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考古发现
陶寺遗址发现尧舜之都 现中国最早文字
华夏经纬网   2010-08-03 08: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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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壶上,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

 

    形似齿轮的陶寺文化器物。

    

    陶寺文化早期的铜铃。 本报记者胡雪柏摄

    社科院考古所称发现尧舜之都遭各方质疑

    回应质疑:中华文明推前500年 证据有三

    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的汾河之滨崛起。

    在这里,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作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备。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起来。这里出土的一件陶壶上,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一处半圆形遗迹,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凡此种种,足以将中华民族可以考证的文明史往前推进500年。然而,围绕这些结论、推断和分析,争议之声从未止息。

    在7月30日开幕的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首次向民众展露真容。

    亦真亦幻一古城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地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距县城约15华里。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藏身麦田的考古工地,在47岁的何努心里分量有多重,又有多纠结——他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

    这位谦和寡言的学者,只有谈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坛坛罐罐才会兴奋起来,娓娓道来不知疲倦。他说那些在地下沉睡已久的遗迹,在他眼里都是活的。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在他的脑海里不时闪现,“跟电影似的”。

    那是一座都城。君处庙堂之高,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远,一贫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权者易手。城址扩大数倍,社会更趋繁盛。城中恢弘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官营的手工作坊里,工匠们开始掌握青铜铸造技术,最初的文字被用于称颂“王”者。

    文明持续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王”们不见踪影,成为千古之谜。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最伟大的人物对话。”何努说,这样的快乐很少有人能够分享。

    然而正是这个给他带来无限乐趣的陶寺遗址,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田野考古生活的清苦、枯燥和孤寂,何努总是一语带过,真正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发掘、求证过程的曲折。

    更大的压力则在于,无论是他对陶寺遗址的诸多论断、推测,还是他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在考古学界都质疑者甚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张长寿、徐苹芳等人都出现在质疑者名单中。

    这些学者或是何努在北大读书时的授业之师,或是他现在供职单位的老领导、老前辈,在考古学界个个一言九鼎,他们的质疑对于何努而言,其分量不言而喻。何努的同门师弟、天文史学家武家璧给记者讲了这样一桩往事,有一次何努去参加一个同仁聚会,面对众多质疑,他当众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不过何努表示,这些前辈学者的质疑都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不会对他的工作造成干扰。

    两个朱书符号

    陶寺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为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遗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联合山西临汾地区文化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第一轮大规模发掘。

    那时何努还是一名年轻学子,从小就对京城古塔寺院深怀兴趣的他于198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专攻夏商周考古。

    发掘结果表明,陶寺遗址与所谓的“夏墟”并无关联。考古队揭露了6000余平方米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包括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绘龙纹陶盘、玉器、彩绘木器等文物。从发掘的墓葬来看,当时的社会已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彩绘龙纹陶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当是掌握祭祀和军权的部族首领,初具“王”者性质。占墓葬总数90%的小型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无长物,应是平民阶层。

    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等级分化已十分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有学者很快将其同古史传说中的尧帝联系在一起。

    有两件出土器物引起人们长久关注。其中之一是一个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铜铃。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97.86%、铅1.54%、锌0.16%,采用合范浇铸技术制造。虽然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但合范浇铸仍是前所未见的创举。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

    在陶寺遗址发现的一把残破陶制扁壶,则可能改写我们对中国文字史的认识。扁壶的两侧有两个用朱砂书写的符号,多数专家认为其中一个是“文”字,对另一个符号则分歧较大。何努将其解释为“尧”,“文”、“尧”连起来解释,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一种称颂。另有专家将后一个符号解释为“命”、“昜”、“邑”、“唐”等字。也有专家认为,这不一定是一个字。

    “(这两个符号)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甲骨文被发现时,经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现,即便我们一时无法准确判读出这些字符的含义,也不影响我们认定它就是文字。在陶寺遗址,目前发现的只有这么两个符号,要下结论说那时已经出现文字证据不足。

    王都和王陵

    2001年,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立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陶寺遗址再次成为焦点。

    这一年,重回母校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何努从北大毕业,随后进入社科院考古所,并被派往山西担纲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作为领队,何努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两年内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内部布局。

    一个一个探洞打下去,一铲一铲黄土挖上来,大地两易寒暑,一座庞大的古城,渐次展现在何努面前。早期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中期扩建成长约1800米、宽约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

    宫殿区位于城址东北部,在这里发现了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墙皮。宫殿周边有一道20米左右宽度的空白地带形成隔离,表明在这个时期,日后为都城所特有的“双城制”已在孕育之中。

    下层贵族居住区和大型仓储区离宫殿区不远,分别位于宫殿区的西南侧和东南侧。普通居民区位于城址西部,手工作坊区则在城址最南边。在陶寺城址东南部,有两个相距约300米的墓地。何努说,这分别是陶寺早期(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和中期(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的王族墓地,这两个时期的王族之间不存在宗族关系,据此可以推断,从早期到中期,陶寺地区经历过一次政权更迭。

    陶寺文化在中期达到鼎盛。2002年出土的一座陶寺中期大墓长5米、宽3.7米、深8.4米,在同一时期墓葬中,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都难寻能与之匹敌者。出土的随葬品也令人惊叹,在墓主遗骸正前方的墓壁上,嵌有一副猪下颌骨,两侧立着6把玉钺,墓中出土的玉钺总数达9把。何努介绍,猪的下颌骨象征财富,钺则是王权、兵权的标志。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二者以这样的组合方式出现。

    4000多年前的这位“王”,究竟想向后人表达什么?后来何努查到,《周易》有云:“豮豕之牙,吉。”意思是说潜匿住猪的尖牙,吉祥。寄意通过威慑力将对方压服,是为上策。何努分析认为,用猪的下颌骨和钺组合起来使用,说明当时这位手握兵权的最高统治者崇尚文德,希望通过威慑力而非杀伐捍卫政权。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间,陶寺文化进入晚期并迅速衰败。何努推测,陶寺文化可能败于内乱。

    在何努的描述下,一幅礼崩乐坏的末世图景清晰呈现:宫殿、城墙、王陵悉数被毁,随处可见死相惨烈弃于沟渠的亡者,连草草掩埋的迹象都没有。

    受质疑的“观象台”

    位于城址东南部的一处建筑基址,是这一轮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围绕它的争议也最多。何努称之为观象祭祀台。

    这是一个平面呈半圆形的平台,在它的圆心观测点,考古队员发现一个里外三圈的圆形夯土构件。圆心观测点以东约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约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无遗存。何努发现,夯土地基上有多处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宽20厘米左右。这些豁口是做什么用的呢?何努假设:夯土地基之上,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豁口是柱子间留下的观测缝。

    在多名天文史学家协助下,何努和考古队员历经数年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分别从夯土地基上几道对应的观测缝中升起。何努据此分析,当时人们就是通过观测日出位置的变化来确定节气和农时的,这个遗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观象台,同时兼具祭祀功能。

    在天文学界,何努的发现和推断获得较广泛的认同。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把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陶寺观象台得以模拟复原,被当做华夏先民的一项重要科技成果介绍给参观者。

    然而,天文学界的肯定并不能消解考古学界的质疑。正反两方争议巨大。支持者称,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观象台,这一发现无疑可使华夏文明在天文学领域超越其他三大文明古国。

    一位不愿具名的考古大家则表示,该处遗迹地表以上假设的观测柱已经不复存在,仅仅凭借地基上的几道缝隙不足以向上复原。这种先行假设,再根据假设去寻找证据的方法,简直是“学术背叛”和“胡闹”。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牵头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也对何努提出质疑。“考古学界有一个传统:挖到哪儿,说到哪儿。你现在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说到地基。至于地基上面有什么,是做什么用的,不能靠引申,得有证据,现在缺少这方面的证据。”身为何努师兄的赵辉直言不讳,但他并不认为何努是在“胡闹”。

    赵辉说,何努搞考古和老一代考古学家有所不同,遭受的批评也比较多,但他的努力未必没有价值,“但是你下结论不要太着急,你说‘可能是个天文台’也行”。

    “再干一百年”

    虽然围绕陶寺遗址的争议仍然很多,但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牵头人王巍看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已经足以“改写历史”。

    王巍表示,此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而且,至迟到陶寺中期,该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

    在7月30日开幕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主办方直接将陶寺遗址命名为“尧舜之都”,似乎是想给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号。

    然而作为这一考古发掘项目的主持人,何努出言谨慎:“就目前情况来看,只能说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他不愿意陶寺遗址像安阳曹操墓那样,被卷入缺乏理性的众声喧哗。

    对于陶寺遗址能否认定为“尧舜之都”的问题,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表示,考古学有其局限性,考古资料往往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何况尧舜本身还是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们的传说,靠不靠谱还两说呢”。

    赵辉表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这样一些大命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至于陶寺遗址,就现有考古发现的规模、内容等看,是个都城等级的遗址没有问题,但能否将它坐实为“尧舜之都”,那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且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还为时尚早。

    “这么大的一个遗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要急着下结论。”赵辉这样说。

    常常因意见相左而和师兄“顶牛”的何努,在这一点上和赵辉的意见倒是完全一致。他说要把陶寺遗址研究明白,“至少还得干上一百年”。

    过了这个夏天,过惯候鸟生活的何努将再次离家别子走向田野,去探究那座心中的“尧舜之都”,去寻找那束最初的文明之光。

    记者 欧钦平 张然

来源:京华时报

 

责任编辑: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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