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在非盟遭遇外交挫折

　　以色列在非盟遭遇外交挫折

　　■卓振伟

　　2月18日，在非洲联盟第36届首脑会议开幕式上发生争议性一幕，以色列外交部负责非洲事务的副司长沙龙·巴利被“请出”会场，引发以色列和非洲国家的外交争端。

　　以色列外交部表示，以方非常重视巴利被带离非盟会议厅事件，说她是具有访问凭证并经认可的观察员。非盟方面则予以反驳，不过不同渠道给出的理由有所出入。有非盟官员解释，巴利本人没有受到邀请，她持有的是签发给以色列驻非盟大使阿德马索的邀请函。风波时隔一天后，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给出“官方答案”，以色列观察员地位已被暂停，“我们没有邀请以色列官员参加峰会”。

　　加强同非洲国家关系，是内塔尼亚胡、贝内特/拉皮德两届政府重要外交方向，在近年来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以色列得到55个非盟成员中46个成员方的承认，在非洲建立了17个大使馆和12个领事馆。特别是，以色列同苏丹、摩洛哥、乍得和几内亚等非洲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改善。以色列将获得非盟观察员地位作为公关重点，并在2021年得偿所愿。然而，这些外交进展不足以根本扭转以色列在非洲不受欢迎的处境。

　　对比与海湾国家开展外交整体顺利，在地缘政治纠葛不太深的非洲大陆蒙受羞辱，算得上内塔尼亚胡新政府首次遭遇外交挫折。以色列官方将问题归咎于伊朗的干涉与少数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和南非)的鼓动。然而，这显然低估了非洲国家的自主意识和非盟文化的韧性。

　　首先，回溯泛非主义历史，非洲国家在非洲统一组织时期便形成支持巴勒斯坦和谴责以色列的统一战线。北非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坚持宗教身份认同的叙事，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坚持民族解放的叙事。这些历史叙事无一例外地将以色列视为对立面，视其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代理人。尽管近年来以色列通过经济实用主义策略成功撬动部分非洲国家，这些叙事在非洲大陆仍是难以逾越的政治正确。即便是与以色列交好的非洲国家，在情感上也很难认同以色列处理巴以问题的做法。

　　其次，南非的作用不容小觑。在对非外交中，以色列通常采取北冷南热策略，极力争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对最为遥远的南部非洲时常束手无策。这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冷战时期，孤立的以色列政府和南非少数白人政府结为联盟。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甚至表示：“我们的独立只有当巴勒斯坦独立后才能实现。”由于遭受种族隔离迫害的历史记忆，现在的南非极为反感以色列右翼分子对巴勒斯坦人和非洲裔希伯来人的隔离政策。

　　这次外交事件也暴露出非盟的制度性缺陷。这些制度性缺陷容易使非盟最初的决策未能充分考虑所有成员方的需求，这类决策事后由于缺乏权威性而遭到反对和搁置，导致非洲团结受损。以色列在非洲统一组织时期具有观察员地位，在2002年非盟成立时由于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的反对而丧失。内塔尼亚胡政府在2013年和2016年进行游说，均遭拒绝。2021年，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作出接纳以色列作为观察员的决策。法基的“自作主张”有一定制度依据。根据非盟规章制度，非盟委员会主席作为组织法人，可在不咨询各个成员情况下接纳观察员国。而要否决此类决策，则需要成员方多数投票，无疑加剧了非盟内耗。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非洲与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