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共生——故宫·国博藏文物联展”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是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两大文博机构首度联袂推出的重磅特展，从故宫和国博的丰厚馆藏中精选400余件文物精品进行展示，阐述中华文明的“和”文化、“合”理。展览分为“天地同和”“万邦协和”“宜民安和”“乐在人和”四个单元，以“和”统领，从宇宙、天下、社会、道德4个层面，阐述中国“和合”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丰富内涵。
（摄影：虞鹰）
本期策划聚焦“万邦协和”单元。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体现出中华民族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崇尚“和为贵”、致力“亲仁善邻”、“礼尚往来”的和平理念，也体现为应对挑战、抵御风险、克服阻力、解决矛盾的勇气和信念。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即以宽广的胸怀同域外民族展开经济文化交流，谱写了万里丝路的悠扬长歌，创造了万方辐辏、衣冠会聚的美好盛景。我们将永远朝着博大包容、融合开放、和平合作的方向前进。
在5000多年发展史上，中华文明与外部文明的交流融合不曾间断，尤其“丝绸之路”与其他贸易线路的开辟和建设，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的巨大贡献。
《武周载初元年三月廿四日卫士按驮负练抄》（唐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摄影：虞鹰）
“练”即为白绢。绢与马的贸易是丝路贸易的大宗项目，武周时期的马价大体为十匹练买一匹马。以“练”为钱，说明练布等丝绸制品在西州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也证明西州是唐代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
印花绢残片（唐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摄影：虞鹰）
现存唐代织物中，常见印花织物。唐代印染工艺包括绞缬、蜡缬和夹缬等，此绢使用了夹缬工艺。
拼图。（摄影、制图：虞鹰）
骆驼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交通工具，具有“沙漠之舟”的美称，也因此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之一。唐代墓葬出土的骆驼陶俑，不仅再现了唐代丝绸之路的盛况，也反映了中国人对这种异域家畜从陌生到熟悉的认识过程。展览中就展出了几件彩绘骆驼。
牵马或牵驼俑是唐代陶俑中表现丝路行旅的常见形式。唐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牵马、牵驼俑，说明饲养驮马是当时西域民族重要的职业之一。
图左为长沙窑青釉彩绘植物花卉纹执壶（唐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右为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花草纹碗（唐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摄影：虞鹰）
唐代长沙窑是开创我国历史上大批量烧造釉下彩绘瓷的著名瓷窑，所产瓷器装饰技法多样，有塑贴、模印、彩绘、点彩、书写文字等，其中以釉下彩绘技法最著名。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瓷曾大量远销海外。隋唐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西域风格的花草纹传入我国，被用于瓷器装饰。
龙泉窑青釉刻划缠枝牡丹纹凤尾尊（元代 故宫博物院藏）。（摄影：虞鹰）
造型雅致、纹饰精美的龙泉窑青釉凤尾尊十分吸睛。此尊撇口，长颈，丰肩，腹部以下渐收敛，近足处微撇，圈足。瓷器内外均施有肥厚的青釉，釉面开片。颈部刻划密集的弦纹，上腹部刻划缠枝牡丹纹，下腹部刻菊瓣纹。
据介绍，1975年，在韩国新安海域一艘满载陶瓷器的元代沉船中，发现了与此器造型、纹饰相似的龙泉窑青釉缠枝牡丹纹凤尾尊，由此证实龙泉窑青瓷在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部分瓷器拼图。（摄影、制图：虞鹰）
中华文明在与其他国家、地区、民族的交往中，持续、多方面地对外输出并产生影响，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与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开拓出一条通向世界经济、文化的共同进步之路。
拼图。（摄影、制图：虞鹰）
故宫博物院藏的明代漳州窑五彩阿拉伯文盘，内底开光中以矾红彩书写阿拉伯文，内容为伊斯兰教徒的祷文和《古兰经》语句。这是专为伊斯兰教徒制作的外销瓷，用于传统节日中盛放食物。
19世纪日本白釉刻花盘，刻划技法娴熟，图案清晰，花纹层次分明，具有德化白瓷素洁典雅的特点，是日本仿德化窑瓷器中的精品，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唐代白釉模印骑射图凤首壶，此类凤首壶的器型源自西方，故又被称为“胡瓶”。
北朝的青釉塑贴飞天团龙纹仰覆莲花尊，造型独特。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在南北朝时期广为盛行，北朝大量开凿石窟、兴建寺院，佛教艺术深入各个领域，莲瓣纹因而成为当时瓷器装饰的主要纹饰之一。
清康熙德化窑瓷器为中国外销瓷器的代表品种之一，主要出口欧洲地区，被称为“中国白”。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各种以物产、艺术、文字、科技、宗教等为载体的外来文化，被广泛吸纳到中华文明之中，两者相互启发，彼此融合，共同发展。秉持开放包容的胸襟，中华文明的内涵与外延持续丰富，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书写社会进步的新篇章。
动物咬斗纹金牌饰（战国 故宫博物院藏）。（摄影：虞鹰）
金牌饰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固定腰带、束系衣服的用品，体现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与中西亚及亚欧大陆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是中华民族对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异域文明吸收、借鉴的实物证据之一。
玻璃画拼图（摄影、制图：虞鹰）
圆口方腹的玻璃瓶造型源自古罗马时代，早期产品口唇较为厚重；后广泛流行于九至十世纪前后的土耳其南部、叙利亚、伊拉克尼姆鲁德和胡泽斯坦省、埃及法尤姆等地中海沿岸地区，采用模具吹制法制作，口沿、底部切割整齐，通体研磨精细，主要用于盛放香油或化妆品。玻璃瓶主要用于盛装气味芳香的液体或膏脂。中世纪时期，地中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周围的许多国家、地区盛产同类器物，并通过陆路或海路销往世界各地，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物证。
玻璃画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工艺品类，清代中期开始在宫廷中流行，画面内容多为历史典故、风景、花鸟、风俗、人物等。所用玻璃为进口铅玻璃。画中朱砂、雌黄、赭石、石青、石绿是中国传统绘画颜料，普鲁士蓝则是进口颜料。
缠丝玻璃工艺源于西方，做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双色或多色玻璃烧熔后二次吹制，内外呈现不规则纹理；另一种先用一色玻璃吹制成型，再用彩色玻璃棒溶于旋转的胎体表面，形成美妙的螺旋纹。此瓶工艺即属后者，是清代工匠在西方工匠指导下制作的产品，表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格。
掐丝珐琅与画珐琅工艺拼图。（摄影、制图：虞鹰）
掐丝珐琅、画珐琅工艺与产品均是从西方引进的工艺。掐丝珐琅工艺约在元代入华；画珐琅工艺则于清代康熙、雍正时期由欧洲引进，至乾隆时期发展至鼎盛。
珐琅彩是康熙朝晚期受欧洲进口的铜胎画珐琅影响而创烧的一种釉上彩瓷器装饰工艺，早期珐琅料需从欧洲进口。自雍正六年（1728年）开始，内务府照办处已能自行炼制珐琅料，反映了中国制瓷工匠对外来绘画技艺、原料的借鉴和发展。
铜胎画珐琅起源于欧洲，清代康熙年间传入我国，并迅速发展成为清代最具宫廷特色的工艺品种之一。为仿制这一外来品种，康熙皇帝在宫中专门设立珐琅作坊，至迟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已试烧成功。
精美摆件与宝石首饰拼图。（摄影、制图：虞鹰）
科学仪器与计算工具拼图。（摄影、制图：虞鹰）
故宫博物院藏的18世纪铜鎏金钜度全圆仪，是用于测定方位角度和距离的仪器，是18世纪由欧洲制作后传入清代宫廷的。
此对铜鎏金仙鹤驮亭式表是18世纪伦敦著名钟表匠詹姆斯·考克斯专为中国市场制作，造型装饰运用仙鹤、楼阁、灵芝、寿桃等中国元素。
18-19世纪的铜鎏金指南针，表盘刻有西洋十字花纹，及英文款识“GADAMS”“LONDON”，应为英国制造。
18世纪的铜鎏金浑天合七政仪，是用于演示太阳系中金、木、水、火、土、地球、太阳七星（即“七政”）运转的仪器。18世纪初，英国制作出太阳系仪，用以演示行星、地球及月亮等绕日运行的情景。这件太阳系仪于乾隆时期传入宫廷，其外部圈环结构与中国古代的浑天仪极为相似，可视为浑天仪和太阳系仪合一的作品。清代宫廷将其定名为“浑天合七政仪”，也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对这件仪器的基本认识。
清代《几何原本》是中国最早的汉译西方数学专著之一。古希腊欧几得撰写，意大利人利玛窦口述，明代徐光启笔译。该译本文字通俗，译名恰当，许多数学专用名词术语的译名沿用至今，并传播到东北亚地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乃至亚洲科技的发展。
故宫博物院藏的清代铜鎏金盘式手摇计算器尤为吸睛。法国科学家巴斯加于1642年制造了第一台手摇计算机，后由传教士带入中国，深得康熙皇帝的喜爱。18世纪前后，清代宫廷开始制造手摇计算器，有盘式和筹式两种。这种盘式手摇计算器利用齿轮装置，可进行加减乘除运算。计算器表面有十个圆盘，表示十位数。每个圆盘分为上盘和下盘，上盘中央刻有数位名称，分别用汉字“拾万”“万”“仟”“百”“十”“两”“钱”“分”“厘”“毫”标明，周围按逆时针方向刻汉字“一”至“九”，字间有空格，空格中安装可上下移动的铜档片。移动档片既看到下盘数码。
编辑策划：虞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