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书的三大体裁

　　编年体之后兴起的是纪传体。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编排史事。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通过《史记》的目录，我们可以很容易知道什么是纪传体。《史记》开篇是“本纪”，记录历代帝王的言行；之后是“表”，以表格的形式开列诸侯、将相、名臣的名字；之后是“书”，记录国家的典章制度，后来的正史改称“志”；之后是“世家”，记录诸侯以及特别重要的人物的事迹；最后是“列传”，介绍帝王诸侯之外值得记录的人的事迹。本纪、世家、列传的设置，清晰反映了社会的等级秩序。

　　自《史记》之后，后世历代正史均采用纪传体，因此纪传体俨然成为不可动摇的传统。民国初年修《清史稿》，编修者无一例外主张沿用纪传体，众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具体的篇目：一派认为仿《明史》的体例安排篇目；一派以梁启超为代表，认为清代历史呈现了很多与明代历史不一样的特点，“史例自因时而变”，以更多篇幅书写清代历史中的新因素，并且注重大众的生活，而非帝王将相的家事。这两派意见，最后以前者取胜。

　　纪传体虽然影响极大，但编年体亦未消亡。到了北宋，司马光主持编修了《资治通鉴》，这部书采用的便是编年体，而且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衍生出了一系列史书，这其中便有南宋史学家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史书。

　　什么是纪事本末体？如果说编年体以时间线索为中心、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那么纪事本末体便是以事件为中心。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以时间线索编排史事虽然简洁，但一些事件横跨几年乃至十几年，其记载分散在不同年份中，很难使读者掌握事件全貌，容易读了这一年忘了下一年，纪事本末体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难题。南宋文学家杨万里在《通鉴纪事本末叙》中便说：“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读到友人所撰《通鉴纪事本末》后，“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可见不同体裁带给读者的阅读感受是有很大差别的。

　　《通鉴纪事本末》使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学上站稳了脚跟，此后产生了许多纪事本末体史书，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朝代纪事本末，如清朝人谷应泰撰写的《明史纪事本末》；一类是专史纪事本末，如记录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之事的《平定金川方略》，清代这类“方略”之书为数不少。（陈��之）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