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下旬,印度总理莫迪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线上举行第二届印澳领导人峰会。两国首脑同意将领导人峰会提升为年度机制、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并在多个领域达成合作协议或意向。4月2日,作为上述峰会的延续,两国签署《印澳经济合作与贸易协议》。这是否意味着两国关系将提升到新的高度?事实上,印澳两国关系表面热络,实则存在诸多结构性制约因素。
在印澳领导人峰会召开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先后到访印度,试图通过经济让利和政治承诺,拉拢印度转投反俄阵营。作为美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澳大利亚除展现同盟友步调一致外,也有自己的盘算。
一方面,凸显强国身份。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铁粉”和“影子”,澳大利亚在此次对俄制裁中表现十分活跃。其不仅宣布向乌克兰提供9100万澳元军事援助和“大毒蛇”装甲车,还表示将对从俄罗斯进口的所有商品加征35%的关税。反观印度,由于印俄两国在能源、军备等领域存在长期合作,印度选择保持中立,导致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制裁链条无法闭合。因此,如果能够说服印度加入对俄制裁行列,澳大利亚在美国盟友体系中的地位将得到提升。倘若无法改变莫迪政府的对俄政策,也能顺势搭乘美日便车,压实自己“中等强国”的身份标签。
另一方面,赢得选民支持。定于5月举行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已进入冲刺阶段。莫里森政府此前在处理洪水灾害时表现不佳,引发民众不满情绪。加之莫里森个人深陷种族歧视风波,其民调数据始终难以超越工党候选人阿尔巴尼斯。考虑到澳大利亚约1/5的劳动力与对外贸易有直接关联,莫里森政府此时同印度强化双边合作,意在赚取选票。
不过,莫迪政府对澳大利亚的“超纲”要求并未理睬。据《印度快报》报道,莫里森在峰会期间多次提及新一轮俄乌冲突,并强调俄罗斯对“印太地区”的威胁,莫迪均未给予正面回应。显然,莫迪的关注重点仍集中在双边关系和经贸合作等领域。
事实上,除在对俄问题上无法实现步调一致外,印澳双边关系还存在诸多结构性制约因素。
首先,经贸质量低位徘徊。根据印度商业和工业部数据,2021年,印澳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98.34亿美元,约占印度外贸总额的2.38%,刚刚恢复至2017年水平。加之印度国内的农业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使得澳大利亚农副产品很难打入印度市场。比如,在新近签署的过渡性质《印澳经济合作与贸易协议》中,印度将牛奶及乳制品、小麦、大米、向日葵等产品排除在减免名单外。
其次,外交战略存在偏差。印度历来奉行不结盟政策,追求所谓“战略自主”,即便与某些国家或地区组织接近,也往往展现出浓厚的投机主义。而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以美澳关系为基石,牢牢绑定在美国外交“战车”上,导致印澳两国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地区始终存在竞争和猜忌。
再次,文化差异难以消除。自建立联邦以来,澳大利亚长期奉行“白澳”政策,对印度裔侨民进行敌视和打压,并对印度裔技术移民采取严苛的审核制度,导致民间交往存在困难,该政策甚至外溢到两国对斐济的争夺之中。虽然澳大利亚政府明确表示要消除该项政策影响,但已嵌入澳政治精英和本土民众思维深处的偏见,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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