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中国最大青铜器博物院
何尊
近日,“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官方微博”开通8年粉丝才过万,引发网友关注。一些网友表示,竟然没想到在宝鸡还藏着这么大个宝库。那么,作为中国最大青铜器博物院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到底什么来头,又藏着哪些惊世国宝呢?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相关专家。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副研究员王竑介绍,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以铭文内容丰富著称,从墙盘、逨盘、逨鼎等等,主题包含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西周历史的各个方面,给后人留下了无比宝贵的考古资料。位于宝鸡南郊的“弓鱼(发音同‘鱼’)”国的墓地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有着巴蜀文化痕迹的尖底罐,还有若干小铜人,人像不高,手部造型大而夸张,呈环状,仿佛握杖的巫和觋。从中可见这一族群自蜀地迁来黄土高原后,依然在墓葬文化中保存了祖先的习俗。
而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坐落于宝鸡市中华石鼓园内。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的陈仓石鼓最初就是在宝鸡被发现的,当时还是唐朝初年。十面石鼓上的古老文字最初刻凿于战国时期,以四言古诗的形式记述了秦国君王的狩猎活动,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被后人称为汉字的“祖宗”。
与“独此一份”的石鼓相比,在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则形成了一个庞大而雄伟的体系,从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尸臣鼎,到清代晚期出土的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四大国宝,两千年间出土青铜器数以万计。
从最初曝露地面的石鼓,到长年深藏地窖的青铜,这些历史遗珍点滴勾画出周秦文化与古老王朝的缩影,也令中华文明史的链条愈加清晰完整。这些珍宝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都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该院也是中国唯一以青铜器命名的博物院。
何尊
“中国”二字
最早的文字记载
何尊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重要文物。它最大的“亮点”,便是尊底铭文中那句“宅兹中国”,是“中国”这个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这件青铜器于1963年出土,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的铭文。是周成王五年为贵族“何”所作,也是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纪年的青铜器。何尊通高38.5厘米、重14.6千克。尊身通体饰四道透雕的扉棱,尊上腹部饰以蕉叶纹和蛇纹,腹部及圈足饰饕餮纹,饕餮巨目利爪,粗大的卷角翘出器面;纹饰采用高浮雕与地纹相结合的表现手法,繁缛华丽。
尊内的铭文中,“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一句最为出名。这段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建筑陪都的重要历史事件,但“宅兹中国”里的“中国”二字并非如今的意思,当时古人的意思是“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区”,是一个方位的描述。
王竑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何尊的铭文史料价值极高,除了铭文中首次出现“中国”二字外,铭文记载也证实了周成王营建成周洛邑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与《史记》《尚书》等史籍记载相互印证,有证史补史的作用。“司马迁在《周本纪赞》中认为当时周成王仍未迁洛邑,但何尊的铭文开篇便有‘唯王初迁宅于成周’的记载,证实了成王确实迁居到洛邑。”
这件稀世国宝在1963年意外被当地农户发现后,还曾一度被卖去废品站,1965年才被宝鸡市博物馆的干部发现,以30元的价格购回,但尊内底的铭文仍未被发现。直到1975年,国家文物局要在日本举办中国文物精品展,宝鸡送去了这件饕餮纹铜尊,终于被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发现了尊内的铭文。
“当时马承源先生见到这件青铜器后,就疑惑:这么大造型的青铜器为什么没有铭文?后来,他用手在铜尊内壁底部反复摸索,感觉某处似乎刻有文字,就让人送去除锈。”经过清除泥土和锈迹,果然在铜尊底部发现了一篇12行共122字的铭文,这件宝物也从此得名为“何尊”,并成为国宝级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在纪念三星堆博物馆建馆20周年的“宅兹中国”西周青铜器精品展上,何尊也首次来到四川展出,王竑当时也“陪同”国宝来到四川。“我来过四川五、六次了,每次都要去三星堆和金沙看看。”她说。
逨盘
372字,一部极简版的
“青铜史书”
“宝鸡的青铜器,尤以铭文内容丰富而著称,从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方面,给我们留下有关西周的历史往事片段。”王竑说,“这个逨盘上有372字,是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青铜器,从周文王、周武王一直记录到当时这个盘子的主人单逨服侍的国君周宣王,堪称一部极简版的‘青铜史书’,既是西周的一部断代史,也是一部家族史,国的命运和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逨盘于2003年初被发现。王竑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1月19日,星期六。杨家村的5位农民在挖土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这个埋藏地下2800年之久的青铜器窖藏。
窖藏共有27件青铜器,器上铭文有4000多字,集中指向单逨及其单氏家族。逨盘则是这27件青铜器中的核心器物,盘内铭文不仅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对西周王室变迁及年代世系也有着明确的记载,第一次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记西周诸王名号,因此也有着“中国第一盘”之称。
单逨是谁?他有什么样的背景能够拥有这么多青铜器呢?
王竑告诉记者,逨是姬姓贵族,生活在周宣王(公元前828年~前783年)时期,在周宣王42年(前786年)时,他因为协助杨侯长父(周宣王的儿子)抗击猃狁有功,被周宣王赏赐了一壶美酒和大片土地。随后,单逨在继承了先祖爵位的同时,还被调任虞林一职(负责管理属于周天子的山林和湖泊),极受国君恩宠。
“从逨盘所描述的单氏家族的世系中不难发现,其家族对周王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广泛参与了周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王竑说,“到了逨这一代,家族势力膨胀非凡,成了一个绵延数百年的钟鸣鼎食之家。直到春秋时期,单氏家族的后世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是一支典型的地位显赫的世官世族。”
四十二年逨鼎与四十三年逨鼎
一场战争的胜利,来自天子的训诫
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也与逨盘同时出土。这两个鼎的铭文,主要是记录当时的战争、分封与来自周天子的训诫鼓励。
四十二年逨鼎记录了周宣王四十二年(公元前786年)天子对逨在对猃狁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奖励。猃狁是当时一个强悍的北方少数民族部落,频频侵犯西周边境,长期困扰周王室。
到了周宣王时期,周宣王把儿子长父分封到杨(今山西洪洞东南),建立杨国,作为抗击猃狁入侵的头道关卡。
逨被周宣王派去协助杨侯长父对猃狁的战争,获胜之后周宣王十分满意,赏赐给他美酒和土地。
四十三年逨鼎铭文所记录的,则主要是周宣王以4个“毋敢”告诫逨施政办事的原则:一是要谨慎执政,不能贪图安逸,不要放纵自己;二是要依法施政,明辨是非;三是要公平执法;四是不能贪得无厌,中饱私囊,不能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
最后周宣王对逨说,如果逨没有按照他的告诫去施政,那就是王一人的过错,是王自己没有尽到职守。“在西周册命类金文中,我们不难发现,西周天子对官员、特别是高官的职业操守有着较高要求。”王竑说,“周宣王对逨的训诫所反映的西周时期吏治思想,也是我国传统吏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伯格卣
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峰
最后,王竑还介绍了著名的伯格卣——卣是盛酒器,这件卣出土于1976年,卣身上饰有饕餮纹,卣座上的夔龙纹和扉棱上的云雷纹,无不繁复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华世纪坛举办了一场展览,全面展示古代中国的科技。伯格卣当时也送去参展了,因为它代表了我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峰。”王竑说,“范铸工艺是中国的独创,青铜器铸造工艺中最复杂的就是制模翻范。我们常说的‘模范’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的。”
据考证,伯格卣一共用了34块泥范。范块越多,定位和装配的误差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伯格卣的提梁,浇铸时若稍有不慎,提梁与器身就会被铸死,提梁无法活动,卣也就报废了。
来自蜀地
消失的“弓鱼”国出土青铜人像
或与三星堆一脉相承
先秦时期,四川地区和陕西地区的联系与互动已经十分紧密。据王竑介绍,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罍,与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罍,类型非常接近,罍腹的主体也多用饕餮纹和兽面纹进行装饰。“三星堆古蜀人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审美风格,很明显受到了来自中原的影响。”
而宝鸡西南郊“弓鱼(发音同‘鱼’)”国的墓葬出土文物,则隐约指向了古蜀人一个分支翻越秦岭迁徙到宝鸡地区的历史。“这片西周时期的遗址,目前已经发现了29座墓葬,上世纪70年代发现了27座,2003年又发现两座。”王竑说,“其中出土了大量尖底陶罐,而这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陶器,它的出现,往往与成都平原上的古蜀人联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弓鱼”国遗址墓葬中还出土了类似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虽然只有十几公分高,但铜人的手部造型夸张,呈环状仿佛握物,和三星堆后来出土的青铜大立人一脉相承,代表的身份应该也是相同的。
这个左边一个弓、右边一个鱼,输入法和字典里都查不到的“弓鱼”字,迄今只在弓鱼国遗址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盘上出现。而弓和鱼的符号组合,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上,也有鲜明体现——弓箭、鱼和鸟的元素在两件金器上都有出现,鱼更是被弓箭贯穿,紧紧相连。
经专家们考证,“弓鱼”国人的先人大约在商周交替时期迁徙至宝鸡一带生息,随后也得到了周王朝的接纳,首领被册封为非姬姓诸侯国,“弓鱼”国国君还迎娶了贵族中女子井姬为妻。然而,这一没有根基的小方国未能发展壮大,而是日趋衰败,终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图据受访者
来源: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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