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安全抉择 ——由佩洛西拟窜访台湾想到

　　近期有关佩洛西将访台的新闻成为舆论热议。佩洛西是美国现任众议院议长;若访台成行，将是中美建交后首位现任最高层级而且是美总统继任第二顺位的高阶官员访台，意味着美方继掏空“一个中国政策”后，试图进一步突破台美关系的框限，可能造致中美关系进一步的“地动山摇”。

　　佩洛西所计划的访台，主要是基于民主党中期选举的考量，不惜以牺牲中美关系为代价收获短期的选举效益，同时也是将台湾端上了火线。民主党为赢得期中选举的路线之争，使得台湾从特朗普所形容的“圆规”，可能进一步棋子化为华府地缘考量之“饵”、选举短线操作之“杠杆”，乃至可能莫名其妙地卷入战火边缘而成为“刺猬”。近来美国为了挽救其衰落的霸权，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对“台独”由控制改为纵容。于是，岛内百姓看到，“台独”正走在“危险的最后一里路”上，而“台独”可否成功之锁匙的“美国因素”貌似正在改变：台湾的“安全”似乎愈发可以仰赖美国，而“台独”愈发可以借力于华府的纵容。但确定无疑的是，“台独”冲破最后红线之时，就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之日。

　　当下的美国，正陷入数十年未有的衰退状况，反映在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与国内空前的社会分裂，以至于出现二零二一年的国会山事件。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中国的文明精神与传统理念在于“天下为公”，在国际政治场域则是一贯主张“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倡导国际社会的多极化与民主化，并体认为国际政治场域的应然所在。而即使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理论范式的视角加以看待，美国霸权的衰退也非有其特殊本质，而是构成国际政治场域的“常态”：某一霸权国的注定消解。就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加以看待，国际政治场域的复杂性，在于变动的可能性与常态性，而变动的累积与加总造成的体系影响，在于权力格局的重塑与变迁，“霸权稳定”反而是一种“非常态”，其诉求于霸权国绝对而全面的权力优势作为底基，而基于不同历史脉络与发展机理导致的“多极化竞争”才是国际政治场域的“常态”，因为主要国家的“权力相近”方构成权力分配的“常态”所在。霸权产生于“非常态”，而必随着必然的“常态化”进程，伴随权力配置的“常态化进程”而逐渐消解。

　　美国与大国就具体事项的博弈意志，结果预判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该事项对于两国相对价值的权重，二是该事项对应于两国关注度的分殊，在美国与大国不具备绝对的权力落差之背景下，这两个要素决定着美国与大国的对抗意志之差别所在。当该事项不构成美国的核心利益与根本关切时，导出的对抗意志之不足，决定着美国与大国就该事项的博弈结局所在。美国的“常态化”衰退会削弱该国的对抗意志，而美国国内体制的民主运作机制，亦会放大该国的对抗意志不足。台湾的安全，不能寄希望于美国在制衡体系运作下的对抗意志，需要重新审视自身对于美国的相对价值与关注度权重，这构成台当局执政者应有的理性之一部分。

　　台湾岛内目前主流有两种安全体系，一是“台独体系”，二是“拒统体系”，这两种体系赖以建立的台湾安全观，但很遗憾，均建立在不同的“假设”之上。“台独安全”的假设在于：假设大陆动武，美国一定保卫台湾;而“拒统安全”的假设在于：假定维持现状，大陆一定不会动武。“假设”的本质，决定着这两种安全观“虚弱”而“无力”之性质，也意味着将台湾的安全责任寄希望于其他权力实体的反应，等同于交出自身安全的主导与决定权，对台湾而言无疑构成一种悲剧所在，它取消了台湾对于自身安全应尽的自身义务与责任所在。推卸安全责任，等同于推卸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力，这值得台湾各政党所深思。

　　台湾的安全观是建立在“假设”之上的，“假设”的概率估量取决于两点：一是类似的“假设”在经验层面的可验证性或可证伪性，二是“假设”牵涉到的相关方对于“假设”的回应与关切。首先，类似的“假设”，已经在西贡、喀布尔、以及当下的基辅所证伪，美国对于“假设”的事实回应将形成一种“准习惯”，在对类似“假设”的回应中，将“失信”作为一种理所当然、已被历史正确化的“主要选项”加以考虑;其次，美国对台湾的战略，立基于“战略模糊”，不对台湾安全作出具体的干涉保证以服务于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模糊”本身便是对于“假设”的“回应”，诠释着美国对其与大国之间的“权力相近”的认知，也见证着美国对其于台湾问题上的“对抗意志”之不足。

　　台湾的安全观，本质上建立在对于“假设”的必然如此的清晰回答之上，而美国的模糊策略作为一种“模糊”的答案，实质上动摇着这一安全观所赖以诉求的“清晰性”，这亦值得台湾各政党所深思与讨论。唯有跳出“台独”及“拒统”，台湾的和平才不会假手于人，而是作为真正的“可能性空间”由两岸的互动一起创造，而通过参与自身的真实未来议程，台湾的主动性才得以真正彰显:真正地去决定自己可以成为如何，与自己可以避免如何。

　　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非常态”，恒久意味着对于土地的蹂躏与对于生命的践踏，但其又构成历史上的“常态现象”。可能的原因之一，在于战争责任的“不一致”：就战争的发起而言，人群分为“战争发起者”与“战争参与者”，而就战争的影响而言，人群分为“战争受害者”与“战争无害者”，战争责任的不一致，便是在于人民往往不是战争发起者确是战争的实际参与主体，并构成主要受害者所在;而政府领导人作为战争的实际发起者，却在战争进程中以身幸免，实际上成为战争无害者。这种责任的不一致，往往诱导执政者以民粹的激进策略骗取选票谋求政治利益，而不对可怕的战争负起实质的责任，而使得人民在战争进程的开始与结束的去全过程，单独为战争买单。台湾是选举社会，这值得选民所理性深思，莫以情感代替理性，从而使自身为战争的“牺牲品”，成为民粹政府的“操弄物”。

　　和平统一是大陆方面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之第一选择，意味着大陆希冀以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的统一进程，这是大陆所诉求的成本最小的方式，亦是台湾所可能的转圜最大的方式，而谈判桌上的你来我往，较之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对于双方皆是双赢。统一意味着，政治安排的重塑与更新，它会导出岛内的人群分层，一是绝大多数作为“人民”的“统一利得者”，二是极少数的作为“台独”顽固分子的“统一受损者”，前者因统一后政治安排获得实质利得，后者应政治安排遭受实质损失。

　　台湾岛内应当认真思考，自身对于统一后的政治安排，究竟是“统一利得者”，还是“统一受损者”，究竟是属于多数的“人民”之列，还是附属在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之战车上，以此作出理性的判断与取舍。但可以明晰的是，岛内现存政治安排的最大“政治受益者”——“台独”分裂集团及其主要分子，将成为最大的“统一受损者”。对于最大“统一受损者”的政治操弄，岛内民众当明晰其操弄民粹的立场前提所在，更当审视其是否可能真正负起战争的责任，而非如今乌克兰领导人一般逃之夭夭。选民当理性思考统一问题，并明确“统一利得者”与“统一受损者”的实际区隔，依照“自身之本位”确立观点与立场之基点所在。

　　“一国两制”是大陆方面理想的统一后两岸安排，于两岸场域，则并未形成草案，更未付诸有效，其形式是“未定式”与“未来时”。台湾所当着眼的，不当是“一国两制”尚未成型完备的形式，而是大陆所提出这一方案的“预设”，或曰“初心”：这是一种有关于未来“制度并存”的方案与承诺，大陆方面拟用“制度并存”的方案作为统一后安排所在。这种明显可见的“预设”或“初心”，而非当下根本不见的“形式”或“内容”，当为台湾内部所体认与把握。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提出，更意味着其与“一国两制港澳方案”的安排殊异，台湾选民当认真思考的是，在这一安排下自身的“利得”与否，而非听从最大“统一受损者”的摆布与操纵。依照“自身之本位”看待“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则应是理性考虑：这一安排或方式能为“我”带来如何之利得与报偿，避免如何之损失与风险;损失较利得孰大孰小，而利得与损失孰真孰假;更重要的是，这一方式与安排较其反题而言，“我”之主动性真正存在于何处。

　　当下，留给台湾当局的“主动性”之“选择结果”有两个：一是“战争的乌克兰化”，华府以乌克兰为饵诱杀克里姆林宫的场景，可能于台湾海峡再次上演，台湾必须预备自我的“刺猬化”以将此“饵料”加以充实与坚挺，而佩洛西访台便是对这一进程的进一步“添砖加瓦”;二是“和平的制度化”，在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下，两岸关系实现持续的和平稳定发展，乃至经过一段时间，达致两岸对于“一中”的“共同表述”，即国家统一。讽刺的却是，第一种选项即“乌克兰化”，是以看似最具主体性的方式，诠释了一个最为被动之状态：华府之“圆规”、“饵”，或者当下为美方所热议的“刺猬”或“豪猪”。

　　至于佩洛西可能的访台行程本身，大陆具备了相应的预案，并拥有足够数量的反制工具，会基于自身的战略需要，按照自身的节奏步伐坚决予以反制，并借力打力，深化对“台海”的实际治理与管控进程。时、势、意均在大陆一方，风物长宜放眼量。

　　来源： 海峡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