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简俭是家风” 古人如何节俭过日子

    古人如何节俭过日子

　　“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周易》)；“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千百年来，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奠定了中国文化丰厚的节俭传统。在国家治理与国家建设中，在千家万户的家风家训中，这种节俭传统代代传承，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成由勤俭破由奢”

　　《群书治要？汉书》云：“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书中给出了答案：“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意思是太平盛世不再的原因有二：一是统治者凭借着自己的私心、喜好来治理国家，二是奢侈盛行而抛弃了仁义。历史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就是过“紧日子”过出来的。

　　西汉“文景之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提倡节俭，严禁浪费。文帝在位20多年，宫室园林、车马侍从，均无增加。文帝想做一个露台，预算下来，要百金，相当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便放弃了。景帝也不断减少自己的开支，从不接纳也不许地方送奢侈品，否则以盗窃论，并要求各级官吏“务省徭费以便民”。文景二帝常穿粗衣，后宫宫女也不准穿拖地长衣，帷帐不准用贵重的丝织品。皇帝带头节葬，遗诏治丧期间不准影响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不准用贵重的物品陪葬。这样，国家的开支缩减，官僚贵族不敢滥取民财、铺张浪费，人民负担大为减轻，社会上出现了流民还田、人口迅速繁衍的局面。“文景之治”治什么？概括说来，就是治奢、治军、治霸，贵粟积贮，休养生息。

　　东汉“光武中兴”同样如此。光武帝有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成风等积弊，格外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一方面薄赋敛，实行减税降费。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税制。另一方面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一方面减并机构，在减税的同时，光武帝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另一方面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中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唐代的“贞观之治”正是得益于厉行节俭的警钟常敲，给后世留下了很好的榜样。李世民亲身经历隋朝兴亡之速，反思其原因时，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因而，“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伟者皆令毁之”。

　　《贞观政要？论俭约》记载了唐太宗的很多故事，其中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大兴土木，都必须要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凿九山，通九江，耗费人力巨大，却没有人抱怨，因为民心所向；秦始皇营建宫室，人民都反对，因为秦始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违背了民心。朕现在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木等都已经准备就绪，但想想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再兴建了。古人曾说：不要做无益之事而损害了有益之事。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李世民牢记“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的教训，锐精为政，崇尚节俭。为节省宫中的费用，一次就释放宫女三千。还禁止地方官进贡奇珍宝物，并严厉禁止厚葬。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整修洛阳的乾元殿，以供日后游乐之用。给事中张玄素极力反对：“陛下当初攻下洛阳时，曾下令烧了此殿，是因为要以炀帝奢侈丧国的事实引以为鉴。现在，十年的时间还没有过去，陛下怎么就忘记了呢？”太宗听了，叹息一声，承认自己考虑不周，停止了工程，并赏给张玄素彩绢二百匹。后来，在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太宗还说：“若不是张玄素，朕恐怕要做出违背初衷的事情来了。今后去洛阳，即使露宿野外，朕也不会再做这劳民伤财的事了。”

　　太宗常说，人君做到居以淡薄，行以从简，示范于国人，就能养成天下人节俭的淳厚风俗。他患有“气病”，不宜居潮湿地方，公卿奏请在高地建一寝宫，被他以“糜费良多”为由拒绝。左右“固请之于再三，竟不许”。他在《帝范》家训中告诫太子李治：“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在唐太宗的倡导、力行“戒奢从俭”下，“茅茨土阶”“恶衣菲食”成为君臣共同信奉的品德，贞观年间出现了一种好风气，戴胄一生所住为旧房，死后无祭祀之所；魏徵家无正堂，死后以布车载柩，无文彩之饰。以至于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感叹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不仅如此，过好“紧日子”还成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理财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管子》一书中的理财思想是：“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荀子？天论》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汉初贾谊的《论积贮疏》中也指出：“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唐代著名理财家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中提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宋代辛弃疾在《九议》中指出：“富国之术，不在乎聚敛而在惜费。”

　　“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时期，一方面经济文化比较繁荣，另一方面对外关系一直表现得较为软弱。然而，有一点不容置疑，宋朝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崇尚节俭，并且生活上使过“紧日子”制度化。

　　宋代多数皇帝似乎骨子里有一种节俭的天性，有着节俭国用、不敢奢侈的传统。赵匡胤出身于军人家庭，从小家教较严，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甫一建国就开始带头过起了“紧日子”，宫室内一切从简，“皆尚质素”，窗帘用廉价的青布，平日衣服和一般的小吏没有多大差别，宫女太监也只有300余名，后来觉得浪费，又遣散出宫50余人。

　　宋初不仅对官员的服饰有严格规定，而且皇室对子女也不例外。有一次，永庆公主回宫省亲，赵匡胤发现女儿身上的衣服非常华美，一面绣有贴花，一面镶了翠羽，光鲜靓丽。他很不高兴，对女儿说：“你把这件衣服脱下来，以后也不要再穿这样华丽的衣服了。”永庆公主很不理解，噘着嘴巴说：“我是公主，为什么不能穿？”赵匡胤严肃地说：“正因为你是公主，才不能这么穿。你穿得如此华丽，别人看见了，就会争相效仿。战国时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结果全国上下都跟着学，搞得紫布贵了无数倍。你知道这件衣服要花多少钱吗？如果别人也跟着你学，翠羽就会涨价，大量的翠鸟都会被猎杀。你生在富贵之家，千万不可给这样的坏风气开头。”

　　在赵匡胤的影响下，此后历代皇帝都将过“紧日子”制度化。宋太宗设立内库以减轻民赋，并声明“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宋哲宗下诏裁减国用：“邦赋之入，盖有常制，若不裁减浮费，量入为出，深虑有误国用大计。”令户相度裁减，条析以闻。宋高宗依样画瓢：“朕以纪纲坏乱之余，悼师旅凋残之极，国用窘而费广，兵力弱而民疲，苟可救时，安避改作。命内外佳人、省台寺监职事官、监司守令、寄居曾任郡守郎官以上，于半月内各述所职及己见的确利害，凡可以省费裕国、强兵息民者，条具以闻。”宋神宗即位后，要求“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以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并叫司马光、腾甫等人商讨裁减国用制度。

　　宋代的节俭国用形成了制度，其宫廷开销、祭祀支出、赏赐大臣等方面都要求节俭。宋朝的宫廷宴会，据宋史记载，分几个级别，但并不奢侈。头二盏酒是没有菜肴的，第三盏时才提供下酒菜：肉、咸鼓、爆肉、双下驼峰角子、索粉等。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集英殿宴请金国使节的九盏菜肴点心分别是肉、咸鼓、爆肉、双下角子、莲花肉、没饼、骨头、白肉胡饼等，用料很普通。

　　特别是宋仁宗，其节俭比起其祖更甚，宋代很多笔记留下了具体的事例，读之不得不服。《曲洧旧闻》记载：“仁宗俭德，殆本于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当未明求衣之时，嫔御私易新衣以进，闻其声辄推去之。遇浣濯，随破随补，将遍犹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为笑，不恤也。当时不唯化行六宫，凡命妇入见，皆以盛饰为耻，风动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俭之诏屡挂墙壁，而汰侈不少衰，盖有间也。”

　　宋人施德操《北窗炙？{录》记载了两件小事，其一是：宋仁宗早朝，面色有些憔悴，大臣问：“今日天颜若有不豫然，何也？”仁宗说：“偶不快。”大臣疑之，以为皇帝昨夜操劳过度了，便“言宫掖事，以为陛下当保养圣躬”。仁宗笑道：“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大臣皆惊，说：“何谓也？”仁宗说：“夜来微馁，偶思食烧羊，既无之，乃不复食，由此失饥。”大臣说：“何不令供之？”仁宗说：“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起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

　　另一记载道：“仁宗尝与宫人博，才出钱千，既输却，即提其半走，宫人皆笑曰：‘官家太穷相，又惜不肯尽输。’仁宗曰：‘汝知此钱为谁钱也？此非我钱，乃百姓钱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钱。’”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则载有一事：仁宗“好食糟淮白鱼”，但淮白鱼乃江南特产，开封未见，而依宋朝祖宗旧制，皇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所以皇帝一直“无从可致”。后来，皇后只好问吕夷简的夫人：“相公家在寿州，当有糟淮白鱼吧？”吕夫人回家后给皇后进献了两筐鱼。

　　不唯仁宗，其他皇帝也大致不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宋高宗吃饭时，习惯多备一副公筷，因为“高宗在德寿，每进膳，必置匙箸两副。食前多品，择其欲食者以别箸取置一器，食之必尽。饭则以别匙减而后食，吴后尝问其故，曰：‘吾不欲以残食与宫人食也。’”有了公筷，自己吃不完的，可以赏给宫人吃，是对宫人的一种尊重。

　　南宋隆兴元年(1163)五月三日晚间，宋孝宗在后殿内阁宴请经筵官胡铨，这次饭局被胡铨记入《经筵玉音问答》中。胡铨说，席上有一道胡椒醋子鱼，宋孝宗告诉他：“子鱼甚佳，朕每日调和一尾，可以吃两日饭。盖此味若以佳料和之，可以数日无馁腐之患。”一条鱼吃两天，孝宗的饮食算俭朴了吧。胡铨听后颇为感动，说：“陛下贵极天子，而节俭如此，真尧舜再生。”孝宗又说：“向侍太上时，见太上吃饭，不过吃得一二百钱物。朕于此时固已有节俭之志矣。”

　　即使如此，宋朝的大臣仍然不断进谏，向皇帝敲警钟。如苏轼进《策别》：“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功，仰人以援己，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曾巩上《议经费》：“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勇制国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用者，必于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提出帝王应该“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耻珠玉之玩”，“少度僧尼，不兴土木，示天下之俭也”。有了这样的君臣，宋朝政府的“紧日子”过得很有滋味。

　　到宋徽宗时，这一传统被打破，朝廷大肆征召花石纲，从浙江等地运往开封供观赏的花木和石头，光运费就耗资巨大：“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其结果呢，不仅出现秦桧等生活奢侈的权相，很快又迎来“靖康之耻”。

　　“从来简俭是家风”

　　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历史上有很多有识之士都以节俭为荣，以奢侈为耻。他们认识到俭有四利，可以养德、养寿、养神、养气(《鹤林玉露》)。至于具体到家庭，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古代中国家庭更是有着一股久远的过“紧日子”的传统。但凡一个稍有传承的家族或家庭，其家长都明白，持家以俭才能绵延长久，他们不但奉行节俭修身养性以延年益寿的信条，还警惕奢是罪恶的源头，是败家的征兆。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俭与奢直接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官员之家尤其如此。

　　《史记？鲁世家》载，春秋时期鲁国正卿季文子，出身于三世为相的贵族家庭，掌管国政和兵权30多年，辅佐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代君主，可谓位高权重，他一生忠贞守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孟献子的儿子仲孙见他如此节俭，颇为不屑地说：“你身为国家重臣，代表国家形象，却如此寒酸、吝啬，你不怕朝中文武百官笑话吗？实在有损国家形象，影响国家声誉。您何不变一变？于己于民于国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季文子听后淡然一笑，回答道：“我当然也想穿华服、骑良马，可是，我看到老百姓吃粗粮穿破衣的还很多，有的甚至还在挨饿，我不能看着全国百姓衣衫褴褛，粗茶淡饭，而让自己和家人衣着华美，终日酒山肉海，这样做于心不安啊。况且，我只听说国家形象和荣誉是通过臣民的高尚品德和文明举止表现出来的，从没听说过炫富示奢、大讲排场能给国家增光添彩！”孟献子听说这事后，非常生气，将儿子仲孙幽禁了七天以示惩戒。

　　宋代是官员俸禄最为优厚的朝代，也是冗官现象最为突出的时期，但整体上，宋代士大夫却有一种节俭的风尚和传统。

　　司马光在洛阳专心编《资治通鉴》十五年，其间，他与文彦博、范纯仁等同道，相约组成“耆英会”“真率会”，每日往来，不过脱粟一饭、清酒数行。相互唱和，亦以俭朴为荣。文彦博有诗曰：“啜菽尽甘颜子陋，食鲜不愧范郎贫。”范纯仁和之曰：“盍簪既屡宜从简，为具虽疏不愧贫。”司马光又和道：“随家所有自可乐，为具更微谁笑贫？”寥寥数语，充分表达了他们兴俭救弊的大志。司马光讲学期间，同样力行节俭，不求奢靡。“公每五日作一暖讲，一杯、一饭、一面、一肉、一菜而已。”(《懒真子》卷第十)回故乡山西夏县祭扫祖坟时，父老乡亲前来迎候献礼，用瓦盆盛粟米饭，瓦罐盛菜羹，他“享之如太牢”。

　　自称“先生年来穷到骨”的苏轼，特作《节饮食说》：“东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招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日省费以养财。”他告诉家人，从今以后，每顿饭只饮一杯酒，吃一荤菜。若有贵客来访，盛宴招待，也不过三荤，只能少不能多。若是别人请客，也先告诉人家，不要超标。若人家不答应，就干脆不去。他认为这样做好处有三：一可安分养福气，二可宽胃养神气，三可省钱养财气。《鹤林玉露》中记载，苏轼谪居期间，每天用钱不超过一百五十文，每月初一，取钱四千五百文，分装为三十串，挂于屋梁上，早晨用画叉挑一串，藏在钱袋里出门去。给李公择写信中还指出：口腹之欲无穷，平时注意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

　　苏轼过紧日子，还上升为蔬食养生的理论。他做官做到哪里，就挖野菜挖到哪里。在《菜羹赋并叙》中叙写自己的生活：“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盖易具而可常享。”他在《宋乔全寄贺君》一诗中写道：“狂吟醉舞知无益，粟饭藜羹问养神”，以自己的经验劝别人不要醉生梦死，而要粗茶淡饭以养生。

　　陆游同样以过“紧日子”为乐，对饮食讲求“粗足”，力求清淡。他主张多吃蔬菜，荤菜尽可能少。这样做的目的，“不为休官须惜费”，而是为了培育良好的家风，“从来简俭是家风”。粗茶淡饭，心中坦然，“但使胸中无愧怍，一餐美敌紫驼峰”。

　　历代名臣巨宦中不少人留下了家训，大都以伦理道德为主体，以勤俭持家为根本，彰显了辩证的节俭观。如张载就把“戒好鲜衣美食”“戒滥饮狂歌”列为家训“十戒”之中；陆游希望把俭朴家风传之后世，在《放翁家训》中告诫子孙：“上古教民食禽兽，不惟去民害，亦是五谷未如今之多，故以补粮食所不及耳。若穷口腹之欲，每食必丹刀儿，残余之物，犹足饱数人，方盛暑时，未及下箸，多已腐臭，吾甚伤之。今欲除羊彘鸡鹅之类，人畜以食者，姑以供庖，其余川泳云飞之物，一切禁断，庶几少安吾心。凡饮食但当取饱，若稍令精洁，以奉宾燕，犹之可也。彼多珍异夸眩世俗者，此童心儿态，切不可为其所移，戒之戒之！”晚清名臣曾国藩以善治家著称，不仅自己过“紧日子”，一餐只吃一荤，一件衣服穿三十年，而且其家训就倡导过“紧日子”，“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其他如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梁启超等大批近代人物都是如此。因而，会过“紧日子”的人基本上与廉洁可以画等号。至于历史上那些世家大族如浙江郑义门、山西王家大院、福建永定客家人、湖南张谷英村等几乎家家都是过“紧日子”的好手，他们明白，要想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唯一的办法就是过好“紧日子”了。

　　“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

　　历史表明，千百年来，过“紧日子”的传统无关穷与富，到了困难时期，过“紧日子”更是化解困难的良法。从井冈山到延安时期，共产党的红色基因里面就有“勒紧裤腰带”的传统，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带头过“紧日子”。毛泽东常穿打着大补丁的裤子，盖三斤半的旧棉被，晚上睡觉用禾草做枕头；“要想着国家，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的朱德，人称“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抗战中，根据地一直是以过“紧日子”挺过来的，1943年《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规定有五点，处处针对过好“紧日子”：(一)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二)除保证给养外，其他经费，概须力行节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疏散机关，调整窑洞，停止建筑；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实行粮票制，免去双重粮的浪费；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不追加预算，并建立严格的审计制度；(三)集中力量于急要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加强管理和监督，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四)爱惜民力，节制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力，一匹民畜；(五)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曾写诗道：“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党和国家多次遇到困难时期，每一次都度过来了，而勤俭建国、过紧日子的方针发挥了重要作用。

　　“画栋不久栖，雕梁有坏期；膏粱不久吃，珍馐有断时。”居安思危，新时代同样需要发扬古人过好“紧日子”的传统。

来源：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张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