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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簋的题跋之谜
华夏经纬网   2020-04-21 16: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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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中,有一件珍贵的青铜器,名为秦公簋。据考,秦公簋,乃春秋时期秦景公时祭器,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1917年出土于甘肃天水西南乡间,初为时任甘肃都督的张广建所藏,1935年张氏后人将其变卖,遂为北平书法家、收藏家冯恕购得珍藏。1950年,冯氏后人将其捐献国家,藏于故宫博物院。1959年移交中国历史博物馆,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中国邮政发行《东周青铜器》邮票,全套8枚,其中第二枚主图即为秦公簋。

  簋盖及器身均作细小盘螭纹,双耳上作兽首。簋盖上有铭文54字,器身有铭文51字,共105字,字体与石鼓文颇为相近。盖和器上又各有秦汉间刻款9字,故知此簋乃官物,在秦汉时曾被当作容器使用。铭文内容记载秦国建都华夏,已历十二代,威名远震;秦景公继承其祖先功德,抚育万民,武士文臣,永保四方,乃作此器以为颂。铭文均由印模铸就,制作方法新颖,在古代青铜器中为仅见之例,开创了早期活字模印之先例。铭文较诸西周金文,字体稍短而多变化,实为秦石鼓文的滥觞。

  因其独特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时至今日,国内外诸多学者已对秦公簋作过研讨和考述。罗振玉、王国维、马衡、徐乃昌、商承祚、郭沫若、容庚、马叙伦、于省吾、吴其昌、杨树达、陈梦家、唐兰、闻一多等均曾于其著述或论文中有所涉及。

  去年底,“大道:百年名人翰墨集萃”展览在上海宝龙美术馆4号展厅举行。此次展览荟萃孙中山、廖仲恺、黄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胡适、陈独秀、陈寅恪、王国维、罗振玉、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郭沫若等百余位名人的翰墨手泽,可谓群贤毕至,星光璀璨。

  此次展览中,有一件罗振玉旧藏、王国维题跋的秦公簋(敦)拓片立轴,是已经在国内展览中第二次出现的“名品”了。此轴上一次现身,是在两年前,时逢王国维诞辰140周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联合国学研究院、档案馆、校史馆、图书馆等单位,特主办“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以志纪念。公立博物馆与民间机构举办的两次展览,均有此轴展出,京沪两地的观众对此应有较深印象了。

  轴上手迹有王氏所题

  上海展出的“罗振玉旧藏、王国维题跋的秦公簋(敦)拓片立轴”,左下端钤有两方鉴藏印,依次为:“黄天才藏文物书画”“半亩榕湖斋藏”。可知此轴曾由台湾著名收藏家、鉴赏家黄天才所有,实属递藏有序、来路明确的“名品”。

  去年恰值“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甲骨四堂”中的“两堂”,“雪堂”罗振玉与“观堂”王国维的手迹,均在此轴之上,怎不让人心怀追慕与珍重之意。“名品”既然再度现身,不妨再度品鉴个中细节,追索其在历史与学术价值方面可圈可点之处。

  此轴中,罗、王二人手迹全文为:

  1. 秦敦。辛酉冬,拓奉永观先生亲家清鉴,明年正月题记,上虞罗振玉。

  2.右秦公敦藏皖中张氏,器、盖俱全,铭辞分刻器、盖,语相衔接,与编钟之铭分刻数钟者同,为从来吉金中所罕见,其辞亦与吕与叔考古图所录刘原父所藏秦盄和钟大半相同,盖同时所铸。字迹雅近石鼓文,金文与石鼓相似者,惟虢季子白槃及此敦耳。虢槃出今凤翔府郿县礼村,乃西虢之物,《班志》所谓西虢在雍者也,此器及秦盄和钟,叙秦之先世云十有二公,欧阳公以为共公时作,薛尚功以为景公时所作,近罗叔言参事跋此敦复以为穆公时作,要皆在秦德公徙雍以后,此敦亦当从故雍城出,其地与郿西虢均西厺陈仓不远,故虢槃与此敦文字均与石鼓相同,盖上又有“□一斗七升大半升”,盖九字乃汉初所凿,如齐国差甗有“大官七斗一钧三斤”八字,均为至汉时尚为用器之证,亦他三代器中所罕见也。辛酉孟冬上虞罗叔言参事以此拓遗余,因记之如右。十二月十一日永观堂西庑书。

  上述两则录文,即罗、王二人题于此轴上的两幅手迹。罗氏手迹题在“天头”上,王氏手迹则题在左侧的“裱边”上。立轴正中裱贴一幅王氏手书标为“敦盖文二”的拓片,实为秦公簋器盖边缘一侧刻铭的拓片。那么,据此可以判定,此轴应为“残件”,原件可能为秦公簋的“全形拓”+器身铭文拓片+器盖铭文拓片,或者至少也应当是器身铭文拓片+器盖铭文拓片的组合裱件。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传世数幅秦公簋拓片“全件”来考察,这一“残件”可能还经过重新装裱,否则“敦盖文二”不太可能居于立轴现在的位置之上。当然,这一“残件”的核心价值还并不在于秦公簋的器形与铭文拓片是否俱全,而更在于王国维题跋的学术研究价值。

  据罗振玉所题“辛酉冬”,可知罗氏曾于1921年末,将秦公簋拓片寄呈王国维鉴赏品题。至于跋中提及“拓奉永观先生亲家清鉴”,以“亲家”相称,乃是因1919年罗振玉三女儿罗孝纯与王国维长子王潜明结亲,故罗、王二人就此成了儿女亲家。

  因次年(1922)春节为公历1月28日,“明年正月题记”,即指罗氏于1922年1月28日或之后不久题记。据此可知,王国维题跋所署“十二月十一日”,实为1922年1月18日。这一题跋时间,要早于后世研究者惯常以为的1923年8月前后。之所以有这样的“经验之谈”,乃是依据后世流传的所谓“遗书本”《观堂集林》。

  且说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为纪念其人其学,其友人罗振玉、弟子赵万里编印遗著,王氏代表作《观堂集林》均辑入,共计二十四卷。

  后世读者较易获见的《秦公敦跋》一文,均出自这两部“遗书本”。将《秦公敦跋》(定本)与直接题写在秦公簋拓片一侧的跋文“原本”相比较,不难发现文字措辞上的细微差异,以及研究结论上的微妙变迁,乃至一些重要历史信息的增删去留。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此跋 “原本”未曾言秦公簋“出甘肃秦州”。“原本”中曾言“盖上又有‘□一斗七升大半升’,盖九字乃汉初所凿”云云,“定本”中则将那个器盖刻铭中未曾识别的首字(即以□标示者),终于辨识了出来,称其为篆文“卥”字,音“西”,同“西”字,实指“汉陇西县名”,并据此又从《史记·秦本纪》中查考,将器盖刻铭的年代改订为“秦汉间”。诸此种种,都说明王国维在初次题跋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题跋“原文”中一些未解难解之处,续有考察并逐一完善,遂成此“定本”。

  值得一提的是,此跋“定本”删除了“原本”中对秦公簋拓片来源的记载,还将题跋时间改为了“癸亥八月”,则颇耐人寻味。“原本”中末句所云,“辛酉孟冬上虞罗叔言参事以此拓遗余,因记之如右。十二月十一日永观堂西庑书”,这一历史信息一旦删除,则很容易让后世读者及研究者误以为王国维初观初题此拓时为“癸亥八月”,即1923年9月中旬,而非“辛酉孟冬”(即1921年末初次得观、1922年初初次题跋)。

  王氏生前曾发表“跋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罗、赵二人印行“遗书本”之前,王国维生前就正式发表过一篇《秦公敦跋尾》,时为1926年6月。

  当时,这篇文章发表在了北京《弘毅》月刊第1卷第2期上,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可如今检视,此文宛然已具所谓“定本”之基本,文本细节上的差异也颇可玩味。

  《秦公敦跋尾》一文,与今通行《秦公敦跋》之“定本”,文本内容上几乎完全一致。偶有个别字的差讹,或可视作在刊印过程中的手误,而并非作者之误。

  通览《秦公敦跋尾》一文,刊发时有明确的标点断句,且标点断句十分准确,几无一处差讹,或可揣测为王国维本人亲自标点断句,方得此种效果。另一方面,此文与《秦公敦跋》相比较,最为重要的差异,乃是末段“并记”,为今传“定本”所无,甚为宝贵。

  这一段“并记”的内容表明,王国维早已确证秦公簋器、盖内部的铭辞为“范铸”。且一字一范,为铸此铭,竟计有百字百范之多,已可视作中国古代活字之祖了。

  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弘毅》月刊于1926年5月创刊于北京,由北京清华学校弘毅学会总会月刊社编辑部创办。此刊停刊于1927年,目前已知者计有1926年5月第1卷第1期至1927年3月第3卷第3期,共8期。

  发表《秦公敦跋尾》一文的该杂志第1卷第2期,发刊时为1926年6月。此时,王国维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弘毅》月刊上发表文章,乃属顺理成章之事。也正是因此文的存世,王国维为秦公簋题跋的“版本”,也至少可以确证为三种。

  遗憾的是,罗、赵二人印行“遗书本”前,可能均未曾看过《秦公敦跋尾》一文,否则不可能在印行之际,将王国维生前发表的那一段“并记”遗漏。

  在为自己收藏的罗氏所赠秦公簋拓片题跋之后不久,王国维可能还曾为马衡所藏秦公簋拓片题跋,且这一题跋,可能才是“癸亥八月”之“定本”的来源所在。

  从1922年8月24日王国维致马衡的信中可以看出,马衡将其所藏秦公簋拓片寄呈王国维。无独有偶,在陈乃乾于1930年辑印的《观堂遗墨》(二卷本)中,还辑有王国维为徐乃昌(字积余,号随庵)所藏秦公簋拓片题跋一纸(题于“癸亥二月”,即1923年3月17日),这就意味着,除了自留的“初题”与可能为马衡的“二题”之外,王氏为秦公簋拓片的第三次题跋出现了。

  王国维为商议题跋事致徐氏的一通信札显示,王氏为古器拓片题跋,不仅有着严谨精审的学术标准,对拓片装裱以及题跋位置也有着周密考虑。他为徐氏所藏秦公簋拓片的题跋,实为单独题写的一长条纸本,这样做对于徐氏将之与拓片一同装裱,则更为便利。

  罗振玉“拙”中寻得秦公簋

  秦公簋的面世,颇具戏剧性。其收藏者张广建一度对秦公簋不以为然,直到被罗振玉发现其中文字,才得以名声大振。

  据罗振玉1921年11月致王国维信中云,当时罗氏赴甘肃公干,时任甘肃都督的张广建向其展示藏品,罗氏觉得“无甚奇品”,却“无意中见一至宝”。原来,“张颇储铜器,率无可观,弟问以甘肃有出土者否,乃出一敦,形至拙(张所以不见示者以此),而文字精绝,中有‘十有二公’语,知为秦穆公物,因是考知石鼓确为先秦制作”。

  看来,秦公簋原藏者张广建,起初并不觉得此器有何特别之处,甚至还因其“形至拙”,而不愿意拿出来让罗振玉品鉴。由此可见,罗振玉确实是“无意中见一至宝”。

  随后,罗振玉“与商拓墨,初甚吝,后介一拓工,强请之,乃拓三份,彼留其二,以一本见畀”。可见,经罗氏鉴定之后,张广建获知秦公簋具有独特价值,连拓片也不愿意赠予,好不容易在“强请之”的情况下拓了三份,只赠了一份给罗氏。

  得此拓片之后,罗氏告知王国维,“昨匆匆草一跋尾,当寄与易墨本二三纸,当可必得,得后当奉赠其一也。先将所得一本奉览(海内孤本,幸郑重收贮),拙跋亦附呈。此器文字,将来流传必少,何不影照付《亚洲学术》,印之卷首,以流传之(须照原大,不可缩小)”。

  罗氏计划将其为秦公簋拓片的题跋,寄呈张广建,希望以此再换取拓片“墨本二三纸”,“得后当奉赠其一”,即转赠其中一份给王国维。不过,在达成这一计划,寄呈张氏之前,罗氏先将那一份仅是的拓片与题跋寄呈王氏,建议其将拓片影印下来,交付《亚洲学术》印出,以供流传。此后,罗振玉于1921年11月27日致王国维信中又称:“秦敦拓本存尊处者即以奉赠,影照后宜用玻璃板,石印不能用也。”

  可能因某种原因,罗氏后来又获得了张氏奉赠的多张拓片,不必再将先前寄呈王国维的那一份拓片索回,所以就直接留赠给了王氏。正是在获赠此拓之后,王氏为之题跋,并于跋尾郑重署记“辛酉孟冬上虞罗叔言参事以此拓遗余,因记之如右。十二月十一日永观堂西庑书”。

  事实上,罗振玉先后所获张广建所赠秦公簋(敦)拓片,应有相当数量,马衡、徐乃昌所藏者,可能都来自罗氏转赠。随着这些拓片与题拓的流传,秦公簋盛名远播,向原藏者张氏索求拓片者,也络绎不绝,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就是其中一员。据笔者所见,存世尚有一件罗振玉于1926年题“引首”的秦公簋全形拓裱件,即为傅增湘所藏,此件有邓邦述、陈三立、朱孝臧、袁克文等多位宿儒名流题跋。

  青铜器的“铭”文之宝

  青铜器,古时称金或吉金,是重要的文物研究门类之一。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学者对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综观来说,不外乎五个关键字:形、花、铭、工、皮。以科学考古学视角来看,分别对应造型艺术、装饰纹样、铭文书法、冶铸工艺、腐蚀机理五大研究角度。秦公簋就属于铭文书法之列。

  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有深远的历史背景,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构成。一方面,青铜器铭文因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显得极为珍贵;另一方面,铭文是当时语言的载体,保存了大量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资料,故十分重要。由于我国的学术界素来保有重视典籍的优良传统,经过对铭文长期的研究,已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铭辞学。更值得一提的是,青铜器铭文也是书法的载体,成为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不少青铜器,其中就包括楚王鼎、六年琱生簋、作册般甗、天亡簋、蔡侯申尊等上有铭文的青铜器。

  楚王鼎直腹,底微圆,双长方形耳,三兽形足外撇。盖上有环和三个变形的鸟状钮。器中部有弦纹一周,弦纹上满饰细密变形的涡纹。在器口、盖内、腹部刻铭文64字,说明此鼎是楚幽王熊悍(公元前237-前228年在位)用缴获的兵器铸成的。

  楚人是华夏族南迁的一支,兴起于荆楚(今湖北)大地的楚部落,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诸侯国,其国君为熊氏。楚国都邑曾几经迁徙,公元前241年,楚王考烈为避秦国威胁,将都城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经历考烈、幽、哀、负四王,于公元前223年被秦将王翦所破,楚亡。

  西周中期的六年琱生簋通高22.2厘米,造型别致,甚为罕见。另有表制大小相同的五年琱生簋,早年流失美国,现藏耶鲁大学博物馆,较此完整。六年簋器底铸铭文11行105字,内容与五年簋前后衔接。记述琱生在涉及田地的诉讼中,为赢得官司而请求召伯虎帮忙的事情。据铭文载,六年四月甲子这天,身为周王重臣的贵族召伯虎突然亲自驾临琱生家中,对琱生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拜托我的那场官司的事,如今我已经替你摆平了,你大可放心好了。琱生听了召伯虎的话,如释重负,顿时眉头舒展,立即命家人摆酒设宴,款待召公。宴会上,琱生将家藏的一件价值连城的玉璧赠予召伯虎以示感激。由于两簋铭文都提到召伯虎参与其事,过去曾将其命名为“召伯虎簋”,实际上作器者为琱生,因而订正为“琱生簋”。

  作册般甗(yǎn)是商代后期青铜器,内壁铸有铭文3行20字。商代末年,即商王帝乙、帝辛两代,曾长期与东南的夷人部族发生战争,作册般甗铭文中所谓“王宜人方”即指此事。

  西周天亡簋,旧称“大丰簋”、“朕簋”。清朝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后辗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周天亡簋为四耳方座簋,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5厘米,为西周盛食器。器内底铸铭文8行78字,大篆,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物,同时是西周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铭文记录了周武王姬发在伐纣灭商后举行祭祀大典,祭奠多亏祖先和父亲文王的保佑,才得以伐纣成功,确立周朝的统治地位。

  蔡侯申尊是春秋蔡昭侯时期青铜器,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器体似觚较粗,上口侈大作喇叭状,周缘外翻而平张,下腹部凸起,饰饕餮纹。器内壁铸铭23行95字,记述了公元前518年蔡昭侯为大孟姬作媵器之事。蔡是叔度的封国,后因叔度参与叛乱,被周公流放,周成王时改封叔度之子胡于蔡。春秋时期,蔡为小国,处于吴国与楚国之间,经常受到楚国胁迫,于公元前447年为楚国所灭。铭中语句“敬配吴王”,是蔡、吴两国通婚的证明。

来源:北京晚报

 

责任编辑:张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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