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四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聚焦中国早期文明，介绍早期国家研究的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本次工作会的四个考古项目均是黄河中游早期城址发掘与研究的最新成果，时间均处于中华文明形成之后、早期发展阶段。这些最新成果展现了中国史前文明化与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
中华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特别是夏文化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命题。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2018年国家文物局印发《“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申报管理指南》，系统部署了11个文明化进程与早期国家研究相关的项目，集中支持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200余个，取得重要成果。
后城咀遗址出土器物。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中新网）
考古成果：
后城咀石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城遗址。2019年至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后城咀石城遗址持续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
后城咀石城遗址面积约138万平方米，结构布局保存较为完整，由内城、外城、瓮城以及外瓮城组成。2021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重点对瓮城外侧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外环壕、外瓮城等重要遗迹。此外，内城区域经考古勘探发现墓葬、房址、灰坑等大量遗迹，为了解内城结构布局提供了线索。
后城咀石城遗址全景。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新华社）
重要意义：
考古发现，这座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时期的城址，有着龙山时代最为复杂、完备的三重防御系统：由外瓮城城墙、马面、台基，以及外环壕沟构成的第一重防御体系；由瓮城城墙，瓮城城墙上布置的台基、墩台，以及以内环壕构成的第二重防御体系；由主城墙、主城门，以及在主城门两侧设置的两座马面构成的第三重防御体系。这是河套地区聚落形态的生动实物例证。
专家点评：
近十年考古学不断推进精细化发掘、多学科合作。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内蒙古后城咀石城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在面积上是三个等级，石峁面积最大、级别最高，碧村面积最小。而且三个遗址都是石、木结合的建筑，在文化样貌上也有相似性。因此，我认为山西、陕西、内蒙古应协同作战，坚持问题导向，研究三个遗址的前后关系，明确三者之间是否有共时性。这些对研究北方大的区域形态必有推进作用。——宋建忠（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
碧村遗址地貌。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新华社）
考古成果：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地处蔚汾河和黄河交汇处，年代距今4000年至3700年，是山西境内黄河沿岸地区首个确认的龙山时代大型石城聚落，更是当时一座重要的关城。。2020年至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碧村遗址持续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
碧村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历年考古工作初步探明了遗址结构布局，自西向东依次为小玉梁、石门墕、城墙圪垛三处遗址点。小玉梁地点为遗址核心建筑区，边缘砌筑护坡，中心建造大型五连间排房建筑，排房建筑前面为中央广场。石门墕地点初步发现大型墩台与城墙围合的城防设施遗迹，具体形制尚不清楚。城墙圪垛地点发现了遗址东城墙与城门，城门由东、南、北三个“品”字型布局的大墩台构成，东墩台为半圆形直径21.5米，南、北墩台均为方形，边长约25米，规模宏大。三座墩台之间穿插一些夹墙、夹道、小型墩台等附属设施围合而成，设置内外多重瓮城结构，进出入口设于东墩台南北两侧，西向经过两道瓮城后方可进入城内。
碧村遗址内瓮城墙角生活现场。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中新网）
重要意义：
碧村遗址是河套地区黄河支流河口处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城址，是蔚汾河流域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遗址。遗址的东城门为保存完整、结构严密、形制规整，显示了河套地区石城遗址一类独特的城门形制。
同时，碧村遗址控扼黄河两岸的突出战略位置，城址布局呈现出处处设卡、重重把关的多重防御体系，强烈指向其应是龙山时代黄河岸畔的一座关口城市，掌控着西部与中原之间的关键要道，是揭示晋陕高原龙山时代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支点。
专家点评：
碧村遗址的城门结构，不光在布局上具有实用性，其对称结构也很严整，带有礼仪性质。后城咀遗址和碧村遗址时代接近，都处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可能有密切的关系。下一步应该在北方更大范围内探讨遗址间的关系，比如碧村遗址和石峁遗址之间是什么关系？碧村遗址、石峁遗址二者又和夏王朝是什么关系？碧村遗址出土的牛羊与欧亚草原有何关系？这些关系仍有待梳理。——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新华社）
考古成果：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地处洛阳盆地中部、古伊洛河北岸台地上，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间，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
最新的考古发掘逐步揭开了二里头遗址的多网格式布局。多处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有夯土墙，在宫殿区、作坊区以外的多个区域外侧也以围墙间隔、防护，不同网格内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可能居住着不同的人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介绍，这些都表明二里头都城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
遗址北缘中部首次发现较为丰富的制陶遗存，出土陶窑、存泥坑、泥坯、烧土、炉渣、变形陶器、大量碎陶片以及陶垫、修整工具等，包含了制陶工艺的多个阶段。宫城西南角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出土大量骨、角质遗物，其中部分存在砸击、切割、磨制的痕迹，表现了骨角器加工的各个环节。制陶和骨角器加工遗址是二里头遗址手工业考古的重要突破。祭祀区以西，发现有大型二里头文化居址，居址院落内出土有铜、玉礼器的高规格墓葬。
二里头遗址首次精细发掘出的制骨作坊。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中新网）
重要意义：
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多网格式的结构布局，是探讨早期国家都城制度、手工业与社会经济、礼仪与丧葬制度等问题的重要线索。
专家点评：
二里头遗址“九宫格”的发现是夏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里坊制度曾是城市中的重要制度，但它出现得比较晚。二里头的“九宫格”就是可以确认的“里”。
过去的考古工作发现了绿松石作坊，现在发现制作骨角器、漆器的作坊，强化了二里头作为都城的一些特点。从考古发现也可以看出，虽然年代、人群不尽相同，但天南地北的遗址中却有相似的文化面貌。文化特征的近似和连续，文化基因的相同和传承，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续不断的生动例证。——雷兴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2号墓出土器物位置。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中新网）
考古成果：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位于郑州商城遗址内城东南部，是一处商代中期白家庄期的高等级贵族墓地。2021年6月至2022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当地城市建设工程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残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墓地南北两侧发现两条壕沟，壕沟东西走向，间距约130米。墓葬主要分布于两条壕沟之间的区域，共发现25座，其中3座墓葬出土青铜器，6座疑似祭祀坑，其余16座推测为陪葬墓，均无棺椁葬具和陪葬器物。
2号墓是目前发现的陪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等级最高的墓葬，墓葬中间发现疑似朱砂的红褐色遗迹现象，墓内出土各类器物200余件，其中青铜礼器、兵器20件，玉器11件、金器5件，另有贝币123枚、绿松石管珠、镶嵌绿松石的牌饰等，充分彰显了墓主人的高等级贵族身份。出土的含金量88%、重40克的金覆面，以及金泡、金箔等金饰，对于探讨三星堆出现的黄金面具、中国西南地区黄金装饰的文化风格等提供了新的参照材料。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富成介绍，2号墓墓底6处殉狗的现象在早、中商文化中非常罕见，为后来的安阳殷墟等高等级墓葬殉狗文化的来源提供了新的认识。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2号墓出土金覆面。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新华社）
重要意义：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进一步丰富了商代中期文化的内容，是郑州商城遗址功能演变、历史沿革的重要证据。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多件黄金用品的现象较为罕见，反映了商时期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密切联系。新发现将有力拓展商代考古研究的空间。
专家点评：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的年代处在早商和中商之间的关键时期，比殷墟要早一个时期，比郑州二里岗下层文化要晚一个时期。过去，郑州商文化的早期和中期偏早阶段很少发现墓葬，尤其是高等级的大型墓葬，因此这处大型墓葬的发现意义重大。商代开始出现金器，但都是极少量的，像M2墓葬中出土的金覆面等如此大量的金饰，为我们研究金器的出现跟欧亚草原、西方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相关链接：
再现五千年中华文明重要实证 国家文物局公布4项“考古中国”进展成果
（资料综合央视新闻客户端、中新网、新华社、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