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 他们的身影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元月，一年的第一个月。拂去旧年的尘埃，满怀对新年新生活的憧憬，我们踏上新的征程。

　　今天，当我们回望一百年前也就是1921年元月建党历史上那些重要人物时，请感受一种新的力量正在积蓄，将要喷薄而出。

　　1、从北大红楼到丰台长辛店

　　1921年元月，李大钊在北京。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是在三年前即1918年元月接手这份工作的，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大学图书馆从一所封闭式的藏书楼转变为新型的现代图书馆。图书馆是现代大学最基本的配置，在丰富馆藏书籍的同时，李大钊亦注意加强对图书馆的管理。

　　1921年元月25日，《北大日刊》登载了《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我们今天能在《李大钊全集》中读到这篇文章。针对借书超期的情况，这份借书规则制定了相当严格的措施，其规定的借书期限比今日各大学要短，“教职员以十四日为度，学生以七日为度”，到期不还，除了要暂停借书权外，还要征收违约金，超期未满七日者，“教职员每册每日征收铜元六枚，学生每册每日征收三枚”，这还只是中文图书，西文图书则要翻一番。

　　我们可以推测，李大钊曾在自己的办公室中草拟上述规则。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不久，北京大学红楼落成，图书馆也随之迁入。李大钊的办公室，在红楼一楼东南角。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就在这间办公室中成立。在书斋之内，李大钊与同志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汲取养分；在书斋之外，李大钊与同志们将真理的力量带给受苦受难的工人们。

　　西距北大红楼二十多公里处的丰台长辛店，是李大钊与同志们从事工人运动的地方。1921年元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大站，当时聚集了工人三四千人，而且“很热心很有见解的”。邓中夏等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参与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办工作，李大钊也曾赴学校讲学。

　　一百年后，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尚存。关于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与教学内容，尽管留存资料十分有限，但也能获知一二。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为工人和工人子弟开办的，学校简章开宗明义，本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工人白天上班，无法前来学习，补习学校为此开设了日班和夜班，日班为“劳动者的子弟”而设，夜班为“劳动者”而设，“夜班注重国文、法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前来就读的学生，不仅不收学费，而且还会提供一些补助。

　　对于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而言，这所学校是亲近工人的一个途径，一些革命的理念逐渐渗透到长辛店工人的思想意识中。1921年的劳动节，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这颗北方劳动界的明星开始发光。

　　2、书店中的一场聚会

　　1921年元月，毛泽东在长沙。

　　老长沙城一共有九座城门，靠近湘江的潮宗门内，有一条潮宗街。一百年前，潮宗街上有一家当时长沙城最先锋的书店——文化书社。

　　毛泽东是这家书店的创办者之一，1920年7月31日，湖南《大公报》上登载了毛泽东执笔的《发起文化书社》，这是一篇读来大感爽利的启事，他写道“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今天我们还能见到文化书社留下来的一些广告目录。一百年前，这家书店出售的图书包括罗素著、余家菊译《罗素社会改造原理》，杜威著、胡适译《杜威五大讲演》，罗素和杜威在书社成立前曾访问中国，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热烈讨论的两位外国学者，当然书社更少不了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书籍，如马尔西著、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格斯即马克思，为尊重原文起见，本文凡引用处皆不修改)，兰姆塞著《旅俄六周见闻记》等。

　　文化书社是一群“互相了解完全信得心过的人”发起与运营的，这群人此前还结成了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1921年元月1日，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举行会员新年大会。这一天，“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书社内，同侪难得相聚，大家热烈讨论，这场会员新年大会一连持续了三天。

　　在会前发给会员的启事中，一共举出了十四个在会上讨论的题目，但其中最重要者，是“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幸好《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对这次会议作了十分详细的记录，我们能直接读到各位与会者的发言。

　　新民学会成立后，组织了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他们曾在巴黎聚会，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共同目的。在元月1日的会上，大家在“改造”还是“改良”上存在分歧，毛泽东发言：“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他认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改造的方法，他赞成俄式的方法。元月1日的讨论没有表决，次日大家以起立的方式，表决通过了新民学会会员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

　　1921年元月16日，这天是腊八节，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友，再次相聚在文化书社。大家畅谈对未来生活的规划。毛泽东说自己“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脑力工作之外，他还“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学好了，对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这场聚会上，大家都谈到了自己的金钱观、消费观，何叔衡说“不正当的发财法子，无论如何，不愿意干”，毛泽东亦表示“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1921年，毛泽东28岁。新民学会的会友，除了何叔衡年纪大些外，基本都是同龄人。在文化书社这方天地中，他们挥洒青春的激情，关心着脚下的这片土地与这颗星球，这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3、《新青年》同人的聚散

　　1921年元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在上海出版发行。

　　这期《新青年》的封面图片，是圆形的地球上有一双紧握的手。打开目录，许多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第一篇文章是周建人的《达尔文主义》，周建人是鲁迅三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科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一股强大的思潮，影响所及，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其实，周氏三兄弟与《新青年》的关系都很紧密，鲁迅有许多文学作品首发在《新青年》上，周作人亦利用这一平台介绍外国文学、宣扬自己的新文学主张，这一期便有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这期诗歌栏目一共登载了五首诗，来自两位作者——俞平伯与胡适，中国白话诗的两位先驱。这期最后还刊登了《文学研究会宣言》，这是1921年元月成立的一个文学社团，发起人一共有郑振铎、许地山、沈雁冰等12人。

　　这期的重头文章是李达的《马克思还原》，文末称赞列宁“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相阐明表彰出来，善于应用，这便是列宁的伟大，世人都要拜服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中国的进步青年对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极有兴趣，《新青年》从1920年第八卷第一号起，开设“俄罗斯研究”专栏，第八卷第五号又发表了四篇译作，关注到了俄国女工的状况、俄国的社会教育，其中一篇《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是由陈望道翻译的。

　　陈望道在1920年刚刚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译本，这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被鲁迅评为“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而“真理的味道有点甜”的故事，则至今仍是美谈。

　　陈独秀1920年底从上海去广州前，请陈望道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邀李达、李汉俊、沈雁冰进入编辑部。沈雁冰，也就是前述文学研究会的创建者之一，这个名字也许有些陌生，1927年当他发表《幻灭》时，用了一个笔名——茅盾。

　　在这一期《新青年》背后，是《新青年》同人无可避免的分化。在1921年元月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胡适批评现在的《新青年》杂志“色彩过于鲜明”。这色彩是什么色彩？在之后写给陈望道的一张明信片上，胡适的措辞相当直接：“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新青年》用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胡适向同人提出三条《新青年》的出路：要么暂停；要么对内容进行调整，“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要么在《新青年》之外，“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此前，胡适与李大钊已经就“问题与主义”展开了相当激烈的论争，胡适说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针锋相对，说自己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既然大家所信的主义、所择的道路已不同，又何必强撑局面，事情终于朝着第三条路发展。

　　《新青年》在上海的编辑部，就是陈独秀的寓所，地址在今南昌路100弄2号。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座石库门建筑中正式成立，一个月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从《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向东走大约十分钟，就到了当时李汉俊住的地方，他和自己的哥哥李书城住在一起。李书城租下了望志路106号、108号两户并且打通，楼上是卧室，楼下是客厅。

　　半年之后，十三位来自大江南北的先进的中国人，相会在106号狭小的客厅中。

　　客厅虽小，而他们的梦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