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你的名字
■本报记者 杨明月
图①:王伟和裴源在“抗日战争纪念网”资料室查找资料。图②:杨克庆的烈士证明书。图③:志愿者探访抗战老兵。图④:项目组在高校组织宣讲活动。图⑤:93岁的烈士子女朱萍翻看抗战烈士名录。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制图:扈 硕
今年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纪念日。85年前,侵略者的枪声撕碎了“卢沟晓月”的静谧,无数中华儿女捐躯赴国难。当繁华淹没了历史,当岁月荡涤了记忆,我们不曾忘记,无数烈士的血肉之躯化作无名的墓、无字的碑。
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抗战烈士留名。2017年起,一个名叫“铭记”项目组的志愿者团队,辗转全国30多座城市,拜谒多家烈士陵园,走访各地档案馆、纪念馆查阅资料……他们用脚步丈量历史,只为完成一个心愿——帮抗战烈士留下姓名。
“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我们纪念英雄,到底是在纪念什么?”
不久前,“铭记”项目组启动“我为抗战烈士名录写序”征文活动,邀请爱心网友为同姓烈士名录写序。征集令发出后,信笺如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飞来。
来自山东的网友高歌,撰写了一篇纪念高姓先烈的序:“英雄用燃烧的青春和生命,抵挡了外敌的炮火、枪弹和铁蹄。今天我们纪念英雄,不仅要为他们留名、树碑立传,更要铭记英烈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我们从幸存老兵口述历史中去打捞碎片、拼凑还原,发现还有许多生命被时代的洪流挟裹,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的初衷是,希望留下更多抗战烈士的姓名和事迹。”项目发起人陆云,是一名多年关注抗战老兵群体的志愿者。在他的努力下,抗战烈士后代王伟、军史战史爱好者裴源、热心公益的“90后”聂桃,以及几名大学生志愿者陆续加入进来。
2017年,“铭记”公益项目正式启动。等待他们的,是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和灿若繁星的烈士英名。志愿者们通过档案馆、纪念馆、烈士陵园、历史文献、网站等多渠道收集抗战烈士(含事故、伤病去世)名单,走访南京、长沙、衡阳、武汉、宁波等30多座城市,拜谒大大小小30多个烈士陵园。历时4年,他们搜集整理成一份抗战烈士名录。
“名录上记载的每一行,并非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个因重整破碎山河而倒下的鲜活生命;书架上的名录,并非冰冷的书册,而是一座为捍卫中华民族而始终挺立的血肉长城。”去年清明节前夕,这份带着沉甸甸心意的“祭奠”,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
“有这样的好儿女,中国亡不了”
抗战烈士名录编纂成书已经1年有余,但对于“铭记”项目组的志愿者来说,这趟铭记之行“征途犹未半”。
“我们的工作不是要确认抗战期间牺牲烈士的精准数字,而是要尽可能发掘整理出更多的烈士信息,铭记他们的英名和事迹。”裴源告诉记者,名录完成后,他把大量业余时间用于整理烈士事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左权将军。其实除了左权,还有两位八路军将领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他们是周建屏和宣侠父。”裴源说。
周建屏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成立,周建屏任军长。1938年6月13日,周建屏因旧伤复发病逝。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不忘抗日救国,留下遗言:“你们替我转告官兵和民众,要抗日到底……”
另一位是宣侠父。七七事变后,宣侠父一直从事统战工作,同时在青年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和组织工作。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被暗杀,“连尸体都找不到。”
还有一条信息,让裴源深受触动。名录中“县长”这个词出现了142次,意味着至少有142位县长在抗战中为国捐躯。在牺牲的142位县长中,有130位来自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
“敌后根据地敌情复杂、斗争艰巨,干部经常面临流血牺牲。”抗战初期,河北省蠡县连续有3任县长在任上牺牲,一位刚刚调走的县长也牺牲在新任职地。那时,当地有一句充满悲壮色彩的话:“蠡县不收县长。”
1939年2月,调任到曲周县抗日民主政府任县长的原蠡县县长郭企之因汉奸告密,在战斗中被俘。日军用铁丝穿透其两只手腕,押解到县城的日本宪兵队牢房。被押期间,郭企之坚贞不屈,进行绝食斗争。组织上曾两次营救未果。3月29日,郭企之被活埋,年仅24岁。
受篇幅限制,名录上记录着烈士的姓名、职级、番号、年龄、籍贯、阵亡时间、阵亡地点等7项信息,在电子版上则添加了烈士的“牺牲概要”这一重要信息。142位县长的牺牲方式超出我们的想象:除了郭企之被活埋外,还有跳井自杀、饮弹自尽、绝食等。有一个词语在“牺牲概要”中频现——不降。这既概括了一位位县长的死因,也彰显着他们的信仰。
“在看到县长们的事迹时,我脑海中总是闪现出许多画面,最后定格为一位老兵说过的话,‘有这样的好儿女,中国亡不了。’”裴源说。
记者翻开名录,目之所及是大片大片的空白。裴源告诉记者:“在这份抗战烈士名录中,有这7项完整信息的烈士,只有一二成。”
“我怕自己忘了,就再也没人记得他们”
做“铭记”项目的意义是什么?聂桃深有感触地说:“‘铭记’项目不仅做给烈士,更是做给活着的人。”
在参加“铭记”项目前,志愿者聂桃接触过很多老兵,“和老兵对话就是和历史对话,通过他们可以触摸到更真实的历史。”有一名志愿者曾和聂桃分享过一个故事,让聂桃很是动容。一次,志愿者去看望一位抗战老兵。老兵因为年事已高,记性不好,担心自己忘记牺牲战友的名字,就把4名战友的名字记在本子上。“我怕自己忘了,就再也没人记得他们。”
2020年,“铭记”项目人手短缺,王伟等人软磨硬泡把聂桃拉了过来,让她帮忙做运营方面的工作。聂桃一开始拒绝,她更喜欢和真实的“历史”打交道。王伟劝她:“这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
去年,名录编订完成后,项目组在湖北武汉组织了一场线下宣讲活动,聂桃这才真正明白王伟那句话的含义。活动结束后,现场一名烈士后代杨明昌专门找到聂桃等人说,自己的爷爷杨克庆1945年4月牺牲在山东日照,烈士证明上关于爷爷的职务只有“十二团,队长”这5个字,家人一直想打听爷爷所在部队的具体番号,并为此走访过很多地方,一直没有收获。根据牺牲的时间和地点,裴源在名录中进行查询,很快找到杨克庆所在部队的具体番号:八路军山东军区鲁中军区第4军分区第12团。
“这件事让我很受触动,也让我真正理解‘铭记’活动的意义。”聂桃告诉记者,另一个打动她的,是一名中学生的故事。
今年年初,聂桃发现,和她在网络上相识几年的一名志愿者竟然是初中生,“我一直以为他最起码是大学生。”
每天晚上放学回家,中学生万诗泽总会第一时间打开一个名叫“铭记‘云纪念墙’”的微信小程序,动动手指,“擦亮”烈士的名字。
万诗泽关注“铭记”项目组已有2年有余,虽然年龄不大,但他总是利用课余时间关心老兵,做些公益活动。“光荣属于逝去的人,我们要做的就是铭记和传承。我希望有更多人关心关爱抗战老兵群体。”万诗泽还建了一个微信群,把身边的志愿者召集起来,大家每天在群里接龙打卡,“擦亮”烈士名字。
抗战烈士名录整理好后,志愿者们将这份名单数字化,在微信小程序上建起“云纪念墙”,内有抗战烈士名录查询系统、抗战历史实录、互联网虚拟祭奠等板块。网友只要用指尖在屏幕上滑动几下,就可拂去一座烈士墓碑上的落尘,为烈士“献花”。
在陆云看来,整理一份抗战烈士名单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比起实体书,他更看重这面“云纪念墙”,“我想通过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让我们的后代真正了解那段历史,铭记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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