湾的汉人大多是闽、粤沿海一带人,但移民中之大部分是由原河洛地区南迁的客家人。一项调查表明,闽南、台湾汉人中陈、林、黄、郑四大姓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故有“陈林半天下,郑黄排满街”之谚语流行。而且在这些大姓的族谱上,都明白无误地标明其祖先为河洛人。客家人来自中原,不言而喻,也包括今河南周边个别地区,但主要是河南,因而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客方言序》中非常肯定地说:“客家大抵来自河南”。

  5、客家文化的核心是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在闽、赣、粤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生根和传播,由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历时跨度较长,且居住辽阔,又与各地土著民族杂处,因而所形成的“客家文化”也吸收了很多地方特色。要之,所谓客家文化,就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古越族和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文化,是从河洛文化母体中衍生出来的一种亚文化,其核心、精髓和根柢,还是河洛文化,如尊崇先祖,讲究郡望,重教尚礼、坚忍不拔、刻苦勤奋等。客家人后来又到了东南亚、欧美等世界各地,但他们无时不心系中原。至今有许多台湾人和侨居异国的客家人还自称为“河洛郎”,念念不忘“根在河洛”,不少有志之士怀着赤子之心,回到故乡的热土寻根问祖,投资兴业。

    文化是有时空特征的,这种特征主要是随物质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差异而生成。客家文化除保留和弘扬了河洛文化的根性特质外,在融合各地优秀文化中,也不断地在演绎着、发展着、创造着。由于客家人四海创业,很注意与周边的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因而团结友邻、共生共进的意识相当强烈;由于客家人经常置身于异质文化的氛围中,因而很善于以宽博的人文关怀之胸襟推己及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由于客家人遍及世界各地和多处于我国东南沿海,因而尤具以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相结合的远大视野,能平和善处人类文明冲突等。客家文化和客家人这种新的特点和精神,有力地推动着中华文化和新一代客家人走向世界大舞台。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杨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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