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底，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境内，1935年初强渡乌江后，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红军在黔军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即后来闻名中外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油画) 沈尧伊作 国家博物馆馆藏作品。来源：中国军网
出席遵义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林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遵义会议开了三天，通过了“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以后，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遵义会议陈列馆入口左侧毛泽东书法“遵义会议伟大转折”，遵义会议会址是毛泽东唯一一次为革命旧址题词。 图：央视新闻
遵义会议前夕，党和红军陷入极度危难之中：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离开根据地，一路上被动挨打。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数万红军将士把英魂永远留在了湍急冰冷的湘江。
经过湘江战役，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敌军围追，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生存环境十分险恶，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仗要怎么打，路往何方走？渡过湘江之后，中央红军内部一直存在争论。
1934年12月中下旬，短短半个月，接连召开三次会议。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军事指挥问题一直是争论焦点。
遵义，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1935年1月8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在遵义周边形成防线。9日，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军也在制定新的“追剿”计划，企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并沿遵义南面的息烽、东南面的瓮安、东面的湄潭制定了一条前出的环形追击线，从三面向遵义合围。1月中旬，国民党军近40万大军一齐向遵义地区压了过来。
中国革命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遵义会议召开了!
“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竖。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七律·历史转折》伍修权写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时
遵义会议会址。这是遵义琵琶桥东87号的贵州旧军阀柏辉章公馆，在红军入黔攻占遵义城后，被作为中央军委、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解放军报记者 吴 敏摄 来源：中国军网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的报告对这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缺乏应有的认识，强调客观困难，为“左”倾错误辩解。接着，周恩来代表军委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在报告中客观地总结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面情况，批评了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指导方面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情况的严重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认为红军正面临着比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更加严重的敌情，只有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让善于运用运动战的毛泽东来指挥红军，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来的发言使与会同志看到了红军得救，而且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光明前景。
遵义会议召开的会议室按当年场景摆放着会议桌椅。图：央视新闻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他作为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能从“左”倾路线分离出来，对会议纠正错误的军事领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的长篇发言，着重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等)；并用反对敌人前四次“围剿”的事实，据理批驳了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
遵义会议的四条决定(手迹)。图源：人民日报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毛泽东在28年后这样评价遵义会议：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与会同志绝大多数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评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经过激烈讨论，遵义会议作出下列决定：
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和要求，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从此开始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长征初期，中国共产党年轻的革命家们经历了激烈的争论，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军事指挥者教条执行着共产国际的意图，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民族脊梁坚决要求走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独立自主之路。遵义会议正是以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胜利而彻底结束了这场争论。”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遵义会议精神研究”项目首席专家徐静说。
“在这以后，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展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说。
遵义会议根据多数人同意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报告，委托张闻天等人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图源：中国军网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刘伯承曾这样回忆。
遵义会议的决议一经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会议后，中央红军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穿插，并且借助情报工作的特殊帮助，巧妙地调动敌军，从而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至3月先后来回四次渡过赤水河，巧妙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期间，党中央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上未能完全解决的组织领导、军事领导、常委分工等问题，成为遵义会议的完善和继续。
一渡赤水之后，在中央红军向云南扎西集结的行军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开会讨论常委分工问题，明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2月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
二渡赤水后，红军中央纵队于1935年3月9日进入今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3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的方式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也即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苟坝会议后，毛泽东构思并实施了“调出滇军，甩掉追兵，假道云南，进军四川”的战略构想，亲自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遵义红军烈士陵园。图源：中国军网
在长征途中，从中央领导到普通战士，从来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正是凭着对崇高革命理想的矢志坚守，他们处变不惊，遇难不馁，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积极寻找正确的道路，才得以在遵义会议中，纠正了错误的路线，确立了正确的路线。遵义会议精神告诉我们，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毛泽东说，共产党“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在遵义会议上，他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政治远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成为遵义会议的核心和灵魂，既修正了错误，又团结了同志；既化解了风险，又统一了思想。遵义会议精神告诉我们，只有遵实事求是之道、行民主团结之义，才能做出正确选择。
在遵义，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扔掉“洋拐杖”，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遵独立自主之道，行敢闯新路之义，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才能科学应变、主动应变，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不断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参观者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认真听着解说。图源：新华社 记者欧东衢 摄
2015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6年间两次贵州行，都对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精神作出重要论述。
2015年6月，在遵义会议80周年之际，总书记前往贵州考察，首站就来到遵义。总书记殷殷嘱托、言犹在耳：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2021年2月，总书记在贵州行中再次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总书记指出，“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总书记在贵州考察中强调：要结合即将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综合整理自：新华社、人民网、中国军网、求是网、央视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