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

     百年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也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光辉历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对新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道路、呈现方式和基本形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新文学也以特殊的形式深度参与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百年党史与百年新文学史关系的角度回望历史，既能对党的辉煌历史和巨大成就有更加形象的认识，也能在对中国新文学道路和成功经验的总结中获得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启示。

　　中国新文学发展进步的历程与党成长壮大的历程始终相生相伴、相互呼应

　　中国新文学和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中一同诞生的，二者都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历程中的必然产物。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同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在提倡新文学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介绍和传播也是新文学家的重要工作。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创立了一大批文学报刊，推动文学革命发展，这些报刊同时也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阵地。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轫。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文学理念，给旧文学以准确而猛烈的抨击。李大钊与陈独秀紧密呼应，发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将新文学与“社会写实”联系起来，赋予新文学以现实性和战斗性，而这正是百年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品质和特征。瞿秋白同样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在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还写下了记述留学经历和心路历程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等堪称是新文学理念最早实践成果的纪实文学作品。

　　可以说，中国新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伊始就拥有强烈的红色基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和舆论基础。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传播者，又是新文学基因浓烈的文学家。他们同时拥有新文学基因和红色基因，二者相互融合、相互激发，决定了中国新文学发展进步的历程与党成长壮大的历程始终相生相伴、相互交织、相互呼应。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十分重视新文学对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视对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和文学思潮流派的组织和领导，在积极推动新文学发展的同时，特别注重通过文艺作品来宣传和普及革命思想。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非常大的文学社团之一。该社团的发起人包括沈雁冰(茅盾)、郭绍虞等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作家。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以血和泪的文字揭露黑暗现实，在“启蒙”的意义上呼应了党教育、发动群众的使命。创造社是新文学运动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另外一个文学社团，发起人郭沫若、成仿吾也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作家。1925年五卅运动后，创造社开始倾向革命或参加实际革命工作，大力提倡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和第1卷第9期发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为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战斗的阵营”。1924年，早期入党的革命作家蒋光慈与沈泽民成立春雷社，他们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春雷社是我们党早期直接领导的革命文学社团之一。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是党领导文艺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帜是鲁迅，实际的领导者是瞿秋白。在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几年间，“左联”作家在文化战场上勇敢战斗，通过创办《拓荒者》《文学月报》《前哨》《北斗》《十字街头》等刊物，开辟了一批传播革命思想的文艺阵地，对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文艺界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大会选出郭沫若、茅盾、夏衍、老舍、巴金等45人为理事，推选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文协”成立大会上，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文协”有力地团结了各地各领域的作家、艺术家，使抗战初期的文艺活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作为对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呼应，延安革命根据地也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推动解放区的文艺运动。“边区文协”成立之后，又组建了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界抗战联合总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文艺战线社、大众读物社、抗战文艺工作团等机构。党在解放区创立的文艺团体和机构及其所开展的文艺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开展，很好地发挥了文艺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动员功能。

　　1938年4月，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党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指出，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鲁艺”的成立，是党探索培养具有革命信念的文艺工作者的新的有效方式。在抗战时期，“鲁艺”很好地承担起了工作任务，完成了历史使命。

　　总之，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中国新文学始终与党同步、与革命同步、与时代同步、与历史同步，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服务革命、服务人民、服务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党在不同时期都从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实际出发，及时制定和调整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从根本上保证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始终把文学事业视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并且有着强烈的文学情怀。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他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

　　党对文学事业的组织、领导贯穿党的全部发展历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在不同时期都从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实际出发，及时制定和调整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从根本上保证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党特别重视新文学人才和作家队伍的建设。百年来，在党的周围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党员作家队伍和党的“同路人”队伍。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正是党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吸引、召唤、引导、培养的历程，是一代代党员作家与党同心同德、患难与共的历程，是一批批向往光明和进步的作家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听党话、跟党走成为党的“同路人”的历程。巴金曾经说过：“我们的现代文学好像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输送到革命战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大批优秀作家接受革命思想，在极其艰苦险恶的条件下，坚定地加入党组织，包括茅盾(1921年入党)、蒋光慈(1922年入党)、郭沫若(1927年入党)、夏衍(1927年入党)、冯雪峰(1927年入党)、李初梨(1928年入党)、冯乃超(1928年入党)、邓拓(1930年入党)、丁玲(1932年入党)、田汉(1932年入党)、陈荒煤(1932年入党)、周立波(1935年入党)、柳青(1936年入党)。他们一边写作，一边投身革命实践，为革命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20世纪30年代，丁玲、何其芳、萧军、艾青、田间、卞之琳等一大批作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火热的革命实践中，他们的思想和认知发生了蜕变，很多人都投入党组织的怀抱。比如，刘白羽(1938年入党)、田间(1938年入党)、魏巍(1938年入党)、何其芳(1938年入党)、欧阳山(1940年入党)、萧军(1948年入党)。

　　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开启崭新篇章。广大作家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所鼓舞和振奋，满怀豪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用手中的笔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党员作家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比如陈白尘(1950年入党)、端木蕻良(1952年入党)、欧阳予倩(1955年入党)、卞之琳(1956年入党)、曹靖华(1956年入党)、曹禺(1956年入党)、黄宗英(1956年入党)、季羡林(1956年入党)、宗璞(1956年入党)、李准(1960年入党)、秦牧(1963年入党)、蹇先艾(1983年入党)、王西彦(1986年入党)。

　　与加入党组织的作家交相辉映，百年中国文学中还有一批在文学战线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与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与党的事业彼此呼应、彼此配合的“同路人”作家。他们虽然没有党员身份，但在革命者队伍中，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革命队伍不可或缺的一员。鲁迅、巴金、老舍、冰心、叶圣陶、闻一多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鲁迅是新文学运动的旗手和巨匠。他的《呐喊》《彷徨》深刻揭露旧中国的社会黑暗和国民劣根性，对广大民众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与此同时，他积极支持和投身党的革命实践，推动革命文艺发展，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同路人”。毛泽东曾评价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巴金也是党的重要“同路人”。他的长篇小说《家》《春》《秋》充满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批判，表现一代青年新人的“觉醒”，具有强烈的启蒙意义。老舍则是一位一生都在积极要求入党的“同路人”。抗战期间，他毅然南下武汉，投身抗战洪流，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处主任并创作了大量面向大众的文艺作品。老舍的代表作《四世同堂》以抗战为背景表现人民的悲惨生活，控诉日军的残暴罪行，讴歌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精神。

　　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党员身份的作家以及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同路人”作家构成了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主体，是百年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是中国新文学能取得巨大成就的人才保证。

　　党对文学事业的发展一直有着顶层设计和制度设计，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始终有着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

　　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十分重视用文学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的主张，注重用文学作品动员、发动、教育、启蒙群众，批判、揭露敌人。中共一大就强调党的文化领导权对于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党对文学运动和出版物的领导。其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不断地随历史进程而进行着同步调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主张以各式各样的文艺形式推动宣传工作，启蒙大众，唤起人民的革命意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注重加强对国统区文艺的领导，注重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倡导文学的大众化和战斗性，鼓励文学直接服务抗战、服务革命事业。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方向，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讲话不仅深刻影响了解放区文学创作，也对新中国的文艺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党实现了对解放区文艺工作的统一领导，使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当时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使用“党的文艺政策”概念。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建立了完备的文学制度。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通过设立文艺领导机构和颁布文艺政策来施行。中国的文学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制度的优越性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为进一步加强文艺工作，党中央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第一次文代会产生了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机构，即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3年改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文学领域，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以及文代会和作代会是党的文学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纽带，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新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领导文艺工作的成功经验，体现了我们党对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双百”方针成为推动“十七年”文学繁荣发展最重要的文艺政策，在这一方针的指引和推动下，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比如“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又一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事件，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一次深刻的调整与宣示。邓小平出席大会并发表了祝词，他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对新“二为”思想的含义作了具体阐述。从此，我国新时期文艺事业发展的方向正式表述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号召广大作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强调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是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指明新方向、开辟新道路。

　　党的百年历程中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在百年文学中得到生动形象的书写

　　党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最精彩的中国故事，是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和书写对象。中国新文学史某种意义上正是形象化的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开放史。党的百年历程中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在百年文学中得到了生动形象的书写，并产生了一大批红色文学经典。

　　讲好党的故事是中国新文学的神圣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就开始了对党的革命历史的同步记录和书写。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最早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呼唤，表现出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1926年，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最早描写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共产主义的历程；1931年，巴金的小说《死去的太阳》最早表现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人运动；茅盾的《子夜》全景表现20世纪30年代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书写旧世界的崩溃和新生事物的诞生，成为革命启蒙教科书；1935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正面表现东北抗战和东北人民的生活与挣扎；1945年，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深刻揭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1946年，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阵》生动描写敌后抗日斗争；1948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真实表现解放区土改的宏阔场景。

　　“十七年”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繁盛期。吴强的《红日》描写解放战争中发生在江苏涟水，山东莱芜、孟良崮的三次重要战役，表现了敌我之间的残酷较量；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延安保卫战为题材，描绘了一幅生动、壮丽的人民战争画卷；曲波的《林海雪原》展现了人民军队在东北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柳青的《创业史》全面展现了合作化运动给当代农民命运带来的巨大改变；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生动描写了土改给农民精神生活带来的变化；老舍的《龙须沟》通过龙须沟的古今对比，表达了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

　　新时期以来，涌现出许多全景式反映党的革命历史的优秀文学作品。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全景展现党建立红色政权、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长征和革命战争的恢宏历史；王树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景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进程。黎汝清的《湘江之战》以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湘江之战为主线，真实再现了英勇战斗、不畏牺牲的红军精神。同时，对新中国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有精彩的文学表达。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人世间》、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表现一代人的青春和热血，致敬知青们的奋斗岁月；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表现改革开放之初青年一代的奋斗历程；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何士光的《乡场上》、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表现现代化对中国农民和乡村传统价值观念带来的改变；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谌容的《人到中年》表现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陈毅达的《海边春秋》、赵德发的《经山海》、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老藤的《战国红》、纪红建的《乡村国是》等描绘了脱贫攻坚伟大事业带来的历史巨变；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李青松的《告别伐木时代》、何建明的《那山，那水》等讲述了当代中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绿色美丽家园的生动实践；刘醒龙的《如果来日方长》、熊育群的《苍生在上》等呈现了中国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疫中的伟大奉献精神和英勇斗争品质；徐剑的《大国重器》、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曾平标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王雄的《中国速度》等展现了我国在航天、桥梁、高铁等多个尖端科技领域的迅猛发展与巨大成就。

　　中国新文学在不同时期对党史的书写，既有历史的景深，又有当下的温度，共同构成了对百年党史的生动记录和形象再现。

　　回顾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 我们看到，对英雄的塑造和歌颂是一条重要的文学主线，英雄人物特别是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构成百年中国文学最具魅力的人物形象谱系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

　　党的一百年是英雄辈出的一百年，是一代代英雄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投身革命、建设、改革的一百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民英雄，他们感天动地的事迹和高尚的人格成为中国文学礼赞与歌颂的重要对象。文学对英雄的再现与复活，使百年中国文学具有了丰富多彩的文学英雄谱系。王愿坚《党费》中的黄新，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马识途《清江壮歌》中的任远、柳一清，梁斌《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郭澄清《大刀记》中的梁永生等，构成新文学中“革命者”的英雄谱系；而吴强《红日》中的沈振新，魏巍《东方》中的郭祥，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靳开来等，构成新文学中“军人”的英雄谱系；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草明《乘风破浪》中的李少祥，张天民《创业》中的王进喜，贺敬之《雷锋之歌》中的雷锋，高建国《大河初心》中的焦裕禄等，构成新中国“建设者”的英雄谱系；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李国文《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等，构成“改革者”的英雄谱系。

　　文学是人学。中国新文学的成就首先体现为典型形象塑造的成就。百年中国文学成功塑造了众多经典性的典型人物，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谱系。在这众多的人物谱系中，具有红色基因的英雄形象最为光彩夺目。他们是民族精神的化身，是党性和信仰的化身，是人格力量的化身，是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魅力之源。

　　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新文学与党一同成长、一同进步、一同发展，新文学事业与党的事业息息相关、紧密同步。一方面，党的领导、组织、引领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赋予了新文学以革命性、现实性和战斗性，提升了新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力。党所开创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也为新文学提供了生活土壤和创作源泉，极大地拓展了新文学的表现空间。另一方面，广大作家积极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努力创作弘扬中国精神、反映时代进程的优秀作品。二者在互动共生、相互促进中，共同书写了百年中国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作者：吴义勤，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