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摄影：虞鹰）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之际，由中国国家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亮相国博。本次展览分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韩国古代青铜文化”、“日本古代青铜文化”三个单元，汇聚中韩日三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青铜器精品约50件(组)，通过三个国家各具特色的古代青铜器，呈现三国的传统文化、礼仪文明与科技、艺术成就，阐释三国古代文化的悠久历史与人文底蕴，以及三国之间广泛密切的交流与互鉴。
华夏经纬网文化频道特此推出系列策划，本期策划将重点介绍展览中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现场。（摄影：虞鹰）
中国青铜礼乐文明奠定了早期中华文明的基础，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世界古代文明的构建作出了卓越贡献。安徽寿县蔡侯墓是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之一，作为春秋晚期非常重要的诸侯国君主墓葬，蔡昭侯墓中出土青铜器486件，器型丰富，品类繁多，其中不乏制作工艺精湛、艺术水平高超的美器，也有铸刻长篇铭文、史料价值极高的重器。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单元重点展示了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几组代表性青铜器，以此阐释先秦时代礼乐文明的深厚内涵。重点展品包括蔡侯鼎、簋、尊、鉴、缶、方壶、编钟等。
鼎、簋是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食器组合，鼎用于烹煮食物、热水或盛放肉食、调味品，簋则用于盛放煮熟的饭食。所谓“钟鸣鼎食”，就是把鼎、钟作为青铜礼乐器的典型代表，对中国青铜礼乐文明进行了高度概括。在商周时期，各级贵族会按照等级秩序制作不同规格、数量的青铜鼎、簋作为祭祀、礼仪用器。
据文献记载，周代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诸侯、卿大夫等其他贵族各有等差。鼎、簋的价值和文化内涵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作为日常饮食器具的实用属性，被寄寓鲜明的政治、等级、礼仪、信仰色彩，甚至成为王朝最高政治权利的符号和象征。以鼎、簋组合为代表的青铜器用制度的形成、发展、演变，不断映射着商周时代中国早期社会政治文化、礼仪制度、精神信仰、审美风尚、工艺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创造与演进。
蔡侯青铜鼎。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摄影：虞鹰）
此次展出的蔡侯青铜鼎，是蔡昭侯墓出土铜鼎中体量最大的一件，且此种样式的鼎在该墓中仅出土一件。学者们一般将这种形体硕大的鼎称为镬鼎，其功能是用来烹煮食物或牺牲。这件鼎的底部有明显的烟熏痕迹，可见确曾用作烹煮器具。器盖内铸有铭文，表明这是蔡侯申的礼仪性食器。
据文献记载，将煮熟的牲肉放置在专门的鼎内叫做“升”。这种侈口、束腰、平底的青铜鼎是春秋中晚期楚系青铜鼎的典型式样之一，广泛流行于长江流域，作为高级贵族使用的礼器。这种鼎应该就是专门盛放熟肉的升鼎。
蔡侯青铜升鼎（两件）。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摄影：虞鹰）
升鼎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系青铜器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只有国君级别的高级贵族才能使用。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此形青铜鼎7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属配套使用的一组列鼎，与蔡侯申的身份地位相匹配。出土时，每件鼎中均附有一件青铜匕，器腹内壁铸有铭文。
在商代，酒器是最受重视的青铜礼器门类。在政治文化、社会风尚等多种因素的变革影响下，周代青铜酒器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是祭祀典礼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器类之一。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酒器的种类十分多样，壶的造型沿袭西周以来的风格，但装饰更为繁复华丽，艺术价值颇高，尊缶则是南方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新型酒器。
青铜壶
蔡侯青铜方壶。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摄影：虞鹰）
这件造型精美的蔡侯青铜方壶，是蔡昭侯墓出土的2件方壶中的一件，盖顶作镂空莲瓣形，颈部有蟠螭纹，两耳为兽形，以四伏兽作足，姿态流畅生动。壶颈内侧有铭文“蔡侯申之滆壶”。青铜壶是历史上使用时间较长的酒器类型，从商代沿用至汉代甚至更晚。这件方壶体量较大，气势恢宏，充满了浓郁的复古气息，其腹部所饰田字格纹及颈部略呈梯形的连续纹带，均是流行于西周晚期青铜壶上的装饰元素。
青铜尊
蔡侯青铜尊。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摄影：虞鹰）
尊是一种体量较大的盛酒器，主要流行于商代中晚期至西周中期。春秋时期，仅在汉淮流域和江南地区还可以见到此类酒器，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这件尊器体似觚而较粗，下腹凸起，上饰饕餮纹。器内壁铸铭文23行92字，记述了蔡昭侯为大孟姬作媵器之事。
春秋战国时期的冰箱——鉴、缶组合
尊缶是一种盛酒器，在楚文化区域出土较多。青铜尊缶只出土于等级较高的贵族墓葬中，一般平民墓葬往往用仿铜的陶尊缶替代，而方尊缶又比圆尊缶更为珍稀。鉴与缶配合使用时，缶内盛酒，鉴则用以盛放冰块，以作冰镇之用。这种器物组合可以看作中国最早的冰箱。
蔡侯青铜方缶。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摄影：虞鹰）
蔡侯青铜方鉴。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摄影：虞鹰）
蔡昭侯墓共出土鉴、缶组合4套，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式样。方缶置于方鉴之中，圆缶置于圆鉴之中。此套方形鉴、缶器身均饰以红铜镶嵌的兽纹，这种风格的铜器多见于春秋晚期一些高级墓葬。方鉴的口沿部位有铭文“蔡侯申之尊匜”，尊缶的盖、器口部位均有铭文“蔡侯申之尊缶”，表明这些都是蔡侯之器。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走向衰微，诸侯群雄并起，以鼎、簋为代表的青铜器用制度不再被严格遵守，僭越现象频繁出现。蔡昭侯墓中随葬了3种式样的鼎18件、簋8件，其中既可以看到中原地区王朝传统的延续，也可以看到南方地区鲜明的楚文化地域风格。
青铜簋
蔡侯青铜簋。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摄影：虞鹰）
此类方座簋是楚文化区域春秋至战国时期的流行式样，方座的造型是沿用周文化类型的青铜器，可谓一种复古的样式，但也体现了楚人的变革和创新，如莲瓣形的捉手仿自春秋早中期以来中原一带青铜壶盖装饰，蔡侯墓出土的方壶上也有此类装饰。方座各边中心有方形镂孔，也有别于西周早期方座簋的风格。
蔡侯墓出土相同形制的铜簋8件，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4件，另外4件藏于安徽博物院。其造型为方座簋，器盖有莲瓣形捉手，兽形耳，器盖、器身与方座均饰蟠螭纹。盖内铸铭文2行6字“蔡侯申之滆簋”。
礼仪性盛食器——簠
簠的功能与簋相近，是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饭食的器皿。《周礼.地官.舍人》记载：“凡祭祀，共簠簋。”簋一般为圆形，簠则皆为方形，簠的器与盖形状相同，上下对称，合起来为一件整器，分开则可作为两件器皿单独使用。
蔡侯青铜簠。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摄影：虞鹰）
寿县蔡侯墓出土青铜簠4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2件。器、盖同形，盖内及器底各有铭文2行6字：“蔡侯申之飤簠”。这种簠是春秋晚期流行的式样，沿用至战国早期，其器座有加宽加高的演变趋势。
青铜敦
蔡侯青铜敦。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摄影：虞鹰）
蔡侯墓出土青铜敦两件，此为较小的一件。盖与腹同形，上有三个蹄形足和两个环钮。
敦是盛放饭食的器皿，其形制特点是盖与器相合呈球形或卵圆形。这种类型的敦是春秋晚期末段至战国早期流行的式样，细长而外撇的蹄形足明显受到楚式鼎足影响。楚墓中的用敦现象在春秋晚期末段较普遍，所用数量以1至2件居多。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征战频繁，青铜兵器制造空前繁荣。各国都有严格的监造兵器的制度和相应职官。商周时期最常见的兵器有戈、矛、钺、剑等。由于吴越地区的地势不适合车战，步兵较多，剑的使用量比较大，因此吴越地区相对更重视剑的铸造和使用，其铸剑水平高超，生产的兵器闻名天下，广泛流行于各个诸侯国。
青铜剑。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摄影：虞鹰）
此剑剑体较长，圆茎，上有两周箍，圆首，孔中镶嵌绿松石。寿县蔡侯墓共发现4件青铜剑，1件残断，1件残缺，另2件锈蚀严重，已残碎不成形，其中一件发现时位于墓主人腰间，应该是蔡侯申生前佩带之物。
青铜剑在西周早期已经出现，春秋晚期至战国最为盛行，其形制的变化特点是剑体逐渐加长。贵族随身佩带的剑除了自卫防身功能外，也成为一种身份等级的标志。战国时期，随着铁剑的流行，青铜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吴王光青铜剑。吴王光时期（公元前537年-前496年）1964年山西原平出土（摄影：虞鹰）
此剑为吴王光自作用器。吴王光即吴王阖闾，公元前537-前496年在位。他任用楚国旧臣伍子胥和齐人孙武，强兵兴国，曾攻克楚国都城郢，迫使楚昭王出逃。吴王光与蔡侯申曾长期同时在位，蔡侯墓出土有大量吴王光铸造的青铜器，体现了蔡、吴两国高级贵族之间以婚姻纽带为基础的密切交往。
古代绘画中的盘匜使用场景。（摄影：虞鹰）
在商周时期的祭祀礼仪场合，青铜水器多用于盛水或奉行沃盥之礼。商周时期的贵族在参加祭祀、宴飨时，多要先行沃盥之礼，用匜或盉往手上浇水，用盘承接洗过手的废水。西周中期以前多将盘和盉配套使用，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则常将盘和匜搭配使用。
蔡大司马青铜匜。春秋晚期（约公元前570-前553年）传世品（摄影：虞鹰）
这件匜为蔡国大司马燮为其庶长女孟姬陪嫁制作的媵器。其流盖上有浮雕兽面，鋬为拱身卷龙形，内底铸有铭文：“唯正月初吉丁亥，蔡大司马燮作媵孟姬赤盥匜，其眉寿无期，子孙永保用之”。蔡大司马燮是蔡庄侯的儿子，当时楚国强盛，蔡国不得不听命于楚，燮欲联晋抗楚，后失败被杀，相关事迹在《左传》等史籍中有记载。
匜为水器，用以行沃盥之礼，常与盘配套使用。蔡大司马盘铭文与此器基本相同，当属同一组合。
青铜礼器中的媵器可以看作周代贵族为出嫁女性所作的嫁妆，是周代不同国族之间缔结婚姻关系的重要物证。蔡侯申尊铭文中的“敬配吴王”，是蔡、吴两国通婚的证明。“同姓不婚”是西周时期普遍奉行的婚姻法则。蔡、吴两国同属姬姓，本不能相互通婚。从蔡侯尊及其他器物铭文来看，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外交形势下，同姓不婚的传统在此时已被打破，同姓之间也存在缔结婚姻的可能性。
蔡侯青铜盘。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摄影：虞鹰）
这件盘为圈足盘，腹壁设四个爬兽形耳，造型别致。器物内有铭文16行92字，内容与蔡尊铭文相同。这件盘也是蔡侯申为大孟姬出嫁吴国所作的陪嫁用器之一。
大孟姬青铜盥缶。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摄影：虞鹰）
这件青铜缶口沿有铭文“蔡侯申作大孟姬媵盥缶”，是蔡侯申为大孟姬所作的媵器。盥缶又称浴缶，是用于盥洗的水器，一般形体较大，有提链，可供两人提携。这件缶有兽首形耳，肩上有圆饼形装饰，周身嵌铜花纹，是具有楚文化特征的器物，中原地区较为少见。
乐器是出现较早的一种青铜器类，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就发现了青铜制作的乐器——铃。在商周时期，乐器被赋予礼制色彩，成为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在祭祀、宴飨等礼仪场合中使用，也成为等级和权利的象征。青铜乐器在春秋时期取得显著发展，不仅器类丰富，已具备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还增加了很多半音音程，演奏功能大大提高。
蔡侯青铜编钟。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摄影：虞鹰）
此组编钟出土时共12件，这是经修复较为完整的9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其中一件正背面有铭文，约14行，锈蚀严重，字数不详。器腔体作合瓦状，器身饰蟠螭纹，细密繁复，凹凸有致。春秋时期，编钟的数目比西周时期有所增加，构成完整的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悬挂钟体的柄形物称“甬”，使用时，有甬的甬钟倾斜悬挂，无甬的钮钟则垂直悬挂。
蔡侯青铜钮钟。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摄影：虞鹰）
这是蔡侯墓出土9件钮钟中的一件，正背面共有铭文82字，自名“歌钟”。蔡侯墓出土的9件钮钟中，5件自名“歌钟”，4件自名“行钟”。历代传世和近年出土的青铜钟，自名“歌钟”者非常少见。有学者认为，歌钟为上层贵族日常宴享所用，行钟为外出巡狩征行时所用。此“歌钟”铭文中“蔡侯”后一字被铲去，原因不明。铭文还记载蔡侯辅佐楚王作出了贡献，反映了当时蔡国作为楚国附庸的史实。
“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现场。（摄影：虞鹰）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时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主体时期，以鼎、簋、鬲、甗、觚、爵、斝、尊、铙、钟、铃、镜、戈、矛、剑、戟等为代表的饮食器、乐器、兵器、装饰品、车马器将中国古代器用制度与礼乐文明紧密结合在一起，孕育出博大精深且独具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
编辑策划：虞鹰 摄影：虞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