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天津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基本结束。东野正处于休整之中，大量城市需要巩固，数十万国民党降兵需要消化吸收，东野全军上下都以为要休整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有新的作战任务。只有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少数野战军最高领导，才知道中央正在酝酿调东野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的重大部署，部队将会面临极为艰巨的新任务。

　　果然，11月16日至18日，中央给东野连发三电，要求东野缩短休整时间，迅速入关参加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集团50多万人南逃江南或西撤绥远。东野首长坚决遵守中央指示，主力部队于11月23日分路入关。

　　进入平津地区后，东野按照中央意图，首先对塘沽进行了试探性进攻。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预定作战方针，新保安、张家口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应该进行塘沽战役。截至1948年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在天津、塘沽地区集结了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大部。当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等：“塘沽战役的指挥由你们担任，参加攻击的兵力待敌情弄明白后再决定。盼你们即详细进行侦察并提出整个作战意见。如塘沽之敌向军粮城前进，接应天津之敌突围时，则须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12月24日，林、罗、刘决定以第二纵队、第七纵队、第九纵队、第十纵队第二十九师，在第七纵队领导统一指挥下攻击塘沽、大沽之敌，攻击时间暂定为12月27日。

　　邓华受领任务后，命部队进行侦察，同时以少量部队进行试探性攻击。试攻中，解放军虽占领了几个村镇和一些盐滩地，但伤亡较大。第七纵队第二十师攻击海滩车站，歼敌700余人，伤亡600余人。第七纵队第二十一师配合友邻部队攻占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歼敌140余人，伤亡400余人。邓华、吴富善等人分析试攻情况后，命部队暂停攻击。

　　1948年12月25日，邓华、吴富善与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对塘沽地区地形、敌情进行实地侦察，一致认为进行塘沽战役的条件还不成熟。根据考察情况，邓华及时向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了汇报。

    当天，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七纵报来塘沽地形情况，转报如下：(一)东为渤海，南为海河，我无法四面包围，炮火亦很难封锁海口，敌可背海顽抗，实难断敌退路，全歼敌人。(二)除渤海、海河之外，河沟很多，虽宽一丈左右，但水深及腹，潮来更深。除铁路电道与铁路东一条小道原有桥外，其余不易通过，而敌则可凭河沟坐守。(三)北宁路南有断续房屋，较好接近。西北直至海边均为草地、盐田，广阔平坦，潮湿泥泞，挖沟有水，不便部队展开及攻击。(四)市街狭长，虽可并肩由西向东打，但部队展开亦有限度，且形成平推，最好是南与北腰斩敌人为几段。但北面地形很坏，虽然在铁路、公路以东有一条小道，但河沟更多，不可能成为主攻，故断市内敌人之退路，与分割新港敌是困难的。(五)市内河沟池沼亦多，市街断续空地很多，便于敌人采取纵深据点配备。我则是连续的突破，费劲，费时，而敌陆海炮火均可配合。(六)目前作战形势需要打塘沽，而且要快，但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仓促过急会打莽撞仗，如海滩战斗代价很大，时间很长，还不能歼灭敌人。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个大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二纵、九纵及炮兵均须于明日集结完毕，故攻击时间推至月底打为宜，最好下月初。据我们估计，塘沽为平津敌人唯一退路，如不打而跑的可能较少(据供，敌人要守，到塘沽后赶筑工事便可证明)。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而便可打天津、北平。反正迟打、早打，退路步兵难切断的，还是以充分准备，细密组织为好。我们当尽一切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请指示，保证坚决执行。”

    12月26日5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刘亚楼：“(一)转来七纵报告已悉。(二)请调查大沽、塘沽是否不久就会封冻，在封冻以后是否可以从海上攻击塘沽。(三)攻击塘沽以推迟至下月上旬为适宜。”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特种兵司令员萧华来到北塘第七纵队指挥部，听取邓华、吴富善对塘沽敌情、地形和打塘沽得失利弊的分析。一致看法是，打塘沽得不偿失，攻取天津对切断北平之敌东逃的去路更为有利。缓打塘沽，即使敌人跑掉一个军也无关大局，扭转不了平津地区国民党军覆灭的命运。当晚，刘亚楼、萧华、邓华、吴富善等人进一步商议，正式提出缓打塘沽的建议。

　　当天，林彪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22时，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一)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五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二)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四纵到后请考虑兵力是否足够，如不足够则应调杨成武部甚至杨得志部参加平津作战。你应考虑平津两敌同时突围，我军同时歼灭两敌于突围之际的整个部署。(三)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主力移至平津之间，只以一部隔断津塘、津沽联系，改变目前平分兵力的形势(这是从平津敌不会突围这一点出发而作的部署)。”

　　1948年12月27日，是原定攻击塘沽的日期。由于战场形势出现特殊情况，塘沽战役已经不能如期进行。这一天，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军委，陈述战役推迟的理由及下一步作战设想：“我军决暂停止攻击两沽，等候四纵到达北平附近，和等候两沽结冰。如在结冰后敌仍未突围，那时我们拟佯攻两沽，诱敌突围而歼灭之。如敌仍不突围，则以速决战动作，歼灭两沽之敌，以便集力对付平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林彪、刘亚楼经调查研究，认为应该放弃攻打塘沽计划，全力攻打天津。1948年12月29日11时，他们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汇报了放弃塘沽、转攻天津的基本意见。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于是，东北野战军决定，原定围攻塘沽的部队，除留一部监视塘沽国民党军外，其余向天津方向转移，准备攻取天津。东北野战军总部决定组建天津前线指挥部，由刘亚楼担任战役指挥。

刘亚楼故布疑阵

　　中央给东野设置了一个期限：3天内必须解决天津。

　　刘亚楼欣然领命，并向林彪、罗荣桓表示：根本不用3天，30小时就能打下来。

　　刘亚楼的信心，一方面来自于34万人对13万人的兵力优势，也来源于天津国军的机械与呆滞。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在原侵华日军工事基础上，耗费巨资，加修永备工事，筑大型碉堡380余座，小型碉堡数以千计。还结合市内高大建筑，构建若干个既能独立坚守、又能以火力互相支援的防御要点。环绕市区周围，还挖有一条宽10米、深三四米、水深一二米的护城河。护城河外侧密布铁丝网、地雷，内侧筑有土墙，土墙上有铁丝网、电网，每隔30米筑有一座碉堡。陈长捷自诩“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防“固若金汤”。

　　守备天津的国民党军为第八十六军、第六十二军等部共10个师，连同特种兵和地方部队在内，总兵力13万人，统归津沽防守司令部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指挥。陈长捷虽感到固守天津是走投无路，但仍企图凭借坚固工事和充足粮食、弹药，拼死抵抗。他将天津市区划分为三个防区和一个核心区，部署兵力。陈长捷的防守特点是，以市区北部为重点，城北兵力较强；市区南部工事较强，但兵力较弱；中部兵力和工事则都比较弱。

　　陈长捷对蒋家王朝十分忠诚，对他的顶头上司傅作义更是死心塌地，声称绝不像东北郑洞国、曾泽生等人不战而降，将效法苏联朱可夫死守斯大林格勒的精神，在天津逐屋抵抗，寸土必争。蒋介石到天津视察守备情况，对陈长捷旺盛的斗志和“缜密”的战备十分赞赏。

　　不过陈长捷心里没底，不断搜集东野兵力部署信息，试图判明解放军真正进攻方向，以更加有效地分配防守兵力。为此，陈长捷假装派人出城谈判，以获知刘亚楼的指挥所具体位置。

　　之前东野林彪、罗荣桓曾给陈长捷写过一封劝降信，但陈毫无回应，刘亚楼早已知道陈长捷决心顽抗到底，这次派人出城谈判的真实目的也不就言自明了。但刘亚楼没有拆穿，而是将计就计，借助这次谈判会面，又给陈长捷下了一剂迷魂药。

　　谈判会面地点设在天津城南的杨柳青，刘亚楼的指挥所就在附近，本可以很快赶到，但他却让司机到天津发电厂绕了一圈，磨蹭了将近1小时才到。见面时还向陈长捷的谈判代表石作韶等人道歉说，城北道路狭窄，老百姓的房子被国军烧了，都在拦路告状，车太不好走了，所以迟到了。

　　双方不疼不痒地谈了一些问题后，谈判代表回城向陈长捷报告了原委，陈长捷据此判断，刘亚楼从城赶来，指挥所必然在那里。

　　之前城东北部各军侦察，解放军派了一些部队开始试探性攻击(实际是东野的佯攻部队)，综合这些消息，解放军主攻方向必然是城北。于是陈长捷将其王牌151师从城中心金汤桥核心防守区抽调到城北。

　　刘亚楼信手一施，居然就有如此结果，也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战场上掌握敌方情报信息固然重要，但若把对方行动看得过重，弄得风声鹤唳，反而会导致己方误判。

　　若在平时，陈长捷自然不会被刘亚楼的迷魂药干扰，但解放军数十万人兵临城下，重压之下产生误判也属正常，结果致命国军部队跟着解放军主将的指挥棒走。

隐蔽战线功不可没

　　正面战场紧锣密鼓地推进，我党地下情报战线也在紧张地运转。天津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指示地下党组织广泛开展搜集敌人重要军事、政治等情报的工作。同时，天津周边的冀中、冀东等解放区党委，也积极开展了这一工作。华北军区平津情报站等军事部门，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期间，东北野战军情报部、华北军区平津情报工作站及冀中军区情报部门，与天津地下党组织密切协同，展开积极稳妥的情报工作。为配合东北野战军情报部工作，华北军区平津情报工作站，通过打入敌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建立了秘密电台，并始终保持畅通无阻。

　　从东北野战军包围天津开始至战斗结束，这部秘密电台发出的束束电波，将所获得的守敌对我军主攻方向的判断、兵力部署和调整，以及津、塘敌动态等情报，及时传送到我军前线指挥部，为我军对各种情报的正确判断和作战计划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情报站还通过各种渠道，掌握到敌高层内部种种矛盾与隔阂、天津市警察局设防部署和将要破坏的目标等情报。正是情报工作的准确，29个小时解放天津才具有了可靠的基础。

　　麦璇琨，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国民党天津工务局工作，负责城防第八段工程监工。据麦璇琨回忆，当知道是为国民党修建工事时，他抵触情绪很大，向时任天津地下党市政工委书记王文源汇报，王文源指示他坚持下去，以便画出整个城防图交给组织。于是，麦璇琨利用工作之便，对碉堡进行放线测量，搜集各个施工段要图，标注碉堡准确位置，并用不同圆圈区别出不同类型，还附加护城河参数、枪眼位置和诸多工程技术元素，最终绘制出一张价值极高的总图交给王文源。

　　1947年9月，王文源通过地下党员刘铁淳找到以开照相馆为掩护的康俊山。他们连夜将总图拍成两张相片，经药水处理后分别粘贴在一张老翁和一张老妪的相片上。这种相片再经药水处理，即可显示原本内容。相片随即交给地下党员赵岩。拿到东西后，赵岩一不问来历，二不问内容，只是想着如何能够顺利出城。赵岩在接受出城盘查时称，两张相片为过世老人，农村条件有限，只能拿到市里放大，出城是要带走相片回去祭祀用，顺利骗过国民党守军。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一次采访中，赵岩才得知他当年行动的意义。

　　陈长捷任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后，对工事进行多重加固，并调整兵力部署，许多细节出现变化。1948年12月，拥有丰富行动经验的地下党员张克诚在得知上级需求后，力求获取新的城防图。当时，张克诚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天津工务局职员，他发现工务局工程师常学诗手里握有一份重要图纸。某天，常学诗去找工务局局长，忘记把图纸收起来，回来后也未将图纸收好。张克诚果断将图纸带回家中，和表弟一起描摹。为避免灯光暴露，他用被子蒙住窗户。不过，两人描了一整晚也没完成。经一番权衡后，张克诚决定将图纸留下暂不送回。次日，张克诚正常上班，发现常学诗到处找东西，便问在找什么，常学诗未吐实情，于是张克诚便知其一时半会儿不会向上级汇报丢失图纸这一情况。

　　最终，新的城防图被辗转交到担任过华北军区侦察科科长的乔兴北手中，在天津战役前呈报给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据说，刘亚楼依据麦璇琨、张克诚送来的新旧两张图，以及其他地下党员送来的情报，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割后围、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天津。

　　后来东野调来炮兵向天津城内猛轰，老百姓只听见大炮响，却不见炮弹来，纷纷传言解放军的大炮长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

    刘亚楼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在战役开始前就拿到详细的天津城防图，地下党员对天津战役的胜利贡献很大。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也在《天津战役总结》中明确指出：“由于情报工作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城防工事图，使我军迅速掌握了敌情，因而下决心、订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依据。”

我军历史上最干净、利落、精确的城市攻坚战

　　东野打过四平、锦州，在城市攻坚战上吃过亏，所以在发动总攻前，刘亚楼向各部队提出了攻城三原则，再次高度体现了东野部队善打算盘不浪战、爱护士兵以及提高战斗效率的特点。

　　1.突破前沿战斗中，炮兵坦克的火力掩护、爆破组的开道、架桥组的架桥、尖刀连的勇猛突击，务必密切结合，做到协同动作完满、突破前沿有保证。

　　2.应在思想上和部署上有打退敌人反冲锋的准备，把打退敌人反冲锋看作是消灭敌人的一种必要手段。

　　3.在战法上运用“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战术。

　　刘亚楼曾形象地比喻，天津城的防守，就像小孩子穿大棉袄——处处漏空。我军兵力有优势，应当敢于舍弃敌人以碉堡为中心的防守地段，向其兵力无法顾及的空白地带穿插，彻底粉碎敌人的防御体系，让他们的碉堡变成孤岛，陷入我军汪洋之中。待占据城区大部分，再回过头来一个一个啃掉。

　　事实证明，正是这一原则，不仅战略上一举瘫痪了陈长捷的堡垒防御体系，还在战术上让国民党一线部队呆若木鸡。解放军冲入城中后，遇到碉堡并没有不要命地玩炸、冲、再炸、拿下的经典套路，而是留下部分兵力牵制，更多的人山呼海啸地冲入城内空白区。

　　等解放军再回过头来打碉堡，国军部队彼此之间失去联系，很多工事内的敌军都陷入绝望之中，不怎么抵抗就投降了。这无疑从相当程度上减少了解放军战士的伤亡。

　　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发起总攻，至15日凌晨2时，东进集团与西进集团在城中心金汤桥会师，胜利地实现了拦腰斩断天津的计划。与此同时，两集团迅速向南北两翼进攻，狠狠咬住各自当面敌人，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15日5时，东野部队攻至天津警备司令部指挥所，负隅顽抗的国军抵挡不住，防线一点点压缩到陈长捷所在的司令部地下室。1纵1师1 团6连副排长邢春福率战士王义凤率先冲入地下室，生俘陈长捷、副司令傅宗鼎、国民党高级战地视察官程子践等50余人。

　　陈长捷此时已不复战前的蛮横强硬，脸如死灰地向仍在抵抗的各支部队打电话下令，停止抵抗，全军投降。

　　至15日下午3时，天津城内结束了战斗，这座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回到人民的怀抱。

　　此战，东北野战军共歼敌2个军10个师共13万人，战斗仅仅花了29个小时。由于采用的战略战术得当，34万攻城部队仅伤亡了2万人，伤亡率仅6%，相比太原、济南、上海等经过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才获得的大城市战役，这个伤亡率创了最少纪录。

　　天津攻坚战是平津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件下，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实施的大规模战役。此次战役中，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等诸兵种协同作战，显示出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坚能力。以军事手段彻底消灭敌人的天津攻坚战，被毛泽东称为“解放战争的三种基本方式之一”，对此后的解放战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和平解决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来源：中国军网、百度百科、中华网、搜狐网等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