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古今杂谈
揭清代"小学老师":康熙时期年收入最高不足2两
华夏经纬网   2016-09-08 08: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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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勇

  《三字经》里有两句耳熟能详的话:“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意思非常明白,生了孩子不送去学习,那是当爹的不对;教育不严格,孩子不成器,则要怪当老师的偷懒。把老师跟老爹相提并论,真是给足了老师面子。但清代老师的朋友圈中,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孩子王,就是小学老师。这话听着有点露骨,即一个人但凡能吃上饭,就别去当教书先生。这就让人纳闷儿了,清代小学老师的日常是啥样呢?

  工资福利有点尴尬

  中国古代的老师,根据学生受教育的不同程度而有相应的称呼。比如,启蒙老师叫做蒙师,传授经学的老师称为经师,科举制确立以后还有举业师。但不得不说,作为小孩最初受教育的领路人,蒙师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清代,蒙师通常便是指塾师。按照当时的学塾制度,小孩到了一定年龄(4到7岁),便要送去接受教育。条件较好的家庭,请教书先生到家中来教育本族子弟,此为家塾;条件一般者,把孩子送到有钱人出资开办的学校中,此为义塾;还有一种是教书先生筹资办校,学生自费前往学习,便是私塾。这些学塾的教书先生,统称塾师,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小学老师。

  尽管各方都很肯定塾师的重要作用,但他们的工资福利实在有点尴尬。有人曾归纳,清代塾师的经济来源主要有束修、膳食和节敬三项。束修,便是工资,又是三者之中的最主要一项。即便如此,塾师的工资却并不怎么高。康熙时期,徽州府婺源县庆源村的塾师詹元祥,就在日记中记载过自己的年收入:1700年为1两6钱,1701年为4钱5分,1702年为2钱,1703年为1两7钱,1704年为8钱,1705年为1两9钱7分。最高的时候还不到2两,何况个别年份还有跌落。真不知詹老师能不能养家糊口。有些发达地区塾师的待遇要好一些。比如,光绪初年苏州彭氏家塾发给老师的工资是每月六千文铜钱,约合4到6两白银,不知道比詹老师高到哪里去了。

  义塾老师可以“吃转饭”

  除了工资,膳食也是塾师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有的家庭在聘请塾师时,会特别说明可以管吃管住,或者提供一日两餐不管住。总之,只要能够管饭,就会显得诚心实意,条件优厚。还有的家庭,虽然不提供膳食,但可以折算成银两,变成工资的一部分发放。

  而在义塾中任教的老师,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凡是上义塾的孩子,家庭本来就不怎么富裕,任凭哪一家恐怕也没有能力再额外担负起老师的吃饭问题。但不得不说,清代塾师的社会地位毕竟还是在那儿摆着,怎么也不会沦落到挨饿的地步。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义塾的老师可以轮流到学校附近的学生家吃饭,时人称为“吃转饭”,有点吃百家饭的感觉。而且,伙食质量普遍不差。据记载,农民平常不易吃肉,但给老师做饭送饭时,每顿必有肉有鱼有菜。菜是自己种的,鱼到河里捉,肉则到街上买。

  对那些离家较远的老师,大家还商定让老师在各家轮流吃住,或者吃在这家,住在那家。无论什么方式,塾师的吃饭问题总能够得到解决,也就节省了相当一部分开支。

  束修和膳食都是塾师的基本收入,虽然数量不定,好在旱涝保收。相比之下,节敬并不是塾师的固定经济来源。一般来说,稍微有些条件的学塾都会在几个重要节日向老师送点银两,比如清明、端午、七夕、重阳,俗称四节礼。有的地方,还会加上夏至、冬至和中秋,凑成七节礼。节敬的数额多寡不一,从几十文到几千文,加起来基本不会超过全年的束修。当然,也免不了一些学塾实在囊中羞涩,基本工资之外没有什么节敬,那塾师们也没办法,私下里面只能抱怨几句“节礼包分文未见”。想想也真是有点悲催。

  塾师的待遇之所以微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并没有获得士绅身份。通常来说,假如一位老兄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秀才功名,那回到乡里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即便当个塾师,工资也不至于太寒酸。而一些连秀才头衔也没有的老师,读书作文的水平确实不怎么高。虽然教育小孩子绰绰有余,但在别人眼中往往也就这般身价了。

  昔日之师,今日弟子

  单从收入上来说,塾师的生活无疑有些清苦。但在尊师重道的风气下,塾师的尊严还是可以得到基本保障和敬重,这也让塾师们倍感欣慰。在我们的印象中,教书先生往往是戴着一顶瓜皮小帽,留着一把胡须,手中拿把戒尺,摇头晃脑带着一帮小孩背经读史。有不听话或背书不给力的熊孩子,免不了被打手心、抽屁股。塾师的威严,在这里完美展现出来。塾师也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

  塾师的威严,既是他们对付小孩的手段,也是自己骄傲的资本。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原来的私塾纷纷关闭,新式的学堂相继成立。一些曾在私塾教书的老先生们,顿时失了业,只好到新式学堂里另起炉灶,学习新知识。而这些新学堂的“老师”们,虽然有的留学东洋,有的留学西洋,但小时候大都还有过私塾学习的经历。产生的窘境是,底下坐着的某位老先生,可能就是自己当年的幼师。

  包天笑回忆说,苏州师范传习所成立后,一位留日归国的青年教师看了报名的新生名单,忙说不能教,原因是:“里面有一位教过我书的老师,我甚顽劣,他打过我手心,我今却来教他,太难堪了!”还有的青年教师,鼓足勇气站在台上,努力去面对台下曾经的塾师。但老先生似乎感觉无所谓,拿起烟斗,呼呼地抽起水烟,立刻又让台上的毛孩儿体会到了什么是师道尊严。类似的例子甚多,直让人哭笑不得。

  塾师各种苦

  威严上的满足,却无法掩盖塾师日常生活的苦闷。科举体制下,读书人的梦想是科考为官,出将入相。但现实很残酷,能够考中的人毕竟只是其中的少数,大部分读书人还是回归乡里,谋得一职,聊以度日。当了塾师的人,更要承受这种心理落差。

  蒲松龄就曾写过四首打油诗,题为《塾师四苦》。每首开头,都是“人言教书乐,我道教书苦”,可见确实比较苦。那么,怎么个苦法呢?归结起来有:一是课时多,身体累。“清晨便教书,口舌都干苦”。“开学不回家,清明到端午”。二是学堂破,硬件差。“塾堂两三间,东穿又西破。上漏并下湿,常在泥中坐”。三是住宿苦,难入睡。“虽有青麻帐,又被鼠穿破。夏间灯烬时,便受蚊虫蠹”。四是食不精,饭难咽。“粥饭不周全,酒肴亦粗卤。鱼肉不周全,时常吃豆腐。非淡即是咸,有酱又没醋”。

  蒲松龄的描述,或许只是个别情况。尤其对照前面提到的各家轮流给塾师提供好吃好喝的情形,更能看到每个地方塾师的生活状况真是千差万别。但教学时间长、管理小孩费心力,则是各地区乃至从古至今小学老师的共通之苦。当然,苦的还不止这些。清代塾师就算赚得少点、工作累点,也还能坚持忍耐。最难受的莫过于学塾拖欠工资,到期不发或少发,可苦了这些本不富裕的塾师们。有人曾作诗说:“蒙馆舌耕不自由,读书人到下场头,每逢年节先生苦,亲去沿门要束修”。老师们挨家“讨薪”的样子,真有点不成体统,但也真是无可奈何之举。

  爱岗敬业,教育有方

  总体来说,清代的塾师是一批爱岗敬业、教育有方的群体。生活的苦闷、孩童的顽皮,并没有影响他们尽职尽责地传道授业。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启蒙教育,才为这些小孩以后学习更高深的知识打下了基础。而且,针对小孩多动爱玩的特点,塾师自有一套合理有效的管理和教学方式。

  抱怨过塾师四苦的蒲松龄,还写过一篇《训蒙诀》,翻译过来就是《幼儿教学大纲》。内容不长,浅显易懂,可以作为塾师的入门培训读物。从教小孩认字、读书、作对,到洞察孩童心理,乃至作息时间、大小便,都列出了相应办法,今天看来仍旧有其合理性。其实,古代塾师还有更为细致的教学管理方法。曾在宋代大儒朱熹门下学习过的学生,归纳了朱子的六条教书、学习方法,分别是“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朱子不仅强调学习时要步步深入,而且应常怀谦虚心态,做到学问与人品的同步提升。朱熹另外被人称道的一点是,读书也要有怀疑精神,一些不知名小人物的言论兴许能够启人心智,而一些大人物的言论也可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种开放的教学心态,的确值得肯定。

  清代的黄六鸿,曾在《福惠全书》中记载过塾师一天的教学流程。从早到晚,每一刻钟都有规定的学习内容。每天早上小孩子来到学塾,先要背诵昨天学习过的知识。背完之后,才加一些新内容,争取做到熟读。早读之后,留出时间吃早餐。吃过早餐,开始上午的课程,包括临摹写字、讲解经书等。写字的时候,要逐字仿写。写错或写得不工整,塾师都会拿笔勾掉,令其重写,直到符合要求为止。塾师讲经的时候,须先讲大概意思,然后逐字讲解,务必明白简易,让小孩胸中了然。下午的课程,先要背诵早上所学内容,然后学习作对子。等到次日上课时,第一步也是先将昨日所学知识温习一遍,继而学习新内容,这便是“温故知新”。不仅如此,每过五日,塾师还要暂停教授新课程,让学生背诵、默写过去几天的知识点。每隔十日,则要默写过去十日的课程内容。

  反复记忆的结果,便是学生能够记住更多的知识,进而逐渐积累增多。而且,我们以往对学塾小孩“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的印象并不准确。灵活的教学方式,还表现在“因材施教”方面。清代嘉兴姚氏的家塾,分为东塾和西塾,东塾的学生层次较高,西塾的学生层次较低。该学塾规定,十岁以内的孩童,或大于十岁但智力稍显愚钝的孩童,在西塾学习;等到读书有所进步之后,则自动从西塾升入东塾。同样道理,东塾的小孩如果读书不够努力,进步不大,那么就自动降到西塾。东塾和西塾的学习内容、师资力量都有所不同,正是针对两边不同程度的学生而专门配备。

  清代的塾师,大多扮演着启蒙导师的角色。他们教育孩童一些基本的知识和礼仪,虽然期待这些孩子当中能够产生未来的国家栋梁,但本质上还是延续了中国古人对培养“士”的一贯追求。这里的“士”,更偏重于一个人在学术、道德上的成就。而他们的认真负责精神,也被以后中国的诸多幼初级教师代代延续和发扬。

来源:北京青年报

 

 

责任编辑: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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