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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百年研究回望
    世界遗产云冈石窟,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绚丽多彩的雕刻艺术而驰名中外。是中国早期石窟的典型代表之一,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有其他早期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从20世纪初期,云冈石窟重新走进学者及人们的视线以来,国内外石窟寺考古及美术史、宗教史、文化史等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使云冈石窟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日益提高,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一、考古调查与发掘

    云冈石窟的考古调查工作始于上个世纪初。1902年6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建筑学家伊东忠太在大同调查辽金建筑的同时,偶然发现了云冈石窟,写有《云冈旅行记》一文,引起世人对云冈石窟的注目。并于1906年发表了对云冈石窟研究的考察报告《北清建筑调查报告》。同年又将云冈之行的经历汇集为《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发表。伊东忠太是将云冈石窟“推荐”给世界各国学界的第一人。同时,他还首次运用了比较学原理对云冈石窟进行系统研究,并发表了近代云冈研究的第一篇报告和游记。他是近代云冈石窟学术研究的拓荒者,使云冈石窟重新进入国内外研究家的视线。

  1906年,法国学者夏凡诺在云冈拍摄了大量照片。于1907年完成《华北考古学使命记》。

  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chavannes)调查云冈石窟,之后发表《北中国考古图录》文字一卷、图片二卷。其中有云冈石窟图片多幅,这是关于云冈石窟最早的图像记录,图片解说中介绍了云冈石窟的基本情况。首次用图片形式向世人披露了云冈石窟的风貌,并引起欧洲学者对云冈石窟的关注。

  瑞典喜龙仁是西方研究云冈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他在《中国雕刻——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一书中对云冈石窟雕刻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于1939~1944年先后7次在云冈石窟考察,利用夏至秋3个月的时间对石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拍照、实测、拓印,并对第7~13窟窟前、14~20窟窟前及山顶佛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辽代、北魏上下两层文化层以及其中包含的建筑遗物,在西部窟群顶部和东部山顶发现了北魏建筑遗迹,在龙王庙沟发现了一处辽代建筑遗址。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前提下,结合史料文献撰写调查报告,于1951~1956年间,陆续出版了《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十六卷,三十二本。

    从20年代中叶到50年代,关野贞、常盘大定、小川晴  等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研究,并发表了观点鲜明、影响深远的论文、论著,就云冈石窟特点、造像渊源、服制、题材、装饰纹样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国内最早研究云冈石窟的学者当属陈垣先生。1918年,陈垣考察云冈石窟,于1919年发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从史料方面较全面系统地考证了云冈石窟。后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一文中,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接踵而来的是叶恭绰、郑振铎等人到云冈石窟的调查。1933年,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调查大同地区古建筑及云冈石窟,发表《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系统地分析了云冈石窟所保存的北魏建筑样式,指出了云冈北魏建筑的西方因素和汉地传统因素。

大同学者白志谦编写的《云冈石窟寺记》,对云冈当时保存状况做了客观的记述,并注意到对云冈窟檐遗迹的记录,这是当时学者比较详尽的一份调查报告。

  1947年宿白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整理善本书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大石窟寺碑》抄本。50年代初期以来,又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云冈石窟的建置沿革、洞窟布局及石窟编年提出了新的学说。闫文儒先生在多次对云冈石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云冈石窟研究》、《中国石窟艺术总论》。

  1950年,中央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派裴文中率领雁北文物勘查团到山西北部,对古代遗址、墓葬、石窟寺和古建筑进行调查,之后发表了《雁北文物勘查报告》一书,是建国初期国家组织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行动。

  70~90年代,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等诸多单位的专家对云冈石窟及周边石窟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发表了一批中小石窟的调查简报与文章。

  1972~1973年,在云冈石窟加固维修工程中,清理发掘了第9、10窟窟前遗址及窟顶平台,清理出北魏巨莲和龟背纹图案、辽代五间建筑遗迹。

  1987年6~12月,在石窟维修加固工程中,对龙王庙沟西侧第5窟附窟进行清理,发现建筑遗存3处,出土文物30余件,说明辽代曾在此处修有木构建筑。之后,对龙王庙沟东侧台地亦进行了试掘调查,发现了古代建筑遗存。

  1992年~1993年,为配合云冈石窟“八五工程”,对第1~20窟窟前地面进行全面考古调查发掘,发现的北魏遗迹有:在昙曜五窟前和第9、10窟前发现了两组与壁面上的大梁孔相对应的北魏建筑遗迹,有地面上排列整齐的柱穴和含丰富北魏磨光瓦片的烧土层;第20窟前发现北魏时修建的台阶、坍塌的立壁石块堆积、用石屑和石块向南堆积扩展的两层石坝和一条斜坡踏道。在第9、10窟前发现了北魏窟檐建筑室内地面上的5个团形莲花图案和龟背形图案的雕刻纹。在第3窟前发现了如何开窟取石的许多重要痕迹。发现其他时期的遗迹有:昙曜五窟前辽金时代的部分铺地砖、含辽金时期建筑瓦砾的文化层;第9~13窟前地面排列整齐的辽金时期的柱穴遗迹,并与立壁上的方孔相对应;第3窟前,发现了唐、辽时期的文化层以及金代“九间灵岩大阁”地面柱穴排列遗迹。其中第3窟前遗址的发现被评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二、研究成果概述

  随着石窟寺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东西方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著作陆续出版问世。主要著作有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1915),小野玄妙《极东之三大艺术》(1924),松本文三郎《佛像之美术研究》(1916),新海竹太郎、中川忠顺《云冈石佛》(1921)。常盘大定《参拜古圣之迹》(1921),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合作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1925)、《支那文化史迹》(1926),书中介绍的内容与照片比沙畹更进一步。喜龙仁《中国雕刻——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1925),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造像的大型图册。水野清一《云冈石窟及其时代》(1939)出版。日本学者岩崎继生在大同居住期间撰写了《大同风土记》,记录了云冈石窟。水野清一著《云冈古佛群》(1941)。长广敏雄《大同石佛艺术论》(1946),长广敏雄的《云冈日记》(1987)等论文、论著,对推动云冈石窟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1951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撰著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陆续出版,标志着当时日人研究云冈石窟的最高水平。全书共16卷,每卷分为2册,有两篇论文、近百张照片。该书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主体洞窟内容记录,详细记录了石窟形制、造像题材、造像内容及现状。第二部分是研究论文,主要有“云冈石窟谱系”、“从云冈样式到龙门样式”、“云冈石窟雕刻中的西方样式”、“云冈石窟营造次第”、“中国的石窟寺院”、“昙曜与云冈石窟”、 “云冈石佛寺”、“云冈石窟历史背景”、“云冈石窟的装饰意义”、“云冈石窟佛传故事”、“云冈的图像学”。第三部分为图版,包括洞窟实测图、拓片及大量的洞窟照片。第四部分为附录。这部著作内容广博、卷帙浩大、资料较为齐全,其影响深远至今。

  近年来,国际云冈研究异常活跃,涌现出一批新生代学者,如日本的八木春生、石松日奈子、小森阳子,美国的汪悦进、蒋人和等,他们积极著书立说,逐渐成熟,成为研究云冈石窟队伍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陈垣先生的《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开国人研究云冈石窟的先河。先生广证博引,用丰富的史料,对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指出昙曜不仅是石窟的创始者,也是云冈石窟译经的第一人。之后,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在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详细论述了开凿石窟与重视修禅这一北魏佛教信仰的重要特点,成为研究中国早期石窟突破性的成果。30年代,梁思成等人所著《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是云冈石窟专题研究的典型范例。文中指出:云冈石窟是西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实物例证,在“建筑上并没有动摇中国基本结构。在雕刻是只强烈地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其精神、气魄、格调,根本保持着中国固有的。”稍后的赵邦彦、周一良、戴蕃豫等人撰文就云冈石窟的开凿历史、造像内容、艺术源流、雕刻、与西域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多方位、深层次的探讨,推动云冈石窟研究水平向纵深发展。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使云冈石窟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1956年,宿白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对新发现的云冈石窟这一历史材料的内容及价值做了介绍。认为《金碑》的重要性有两点:一是“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二是“引用现已佚亡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也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材料”。依据《金碑》所提供的新资料,对云冈石窟的历史和分期研究,提出了新的看法。后围绕《金碑》一文中日两国专家就有关云冈石窟开凿历史、分期排年引发一场学术争论。宿白先生先后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对云冈石窟的分期及其历史背景做了全面的论述,这场有关中国石窟寺研究方法论的大辩论,对推动云冈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87年,宿白先生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提出“云冈模式”的新概念,强调了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伎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自然成为魏国领域内兴凿石窟所参考的典型。”“云冈石窟的影响范围之广及其影响延续时间之长,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

    云冈石窟研究院的前身是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成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担负着云冈石窟的科学保护、学术研究、开放管理等任务。半个多世纪以来,云冈石窟研究院的专业人员从基础工作抓起,注重在日常工作中积累资料,首先逐一对洞窟进行调查,摸清家底,掌握第一手材料。在占有资料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先后在国内外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80年代中期,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两卷,标志着云冈石窟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批年青的新生力量在研究方面崭露头角,显示出扎实地基本功底,是云冈研究的中坚力量。在该书中首次刊载“云冈石窟内容总录”,是研究云冈石窟最基础的洞窟资料,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90年代编辑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雕刻》、《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云冈石窟》等大型图册,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云冈石窟最新的画册,是研究工作深入进行的发端。随着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发掘工作的结束、云冈石窟保护工作的深入进行,为云冈石窟的专题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院内专业人员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如李治国、丁明夷《云冈石窟开凿历程》,王恒撰写的《〈魏书·释老志〉与云冈石窟》,陆屹峰、员海瑞《云冈石窟开创问题新探》,张焯《金元之际全真道入据云冈石窟》,李立芬《云冈石窟的佛经故事画雕刻内容及其特征》,刘建军《洞窟开凿技术揭秘——云冈石窟第三窟遗址》,李雪芹《试论云冈石窟供养人的服饰特征》,张华《云冈石窟中的北魏石雕佛塔》,赵曙光《龙王庙沟西侧古代遗址清理简报》,赵昆雨《云冈本缘故事雕刻内容及其特征》。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对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题材考证、考古发掘、建筑形式、服饰特点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肯定。

  近几年,由王恒撰著的《云冈佛经故事》、《云冈石窟佛教造像》,赵一德《云冈石窟文化》,王建舜《云冈石窟艺术审美论》、《云冈石窟双窟论》,李雪芹、李立芬合著的《解读云冈》等书相继出版发行,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云冈石窟的历史、艺术、宗教,提出了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之后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编辑出版《云冈百年论文选集》一、二卷、《云冈石窟大事记》、《名人与云冈》、《云冈石窟保护50年》等著作,将百年来研究云冈石窟的重要论著汇集成册,以感谢曾经为云冈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外学人。2005年7月,在云冈石窟成功举办了2005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编辑出版《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保护卷》共收入论文120篇。2007年,张焯编撰的《云冈石窟编年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作者以深厚的史学功底,将云冈石窟的历史作清晰梳理,全书60余万字,资料翔实,内容丰厚。是近年研究云冈石窟的一部力作。

  一个世纪以来,云冈石窟在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但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有不少缺憾。云冈石窟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不懈地努力,云冈石窟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相信,云冈的明天会更好,云冈石窟的研究一定会结出更多更新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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