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鉴真纪念堂

　　▌袁帆

　　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历史上，唐代高僧鉴真(688—763)是一位耳熟能详的传奇人物。他的历史作用，在于将中国盛唐时期形成的辉煌文化广泛传播于日本，推动了日本佛学、医学等诸多领域的进步，同时也将唐代成熟的建筑技艺带到异域，在奈良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对日本的建筑文化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可谓：“巍巍鲁殿，灿灿奈良。庄严庙像，俨然盛唐。”

　　鉴真大师也许不会想到，正因为他当年在日本进行佛学、医学、建筑等领域的文化实践，不仅使自己受到了日本人民世代敬仰，也让他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紧密联系，而推动这种联系建立的几位关键人物中，除了著名宗教界领袖赵朴初(1907—2000)以外，还包括一位伟大的建筑学家，他就是梁思成。

　　梁思成(1901—1972)，是中国第一代经过系统学习西方建筑理论的著名现代建筑学家之一，同时又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就。他在1942年用中英文撰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不仅能让此后的中国人在建筑领域中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并且令国际建筑学界彻底改变了昔日认为“中国没有建筑史”的偏见，为中国找回了一种失落已久的“民族的建筑历史和文化精神”，奠定了中国建筑史在世界建筑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我们将探索历史的目光回望1963年时，会惊喜地发现唐代的佛教大师与现代的建筑大师产生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历史性交集，而这次交集的硕果就是由梁思成担纲设计的“扬州鉴真纪念堂”。2021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在这个时点回顾鉴真纪念堂的设计建造过程，无疑是对他一生建筑文化实践的特殊纪念。

　　鉴真纪念堂的设计建造背景

　　1963年是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当时中日两国的宗教界为了纪念这位古代杰出的大师，商议决定分别在两国多地举行纪念会或法会。中国政府还决定在鉴真的故乡——扬州，建立一座纪念堂。纪念堂选址于当年鉴真传法的寺庙“大明寺”东北侧的一块空地上。由于这项工程需要极高的中国古建筑造诣，同时又事关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因此中国佛教协会邀请梁思成先生主持这项工作。

　　梁思成在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中，深刻认识到，“不论何时何地，宗教都曾是建筑创作的一个最强大的推动力量”。当年对五台山佛光寺的实地勘察让他对唐代寺庙产生最直接的印象，多年来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潜心研究更让他对仿古建筑的营造范式熟稔于心。此外，梁思成在二战末期力劝盟军不要轰炸存有大量日本古代建筑及艺术国宝的奈良和京都，最终为日本和全人类保留下这两处“世界文化遗产”，这也让他被日本人民尊称为“古都恩人”，在中日两国交流中产生着无可替代的影响。这些特殊因素都决定了由他领衔设计“鉴真纪念堂”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梁思成一生中作为著名建筑学家取得的学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由于他同时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再加上他的身体健康等种种原因，这也决定了他不太可能是一位多产的“建筑师”。而事实上，他一生中亲自设计的建筑项目确实不是很多。据有关研究资料统计，包括与他人合作设计的建筑项目共有12项，其中在1949年之后参与设计的项目只有4项，包括举世瞩目的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52)，任弼时墓(1952)、林徽因墓(1955)，最后一个项目正是位于扬州的“鉴真纪念堂”。

　　非常遗憾的是，当年设计鉴真纪念堂的全过程，至今未见详细的系统性记载。但可以确认的是，梁思成在接到设计任务之后，曾亲自与同济大学古园林建筑专家陈从周(1918—2000)教授一起，于1963年夏季到扬州实地勘察，将陈先生带来的“大明寺”实测图与现场逐一校对，研究总体设计方案。因鉴真纪念碑需要先期制作，所以当时就在扬州拟就方案，并由梁先生亲自画好草图，“交扬州城建局何时建同志画正图，接着很快就施工了”。

　　所幸我从文物市场获得了一份由“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年纪念委员会”编纂的，由梁思成署名的《扬州鉴真大和尚纪念堂设计方案》，这就成为今天了解当年设计结果的最直接资料。通过解读这份珍贵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地归纳出设计方案的要点，感受这座梁思成倾注了大量心血的著名建筑之魅力。

　　梁思成主持设计的鉴真纪念堂

　　扬州鉴真纪念堂的建筑体量虽然不大，却包含了大量宗教、历史、建筑等多领域的文化信息，具有非常典型的样本意义，注定成为“梁思成”研究的经典案例。

　　一 鉴真纪念堂是仿照金堂设计

　　鉴真纪念堂是仿照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金堂”设计的。建成已超过1250年的“唐招提寺”是鉴真大师在日本留下的最主要之遗物，被日本人民视为“国宝”。而金堂，是以唐开元、天宝时期中国佛殿为蓝本而建造的，在总的风格上和中国现存的唐代佛光寺大殿极为相似。“它是日本建筑，也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它是一千二百余年前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是中日两国人民文化、艺术间的血缘关系的重要标志”。

　　梁思成有一句著名论断，“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学子没有不知道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和鉴真大和尚的。”他本人对日本的唐招提寺和中国的佛光寺更是有深入的研究，因此自然对鉴真纪念堂的设计有其独到、深刻的见解。建造鉴真纪念堂最简便的办法是“照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但扬州选定的地址面积不够开阔，不足以支撑类似金堂的体量。有鉴于此，梁先生在设计中，“将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的金堂，减缩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纪念堂。”根据测算，鉴真纪念堂的设计面阔仅为18米，比总面阔为28米左右的金堂缩窄约30%。

　　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在进深上采用四开间等分布置，堂内可以有两个开间的进深，显得绰绰有余，在第四排的金柱上可以直接立“扇面墙”，作为佛像的背景。但扬州鉴真纪念堂由于进深改为三间，这就给堂内布置带来了一些问题。为解决这个矛盾，梁思成在设计中将进深方向的三开间进行“不均匀”处理，中间一间大于前后两个开间，同时，以后檐墙代替“扇面墙”，取消了金堂原有的扇面墙与后檐墙之间的夹道。这样的处理基本保持了与金堂内部一致的空间感觉，但唯一的缺憾是内部净余两间的深度不匀，好像中柱“不中”，但这并不会对空间使用功能造成严重影响，一般观众甚至完全不会对此有所察觉。应该说这样的安排还是很巧妙的。

　　至于屋顶的坡度，根据日本建筑学家的考证，金堂最初的屋顶坡度比较低缓，而现在的屋顶是近代改建的，比原有的坡度陡峻。于是梁思成根据金堂的复原图和中国现存唐代建筑实例，将纪念堂的屋顶设计定为1∶2的坡度。

　　二 鉴真纪念堂是一个建筑组团

　　梁思成设计的鉴真纪念堂与金堂另外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是一个独立的建筑组团，而不是像金堂那样只是一座独立的殿堂。具体做法是“由纪念堂两侧起，用步廊一周与前面碑亭相连，构成一个庭院”，梁先生称之为“鉴真院”。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创造一种唐代佛寺的气氛，并为了配合扬州当地寺院风格”。

　　由于鉴真纪念堂与原有的“大明寺”同处于扬州城北的蜀岗中峰，属于同一个建筑环境，因此将其设计成一个独立院落，既可以显示其独立性，又可以通过恰当的连接设计与原有的寺院合为一体。如此总体构思使得新建筑不至于显得突兀，因而具有了良好的融合性。

　　三 巧妙的碑亭设计

　　“鉴真院”是一座袖珍版的围合式建筑组团。梁思成在院落的南端设计了一座“碑亭”，既可以作为鉴真院的正式入口，又可以将“鉴真纪念碑”安置于一个恰当的所在，可谓匠心独具。碑亭采取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平面布置，屋顶为“歇山顶”。碑亭进深的北面一间与左右步廊相对相接，南面一间突出于鉴真院的轮廓外，成为鉴真院明显的标志。

　　纪念碑采用卧碑的形式，下部的“须弥座”模拟唐代石碑的须弥座风格，上部碑身四周刻出边框形式。碑身安立在院落的南北中轴线上。

　　鉴真纪念堂后来的故事

　　梁思成在《扬州鉴真大和尚纪念堂设计方案》中透露过一个情况，那就是在他的设计方案之前，“扬州建设局的同志们曾草拟了一个总图设计方案”，其基本设计意图得到了梁思成的认可。按照梁先生的表述，他的这个设计“严格地说”只是原方案的修正而已，“修正方案的要点仅在于纪念堂、碑亭、回廊的比例、尺度和建筑风格方面。”尽管梁先生谦逊地说，扬州建设局才是“主要的创作者，我们不过略尽一臂之助”，但鉴真纪念堂的最终的建筑初步设计方案是由梁先生带领的清华建筑系团队完成，这是不争的事实。

　　1963年，经中日两国宗教界、文化界人士商讨后，成立“鉴真大和尚逝世1200周年纪念委员会”，赵朴初先生担任委员会主任，同年10月在扬州大明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并为鉴真纪念堂举行了奠基仪式。这次盛大的纪念活动，在中日两国人民间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但遗憾的是，此后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纪念堂项目并未马上启动实施。

　　时间转眼过去了近十年，经过中日两国和平力量的长期努力，两国于1972年9月29日正式建交，恢复邦交正常化。这一历史性事件为鉴真纪念堂继续建造创造了条件。1973年3月，项目终于重新动工，并于当年11月建成。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梁思成已于此前的1972年1月9日逝世，他没有亲眼看到纪念堂的最终落成。纪念堂的技术设计和施工图绘制工作，最后是由南京工学院张致中教授和扬州建设局共同完成，在他们的努力下，梁先生的设计方案得以完美呈现在世人面前。

　　根据有关资料测算，建成后的鉴真纪念堂面宽约18米，进深约10.5米，高度约10米。屋顶覆盖面积约480平方米，主堂面积约130平方米。其外观呈现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整个大殿的屋架由22根檐柱、内柱支撑，外挑飞檐下的三层斗拱巧妙地将巨大的庑殿顶与立柱连接成一个稳固的整体。最有唐代建筑意味的是屋脊两端洗练优美的“鸱尾”高高地翘起，马上让人将鉴真纪念堂与奈良唐招提寺及五台山佛光寺挂起钩来。

　　碑亭由10根立柱支撑，面积约63平方米，高度约7米，梁思成先生亲自设计的纪念碑安放于碑亭内正中。这块横卧在须弥莲花座上的巨型汉白玉碑，高1.25米，宽3米，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先生亲笔为纪念碑题写的“唐鉴真大和尚纪念碑”碑名镌刻在碑正面。背面由时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撰书《唐鉴真大和尚纪念碑碑文》。一块纪念碑集中了三位中国现代名人的智慧，殊为难得，被后人誉为“三绝碑”。纪念堂和碑亭通过一圈近百米长的步廊连在一起，形成面积约1300平方米的院落，这座“鉴真院”也成为梁先生留给鉴真纪念堂的精彩一笔。

　　对于鉴真纪念堂的总体评价，当代著名建筑大师吴良镛院士如是说：“只要身临其境，设计者意匠独造的设计构思，对唐代建筑艺术的深湛修养，以及建筑上所表现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建筑与环境的结合，种种炉火纯青的建筑素质感人至深。这些设计，艺术与技术上所达到的境地，在新中国艺术与建筑史上理所当然的应有其重要位置。”

　　1980年，鉴真纪念堂迎来了建成后最为盛大的一次宗教活动，那就是日本唐招提寺的“鉴真像”回中国“省亲”巡展，这也是继1963年中日共同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后的又一次国际文化交流盛事。中国政府对于此次活动极为重视，成立了以赵朴初为主任的“全国欢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委员会”。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鉴真像”于1980年4月14日运抵扬州展出。为了纪念这次活动，国家邮政部门特别发行《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纪念邮票一套三枚。其中第一枚的图案名称就是“扬州鉴真纪念堂”，画面上的鉴真纪念堂与当年梁思成的方案如出一辙，显现出浓厚的唐代建筑风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事实上，鉴真纪念堂是梁思成生前进行的最后一项建筑设计实践，以这样的形式为他的建筑生涯画上一个“休止符”，实在是意义非凡！此时，我非常想知道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梁先生的所思所想：或许他想到了1937年在五台山发现唐代佛光寺时的欣喜若狂；或许他想起曾经在清华园为解放军标出北京主要古建筑，以避免炮火毁坏；或许他想到了由他领衔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上的“天安门”；或许他想到了……

　　如果说，鉴真大师为了弘扬佛法，不畏艰险，历经十年磨难，最终东渡成功，完成心愿，值得人们世代铭记；那么我相信，无论过去多少时光，当人们看到鉴真纪念堂，了解他的设计者梁思成一生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为中华文化传承“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同样会对他心生敬意，由衷颂扬！2010年10月31日，为纪念奈良(平城京)迁都1300周年，两尊“梁思成塑像”被分别隆重安放在日本奈良和中国扬州，又一次将梁思成先生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呈现给世人，这也充分表明了人民的心愿：“历史不会忘记梁思成”。这正是：

　　佛法煌煌照人间，鉴真传经不惧险；

　　眼盲身残十年渡，跨海弘德播善缘。

　　营造宫阙筑圣殿，思成破谜意志坚；

　　筑堂立说惠后世，中华文明永流传！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