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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与台湾文化的渊源关系
2008-06-13 13:27:11 华夏经纬网
河南地处中原,古称“河洛”地区。“河”,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洛”,即今黄河中段南面之支流—洛水;“河洛”泛指黄河与洛水交汇之流域。以今日地域之观念,她以中岳嵩山为中心,北迄邯郸以南,南接淮河之北,西达关中华阴,东至豫东平原。其主要区域,即今河南省境。“河洛文化”正是在这一土地上孕育、产生、繁衍的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

河洛文化既属于地域文化概念,同时也属历史文化概念。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极其深广。河洛文化从形成到发展,直到以顽强的生命融入中华文化的体系中并长久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里程,说明河洛文化在低谷阶段能以博大的胸怀,最大限度地吸纳、融合外域文化,弥补其不足;在高峰阶段,又屡屡以强劲的态势和饱满的能量向外域挥发和辐射,给周边文化以积极的影响。如此,恪守传统,兼收并蓄,开拓进取,由河洛而泽中原,由中原而广播中国,最后终于由地域性文化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河洛文化是中国最核心的、生命力最强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赖以生存的精神源泉,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灵魂。

既然“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史上拥有如此巨大广泛的影响,也就必然存在着它所依附的强大的国家政治力量,而且可以断言,它所依附的国家政治力量就在河洛地区。河洛地区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华民族的的发源地。所以“河洛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

那么,作为中国“根”文化的“河洛文化”,与台湾又有什么关系呢?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下:

第一,       台湾同胞的族属是炎黄子孙,其“根”在河洛。

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形成都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一般都是从原始氏族、部族到部落联盟和民族的发展中演变过来的。其演变的原因不外是:氏族开拓土地引起的融合,经济开发、战争及天灾、瘟疫所引起的民族迁徙等等。从民族分布和形成过程来看,也不例外。例如,占台湾总人口98%以上的汉族人,大都是从东南沿海的闽移民台湾的,即我们所说的闽南人,(河洛人)和客家人,而闽南人和客家人,又都是秦汉以后历经唐、宋、元、明、清北方中原河洛地区的士族、黎庶因不堪战乱、灾疫肆虐等而大批迁往闽、粤的。另外,占台湾总人口2%的少数民族—高山族(或称“先住民”)他们的始祖是从祖国大陆东南渡海登上台湾岛并进行开发的“古越人”,而“古越人”则是华夏先祖夏禹的后裔,大禹的始祖又是轩辕黄帝。在中化民族的“尊祖”史上,夏后氏尊崇奉祀的宗祖正是黄帝、颛顼、鲧和禹。所以《国语·鲁语上》中说“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台湾的高山族(先住民)也是炎黄子孙,他们和汉族一样,共同的始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二帝。

中华文化数千年一直没有中断过,是由其固有的文化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政治、思想和学术的连续性决定的,同时也来自于祖辈代代传递下来的历史文化活化石—姓氏符号以及家谱、族谱,在每一代社会成员心理深处所形成的极其顽强的寻根尊祖情结和归属于同一文化渊源的民族认同意识,来自于内化、积淀、渗透在中国人普泛的集体心态中的敬重系谱。台湾世居住民家家户户还保存郡望、堂号以示眷念祖国大陆祖籍;族谱能自然、亲切地把两岸同姓联在一起,均源于此。

因此,台湾现有县志和谱牒中也不断出现台闽祖根在河洛的论述。1988年,台湾出版了世著《台湾族谱目录》,收录多姓万余谱牒,这些家族开基祖,大部分来自中原河洛。“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林道衡声称,台湾共有1694个姓氏。其中陈、林、黄等十大姓氏的人口数累计总和在全台湾各县市总人口的比例中,低于50%的有新竹县、桃园县及基隆市,其余各县市都超过半数以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为以上十大姓氏的堂号源流进行考查,发现大多数都源于大陆的中原河洛地区。

台湾曾有一句俗话“陈林半天下,黄郑排满街”,而福建则有“陈林满天下,黄郑排满山”之誉。其中陈、林、黄、郑的根源均在中原河洛—陈姓源于河南淮阳;林姓源于河南卫辉;黄姓源于河南潢川;郑姓源于河南荥阳。

因而许多台湾同胞已不满足于到广东、福建寻根了,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原河洛寻根。有为寻觅中华民族之根到龙都淮阳伏羲太昊陵、黄帝故里新郑朝拜;有为寻找林姓祖根到黄河北岸拜谒比干庙,有到叶县祭扫叶姓得姓始祖—叶公的,还有为纪念大义赴国难,视死如归,使江南人民免受战乱之苦的民族英雄张巡,到豫东重镇商丘“六忠祠”,到南阳朝“二忠祠”等等。其情其景,十分感人,这确确实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再现。故而海外华侨,台湾和香港同胞称自己为“河洛郎”,称自己所运用的母语为“河洛话”者大有人在。

台湾同胞潜涌奔流的“思乡热”和勃然兴起的“寻根热”,有力地证明了作为炎黄子孙的台湾同胞一片真挚深沉的爱国爱家之心,正是这种爱国爱家之心把台湾和大陆、和中原紧紧地连在一起。

第二,台湾同胞中大多数人所讲的闽南语或“客家话”源自于“河洛话”。

语言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是我们祖先世代积累下来的极宝贵的财富。台湾高山族(先住民)的族语是由大陆古越人的语言发展而来,自不待言。台湾同胞中,不论是闽南话,还是客家话,从其语音、词汇和语法习惯等各方面都是由北方中原河洛方言发展演变而来,所以说,今天台湾同胞讲的话许多都是河洛方言。这种“乡音未改”的客观存在,更进一步说明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血肉相连的感人事实。

台湾汉人社会使用的语言是和闽、粤一样的闽南话和客家话。倘从泉州知府汪大猷在澎湖建造房屋并派水军驻守算起,闽南话在台湾已流行八百多年。台湾现有2300多万人口,说闽南话者至少1600万人。1986年,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出版《泉南文化》第二期上说;闽南方言系来源于六朝雅言—河洛话。随着大批中原河洛人的入闽,河洛汉语也被带了进来,为闽南话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故闽南话又有“河洛话”之称。

闽南人移民入台后,多聚族而居。语言学家指出,台湾闽南话有漳州腔和泉州腔之别,这是移民来台时多按姓氏家族或来源地聚居而形成闽南话地域差异的表现。以后虽又形成程度不同的“漳泉滥”,既“亦漳亦泉”的闽南话,但基本语言没有变。为了进一步探寻台湾方言与祖国大陆中原的渊源关系,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编成四卷本《台湾语典》;近代台湾学者黄敬安又从《十三经》中找出与台湾方言(闽南话)有关系的条目131条,编成《闽南方言证经举例》一书。以上二著证明,台湾方言“言多周秦之语,声含中原之音”,是祖国大陆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嘉应大学的陈修先生在《客家称谓新说》一文中,从语言角度即客家方言与古汉语演变的相互关系论证客家乃是“河洛”二字的转音,又引证清代黄遵宪著述中反复提到的客家人乃河洛人相印证,均说明客家文化与河洛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已为世人所公认。

由此可知,无论是闽南话还是客家话,其根源均在河洛地区。源于闽、粤,根在中原的台湾方言,使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毫无语言障碍,并成为台商赴大陆投资的首选因素。

第三,台湾的民俗文化事象可追寻至“河洛”文化之中。

源于人类天性的民俗最能体现慎终追远、落叶归根的民族感情。在台湾,无论岁时令节,喜庆婚丧,还是传统信仰,祭天敬祖,无不处处表现闽、粤风尚,事事彰现中原色彩。台湾民俗当中的“拣骨”习俗形成于先祖从“唐山”渡海抵台之初,那时不管落籍时间有多久,总不忘记在父母去世后,把灵柩运回大陆的祖籍安葬。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则先把父母棺木暂时埋葬在台湾,以后再拣拾遗骨带回大陆老家安葬。这种风俗,造就了千千万万民众络绎不绝地回祖籍祭祖寻根,并且不断警示后人:落叶归根。

汉族的传统节日,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上被保留在今日的台湾社会生活中,并对台湾人的个人心理和社会风尚等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台湾与大陆密不可分的又一佐证。

台湾人的传统节日,又有相当一部分源于晋代的江淮文化和南朝至隋唐发展起来的长江文化习俗。这是河洛先民和客家先民第一次迁徙的侨居地创造的文化。客家先民在进入华南、形成客家民系最后迁移台湾的过程中,河洛人在进入闽南最后迁移台湾的过程中,都产生一些适应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需要的节日与习俗。这些习俗有类似于中原汉族的习俗,也有不同于中原汉族的习俗,但却源于中原并且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深厚的渊源关系。

钟敬文先生说:“民俗文化是在一定群体成员中,最基础的,也是一种极重要的一种文化。因为世上没有比民俗文化更为广泛地紧贴群众生活、渗透群众生活的文化现象了。台湾民间的民俗事象虽然丰富多彩,但仔细考察起来,不论是高山族(先住民)的风俗风情,还是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精神文化习俗,都与祖国大陆有着千丝万缕以至水乳交融的关系。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播、渗透、融合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许多还保留着北方中原“河洛文化”的传统。从原始社会到今天,中华民俗文化历数千年面不衰,成为中华民族“根”文化—“河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现实和历史的事实,这种真实的存在,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

第四,台湾的民族信仰与中原地区基本相象,也可从河洛文化中找到其发展轨迹。

从台湾的民间信仰上来看,许多中华历史上的先圣先贤、民族英雄、文化创造的智者和造福一方的廉吏、解人病疫的名医等等,都是台湾同胞崇祀的对象。远自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二帝、大禹、古越王、伍子胥、屈原、项羽等,其历史文化渊源之久,历历在目。特别是近年来在台湾兴起的“黄帝教”,更具有强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号召力。它不仅把对黄帝尊为华夏子孙的始祖,而且还把对黄帝的信仰,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心”。这种信仰在全世界华人华侨中的强大凝聚力是不可估量的。

历史上入台湾的汉族移民包括祖籍中原河洛的移民,不过两种类型:一是近于生计前来台湾进行垦殖开发的经济型移民;二是由于政权更迭或其他原因而来台避难或待机发展的政治型移民。因此他们无论是为生计漂海而来,还是近于政治流亡而来,他们目的的实现,都是在大陆。这就形成了台湾移民社会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的移民社会不同:他们不是以离开自己的家乡为目的,而是以重返自己家园为归旨的。这就赋予了台湾社会十分普遍而强烈的祖籍观念和民族意识。

由于避乱拓荒社会的高度不稳定和异常艰辛,以及对内地亲人、对故土的强烈思念,使得移民们在精神上十分依赖信仰;再如诸政治情况的多种变化与岛内居民的冲突,如平番、移民械斗、反清、抗日等,都必须依靠宗教信仰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当然,在异族的统治下,民间信仰更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民族教材和精神寄托。因此,因移民所伴随而来的民间信仰成为台湾文化的主流。所以台湾的民间信仰大抵非本土自然亲生,相反地与移民来台有着莫大的关系,大部分是从大陆原版移植过来的。

神教的崇信,是台湾民间的普遍现象,自然也是台湾开拓史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直扮演重要分量的因素。就整个我国民间宗教文化的历史来看,台湾的神教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是非常浓厚的。而追根溯源,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现象大都与河洛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传承关系。

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从宗教种类上来分, 无怪乎两大类,即佛教和道教,其中是道教居多。中国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均源于河洛地区,它们传入台湾的过程正如河洛人移民台湾的历史一样,由河洛一步步到闽、粤南部,再由闽、粤渡海到台湾的。因此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和神像虽直接来自闽、粤,但是追溯历史渊源,又是与河洛宗教文化一脉相承的。

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无论是大陆中原还是东南沿海,还是宝岛台湾,到处都有炎帝、黄帝、尧、舜、禹等先圣的形迹和传说,到处都有龙的形象。郑成功和老子、关羽、韩愈等神话的历史人物,都名列《二十四史》。而玉皇大帝、织女、魁星、孙悟空、观世音菩萨等宗教神话人物,也都家喻户晓,而且形象如姊似妹,宛如一母同胞。

所以从无孔不入的台湾宗教和民间信仰来说,究其本源,多为河洛文化之余脉。

台湾高绪观先生在《台湾人的—八闽全鉴》一文中说:“台湾人文礼俗源于中土,相袭八闽,举凡信神拜佛,敬天祭祀。婚丧喜庆,衣冠礼乐,四时年节,以及习俗人情,皆是祖宗流传下来的。”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因移民所伴随而来的民间习俗与传统思想,成为台湾地方文化的主流。

 

早期随闽、粤移民进入台湾的中华文化,是中原河洛文化南播后形成的一种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化: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它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翼,本身又是远离儒家文化中心的边沿文化色彩。这种远儒性和边缘性,使它较之于中原文化更容易出现新的变异。

其与中原文化同质殊相的特点,表现出两种可能:一种是信心文化向前发展了,它不发展还得保存古制。今天我们在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中都能发现诸如在语言、习俗等方面保存着某些更为纯粹的古风。另一边是在边沿地带的特殊环境中,发现形成了某些文化特色。特别是当台湾由汉族移民社会向汉族移民定居社会转型以后,移民后裔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在长期漂离原来文化环境之后产生了对本土社会的特殊关注和对本土文化的自我体认,这是可能理解的。但这只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地域特色和新土形态,并不是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其在本质的深层结构上,并未逸出中华传统文化的范畴,充其量只是一种区域性的亚文化类型。何况在历史上当日本统治者企图以“皇民文化”来灭绝中华文化时,以本土面目出现的中华文化的这一区域特征,实际上起了与“皇民文化”相抗衡的民族文化的作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因为不能讲“民族”只好讲“乡土”;而这种“乡土”是台湾,其背后就是中国。中华文化与在这一特殊环境中被强调出来的乡土文化在共同抗御异族文化的压迫面前,具有很高的民族同质性。可以说台湾所谓的乡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好象母与子的关系,中华文化是母,台湾地方文化是子。中华文化在台湾,是全面性的移入,不是局部的传播和影响。

河洛人作为汉族移民台湾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文化全面移入台湾、推动台湾地方文化发展的主体。因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祖根的河洛文化,在台湾地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台湾地方文化与中原河洛文化有着深厚的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这已以被作为中国人的台湾人与河洛人所认同。这也是中华文化在台湾强烈归宗意识的体现。

人要拜祖、神要认宗,即使民俗、艺术、工艺、建筑等等,也要寻找自己的祖根渊源。有历史形成了台湾人十分普遍而强烈的祖籍观念、民族意识、归属要求,以及由历史形成了的这种文化的向心性,成为大陆与台湾、原乡人(祖根地人)和新土移民最强大的精神凝聚力。

这也是长时期来河洛文化与台湾地方文化血肉相连的根本原因。在此,我们要说:台湾人的根在祖国大陆,根在中原河洛,根在炎黄先祖创造的悠久深厚的河洛文化之中。

 

 

主要参考书目:

周文顺  徐宁生《河洛文化》

郑淑真  萧河  刘广才《根在河洛》

张华  萧河  刘广才《台湾河洛郎》

刘登翰《从原乡到新土·台湾文化剖析》《港台信息报》1998.2.10

   《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从书·总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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