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考古发现
一份乡村契约与“最早中国”
华夏经纬网   2019-10-15 09: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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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坑剖面。

最早的朱书文字“文”“尭”。

《洪武 平阳志》中的半张浮山地图。

陶寺遗址地图。(陶寺遗址考古队绘制)

浮山北尧庙祭尧活动的乡村契约。

陶寺文化时期的彩陶残片。

远眺北尧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何努(右一)、临汾市文物局专家李兆祥在察看北尧山陶寺时期的灰坑。

    山西的旅游人特别爱说的一句话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在山西,中华古建的精华在山西,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山西”。说到根脉,必提帝尧。

    近年来,全国不少地方的尧文化研究都比较活跃。经初步收集整理,尧文化遗存涉及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湖南等地。其中,以山西南部地区的遗存分布最为密集。

    资料显示,尧,号放勋,姓伊祁。据传,尧13岁(另说15岁)辅佐兄长帝挚,封于陶地(山西襄汾县陶寺),15岁改封于唐地(今浮山县南部与翼城县境内),号为陶唐氏。18岁,尧代挚为天子,定都平阳(今天的山西临汾市尧都区)。

    如今,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秦蜀路南,有尧庙。尧庙始建于西晋,是历代国祭帝尧,民祭尧、舜、禹三位先祖的庙宇。现在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发现民国时期乡村民契

    临汾,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地形轮廓大体为呈“凹”字型的盆地,海拔450米,四周山峦环抱,中部平川。东倚太岳山,与长治、晋城为邻;西临黄河,与陕西延安、渭南隔河相望;北起韩信岭,与晋中、吕梁毗连;南与运城市接壤,因地处汾水之畔得名。

    2018年冬至,笔者陪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以及临汾市文物局专家,对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圣王山和北尧庙进行考古勘察。

    浮山县因有“浮山”而得名。相传古尧时,平阳一带,水漫为患,地势如盆,尧王坐镇平阳,或治水乘舟东行,或柱杖民间体恤,也曾避暑于此山,但见此山随水而浮,水涨山长,水退山低,神奇不测,故此地遂以浮山得名。浮山位于上古时期斗维之野与古三河域内,亦即帝尧活动中心地域的东部山区。

    勘察期间,于浮山县北尧庙村发现了一份民国年间关于接待北尧庙“山主”从临汾尧庙到浮山北尧庙进行祭尧活动的乡村契约。

    归纳起来,此乡村契约所透露的信息大致如下:

    一、事项:村民每年要轮流接待北尧庙之“山主”由临汾尧庙到浮山北尧庙山祭尧。村民世传,所谓“山主”,乃来自临汾尧庙的主事者,此祭祀活动代代相传。

    二、时间:该契约的立约时间为民国十四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即公历1925年11月30日。“山主”在每年农历十月十四日到达浮山北尧庙,十月十五日举行敬献祭祀活动,十月十六日返回临汾。

    三、每年农历十月十四日晚间,村民需准备好四碟菜、四两酒、擀面菠菜汤,种地人献羊一只(山主出钱),山主出表一合、双炮一把、鞭炮一挂;众人负担的费用包括十月十五日山主午饭十席荤素,十月十六日山主起身送行菜四碟、酒四两、蒸食两盘,牲口饲料四升等。

    四、村民要“轮流应办,不许失误,恐后人紊乱推拖,留此簿按股所转,周而复始也为证”。

    五、老股有四个:一崔姓,二杨姓,三齐姓,四程与徐姓。后续有李、葛、赵、周等姓氏之村民。

    为何临汾尧庙“主事者”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都要到浮山北尧庙山举行祭祀活动?此活动始于何时?浮山北尧庙与临汾尧庙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联、为何会在浮山建尧庙?

    看来此乡村民契并不简单,其所隐藏的秘密缘由久远,确有探讨之必要。

    浮山北尧庙早于临汾尧庙300年

    年代最早的《洪武平阳志》(洪武十五年(1383年)刻印)残存的半张浮山地图中,绘制有浮山县南北尧山和南北尧庙的地理位置,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关于尧庙在浮山县的地图资料。

    浮山县的尧庙几乎可说是鲜为人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因为近百年来,少有人看到过它的真容。事实上,浮山县不仅有尧庙,而且有两座尧庙;浮山县不仅有尧山,而且有南北两座尧山;浮山县不仅有天坛,而且有南北两座天坛。

    《洪武平阳志》记载,浮山乃“尧子丹朱食邑之地”;浮山县域内有两座尧山,分别称南尧山和北尧山;各有帝“尧祠”一座,但称位于北尧山的帝尧祠为“旧尧祠”。也就是说,似乎南尧山的尧祠建设年代要晚于北尧山的尧祠。据明嘉靖(1522年~1566年)《浮山县志重修帝尧庙记》之碑文记载,南尧山之尧祠,曾在金皇统三年(1143年)正月三日,对鄙陋不避风雨的尧祠重修;又据元至大二年(1309年)春三月十三日《重修帝尧庙记》碑文可知,在1143年重修南尧山尧祠之后经过166年,又对其进行了重修。据此判断,既然南尧山的尧祠建造年代远远早于1143年,那么北尧山尧祠之建造年代更会早于南尧山的尧祠。

    前些年,浮山学者在北尧山发现多块原以巨龟托乘的唐代巨型石碑,但碑面上文字几乎荡然无存,只有个别字模糊可认。有一块清同治九年(1870年)《复修北尧庙碑记》的残碑,上有“陶唐管下”之大字清晰可见,不但说明至清代时此庙尚存,而且也说明这里曾是陶唐氏(尧)的管辖之地。

    另外,《浮山县志》还记载“南天坛在县东尧山之南三里,有石坛三级,坛东有龙井,旱祷或应”。又记载似是“帝尧”(影印件上“帝尧”二字模糊)“墓在县北二十里无碑刻”,此条是否与位于涝水北岸的尧陵相关还需进一步查证。

    如今,走进浮山县城,向东望去,巨型尧塑像所在的山,就是《洪武·平阳志》所说的南尧山,而其偏南三里伫立着电视塔的山,就是《洪武·平阳志》所云石坛三级的南天坛。

    岁月沧桑,如今虽浮山县南北两座尧山依旧,然两座尧庙和两座天坛的建筑已不复存在,但建筑材料的碎片附近却随地可见。特别是在北尧山,现在还可看到很多自秦汉、隋唐到明清时代的砖块。也就是说,早在秦汉时期,在浮山北尧山这里就已经有庙宇建筑存在了。

    据考,临汾尧庙最初建在河西,后迁移到了河东今天的位置,距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晚于浮山北尧庙300年之久。这也许正是民国期间,临汾尧庙“主事者”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都要到浮山北尧庙进行祭祀的缘由所在。因为浮山北尧庙的建设年代早于临汾尧庙,浮山北尧庙则很可能是帝尧后裔最早祭尧的家庙。笔者之所以如此判断,并非是主观臆造,也非空穴来风,有来自考古学领域的权威支撑。

    专家称浮山北尧庙山乃帝尧之子丹朱食邑

    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野外调查资料显示,在浮山县北尧山周边,具有丰厚的、距今数千年的新石器文化分布,包括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存。

    由《北尧山尧庙村周边新石器文化遗存分布图》可见,在北尧山尧庙村周边,围绕着北尧山,龙山文化陶寺型的文化遗存面积就超百万平方米,且不包括北尧山(尧庙村)约45万平方米的陶寺文化遗存。北尧山(尧庙村)约45万平方米的陶寺文化遗存,涵盖了陶寺考古文化的早中晚三期,这在晋南陶寺文化分布区域内是极为典型和少见的。北尧山(尧庙村)陶寺时期的灰坑有多处,其中老百姓在建设窑洞砌墙时暴露出的一处,容积达到240立方米以上,足以说明其聚落的规模非同一般。

    [延伸阅读]灰坑:考古学术语。考古发掘中常见的遗迹。因坑中填满灰色土壤,故称灰坑。灰坑是由于古代人们利用废弃的窖穴、水井或建筑取土后的凹坑倾倒垃圾,垃圾中土壤变成灰色而形成的。灰坑中的土一般较文化层的土松软、色深,包含物更为丰富。根据坑的形状、特征和遗物可以判定灰坑的性质和时代,是研究古代人们经济生活的重要资料。

    在2018浮山圣王山考古勘察研讨总结会上,就北尧山实地考察研讨,曾任陶寺城址发掘领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何努指出,浮山北尧山(尧庙村)陶寺文化遗存的发现,是一项很有考古文化价值的重大发现;结合典籍记载和陶寺文化遗存的整体分布综合判断,可以断定浮山北尧山正是“尧子丹朱食邑之地”(即尧子丹朱的封地)所在。

    至于为何在浮山会有如此厚重之历史文化遗迹,笔者认为一方面这恐与传说昔日帝尧曾从尧都平阳避洪水上浮山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所在地理位置与昔日尧都陶寺古城邻近相关。浮山县北尧山位于陶寺古城东北方向约40公里处,距离帝尧陵也仅有10多公里,这不但印证了临汾市作协副主席、尧都区作协主席乔忠延先生“尧都平阳、陪都浮山、迁都陶寺”之说具有很大的可信度,同时,也说明了帝尧之子丹朱及其后裔在浮山食邑之地建设家庙祭祀帝尧、守护帝尧陵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最早的朱书“文”字

    上世纪70~80年代,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朱书扁壶即重大发现之一。1984年,残破的朱书扁壶出土于陶寺遗址老III区(即陶寺城址内I区)的灰坑H3403。经碳14测定,距今约4000年左右。直到2001年1月,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总一期上,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健民先生的文章《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李健民的文章以考古学研究的立场,从朱书载体及其考古文化背景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山西陶寺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都邑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第一次把扁壶残片上的朱书文字公诸于世。文章清晰地表述了以下要点:

    1.朱书扁壶出土于陶寺晚期灰坑;

    2.为汲水扁壶残片;

    3.残片周围涂朱;

    4.扁壶鼓凸面书“文”字,扁平面另有两个符号。

    文章指出:边缘涂朱当在扁壶破碎之后,朱书文字或符号为毛笔类工具所书。以上诸项,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信息。

    扁壶上,有一个较易辨识的朱书“文”字。据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一文记载,扁壶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体系,多数学者均持相同的观点。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地区,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金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确实很大,况且考古学文化因素方面的佐证支持了这一观点。

    考古可否让尧都从传说走向信史

    陶寺遗址位于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1958年考古调查时被发现,1978年开始大规模发掘,已发掘墓葬1000余座,出土完整或可复原文物5000余件。经碳14年代综合测定分析,陶寺遗址总体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距今分别约4300~4100年、4100~4000年、4000~3900年。

    [延伸阅读]碳十四断代法:又称“碳—14年代测定法”或“放射性碳定年法”,是根据碳14的衰变程度来计算出样品的大概年代的一种测量方法,这一原理通常用来测定古生物化石的年代。上世纪40年代,碳十四断代法由时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威拉得·利比(Willard Frank Libby)发明,威拉得·利比因此获得1960年诺贝尔化学奖。

    据考,陶寺古城是一个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城内有严格的功能分区,有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一般居民区和墓葬区。陶寺遗址考古发掘的陶寺观象祭祀台,是世界范围内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观象台,时代为陶寺中期;陶寺早期王墓出土的龙盘,龙的形象特征是中原龙形态形成的开始;陶寺遗址还出土了陶鼓、鼍鼓、石磬、铜铃、陶埙、口弦等乐器,尤其是在早期王墓中,陶鼓、鼍鼓、石磬通常配伍,标志着陶寺礼乐制度的集成与初步形成。

    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向公众介绍了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考古的重大收获,展示了近年来陶寺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将“陶寺与尧都”“晋南地区与最早中国”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的考古探索,进一步引向了深入。

    2017年12月4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场工作会议,将山西陶寺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7年12月8日,中华文明探源陶寺遗址考古,在历经40载之后,在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上,获得“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奖”。

    在遗址发现60年、大规模考古发掘40年后,2018年9月14日,海内外的考古专家学者们相聚临汾,共同交流陶寺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对于陶寺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曾表示,一系列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目前,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证据、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共同指向尧都在晋南临汾一带。所以,在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那么,能否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让尧都从传说逐渐走向信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队长、长期致力于陶寺考古发掘研究的何努研究员说,陶寺遗址40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致展现出中国史前邦国时代政治中心型都城的完整实例,都城功能区划全部齐备,且从早期到晚期有着比较完整的动态变化兴衰过程,对于后世中国王朝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早期都邑与文明中,也或多或少能找到与陶寺邦国都城相似的特征。

    “中国”概念最初由“中”“国”两个概念组成。“中”应是物化的“地中”概念,“国”则是国家社会形态。考古发现,陶寺文化测日影立中的圭尺,既是迄今世界最早的圭尺仪器实物,也表明陶寺已经形成“地中”概念,它和陶寺社会的国家形态及都城的存在,诠释了最初的“中国”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在何努看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仅诠释了最初“中国”的概念,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一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证据链指向陶寺应为文献记载中的尧都,随着考古的进一步深入,“尧舜禹”正走出传说时代,逐渐向信史迈进。

    一份看起来十分普通的、来自民国年间的乡村契约,竟然带领我们穿越了4300多年的时空,领略了中华文明史的悠久与辉煌,体味了“中国”一词之语义和概念的厚重。

    (作者系临汾市政协文史研究员) 本版供图:蔺长旺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责任编辑:王江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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