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中的“号头”

    从形式上看，敦煌民间应用文“号头”有较为固定的句式结构和行文模式，几乎都由比喻与主旨组成，基本上符合“辞句连续，互相发明”（沈约《注制旨连珠表》）、“先立理以为基，继援事以为证”（骆鸿凯语）的文体特征。如S.5639《临圹文号头》两章：“盖闻受形三界，若雷影而庭流；禀性阎浮，似电光之速转。然则宝山掩碎，玉树俄摧；落桂质于长坟，埋花容于旷野。”“每闻朝花一落，终无反树之期；细雨辞天，岂有归云之路。是如云飞电响，倏忽难留；石火之光，须臾变灭。人生三界，皆有无常；寿命短长，哪能免矣！”先以设喻来代替事理所根据的理由，再举例证明此理之无可置疑，然后再由此理及事例导出结论，点明主旨。

    这类应用文大多数作为民间仪式活动中的诵读文本使用，为了适应口诵体的需要，其行文不仅“磊磊自转”“历历如贯珠”，还在末尾加了“哉”“者哉”“矣”“者欤”等语气词。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这些语气词不仅舒缓节奏，表达情感，还有领起下文的过渡作用。

    至于古人所谓连珠“辞丽而言约”“假喻以达其旨”（傅玄《叙连珠》）、“辞句连续”“若珠之结排”（沈约《注制旨连珠表》）、“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刘勰《文心雕龙・杂文》）的特点，敦煌民间应用文“号头”皆与之吻合，并无二致。

    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古代文体，连珠之来源、性质及文体定位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对其发展演变，学术界的看法却比较一致：该文体兴起于两汉，风行于六朝，隋唐以后渐趋式微。然而这种看法是仅就文人案头创作而言的，没有考察民间对该文体的继承、改造和具体运用。敦煌遗书的面世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连珠体在唐宋时期的文体去向，还可以从中发现连珠文体在民间应用文中的演变。

    敦煌民间应用文“号头”承袭了汉魏六朝连珠的体式结构，并表现出渐变的特点。汉晋连珠一般以“臣闻”开头，中间用关联词“是以”“故”联结，构成前后逻辑关系，结构比较稳定。传世文献以扬雄《连珠》为最早，此后班固《连珠》、蔡邕《广连珠》、王粲《仿连珠》、陆机《演连珠》等体式结构与之相同。南北朝连珠个性化色彩越来越明显，内容上逐渐脱离了臣下进谏的格局，与之相应，文章体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改“臣闻”为“盖闻”。刘孝仪《探物作艳体连珠》则以“妾闻”领起，句式趋向对偶、骈俪化。和前朝文人连珠相比，敦煌民间应用文“号头”在体式结构上最明显的变化是篇首领起词和句中关联词的增多。篇首除以“盖闻”领起而外，还增加了“窃闻”“窃以”“夫”“每闻”“常闻”等；句中表示扩展的关联词除了“是以”“故”而外，还增加了“是如”“是知”“然则”“但”等；末尾增加了表感叹的语气词。

    “号头”在内容上演变为以佛教义理设喻说理。连珠内容的表达方式是“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陈义以达其旨”（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其所“假”之“物”、所“陈”之“义”与所“达”之“旨”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汉晋连珠设为臣下向君王进谏之体，举凡为政之道、求贤之礼、驭臣之术、治国方略等君臣之间的大事都通过引典和譬喻以道义的方式曲折隐晦地表达出来。因此，历来有学者认为连珠是奏议文的一种，来裕恂《汉文典》卷三就直接将连珠列入“奏议类”，并云：“连珠者，假喻达情，臣下婉转以告君者也。”

    南北朝时期，拟体文学兴起，文学创作中诙谐、滑稽之风盛行，连珠的政教功能逐渐淡化，由说理转向抒情，出现了所谓“变体”“别格”。庾信《拟连珠》四十四首主要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刘祥《连珠》除了表明个人节操之外，还有刺世内容；刘孝仪《探物作艳体连珠》则叙写宫闱艳情。刘勰批评连珠为“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子之颦”，但又承认“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风尚的变化，文学观念的演进，文人才士审美情趣的转移，连珠的性质及功用由实用转为审美，遂与奏议划然两途。

    从敦煌遗书中我们能清楚看到，南北朝以来连珠体格的变化，遂使“变体”“别格”逐渐代替了“正体”，并从文人手中走向民间大众，在民间仪式活动中被利用和改造。敦煌民间应用文将佛教义理“附体”到当时文人阶层不甚感兴趣的连珠体式上，使得连珠再度发生变体。

    敦煌地处西部边陲，扼丝绸之路之咽喉要道，这里既是佛教东渐的桥头城堡，又是中国传统文化西传的必由之路。佛教在世俗化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因此，交融性是其文化的基本品格。反映在文学上，一方面，佛教的传入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词方法，另一方面，佛教借助中国文学固有的形式阐扬佛理，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学。敦煌民间应用文“号头”正是这种交融的产物，这也促成了连珠体内容上的演变。（武汉强）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