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乡村古建筑更多消逝于暴雨前 专家吁加强日常管护

　　山西乡村古建筑更多消逝于暴雨前

　　因缺乏人力、财力投入，山西大量乡村古建筑常年失修;专家呼吁加强日常管护，合理修缮

　　十月初，山西各地遭遇罕见暴雨，省内大量古建筑受损引发广泛关注。

　　因相对封闭的特殊地形，山西保存着国内数量最多的古建筑，历来有“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之称。此次受降雨及次生灾害影响，山西全省大量古建筑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再次凸显了山西文物保护工作一直以来的困境——文物存量巨大，但文保的人力、财力不足。

　　而在有限的文物保护经费里，资金鲜有顾及基层文物保护单位。山西省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山西省大多数市级、县级文保单位和尚未公布为文保单位的文物古建筑保护，依然是当前山西省文物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

　　多位专家、志愿者指出，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管理维护，在极端暴雨来临之前，山西很多乡村古建筑便已常年失修，逐渐坍塌、消逝的古建筑不计其数。

　　山西1783处文物出现险情

　　作为文物大省，山西是我国现存各类古建筑最多的省份。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及山西省文物局数据显示，山西省目前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达5万多处，其中古建筑有2.8万余处。全国从“唐”到“元”的古建筑，山西占八成以上的份额。

　　10月2日至7日，山西省出现大范围强降水，18个县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太原、阳泉、临汾、长治、吕梁、晋中等地创下10月上旬累计降雨量历史纪录。受降雨及次生灾害影响，山西全省大量古建筑遭到不同程度损害。

　　山西省文物局通报，截至10月11日，受近期暴雨灾害影响，山西各市上报全省共有1783处文物出现不同程度的屋顶漏雨、墙体开裂坍塌、地基塌陷及周边护坡、围墙坍塌等险情;9座博物馆纪念馆出现小面积漏雨、部分构件损坏等情况。

　　出现险情的文物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43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61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803处。

　　晋城市、晋中市、运城市、阳泉市、吕梁市、太原市等六地文物受损较严重，占山西全省受损文物的90%以上。

　　在省会太原，晋祠多处建筑屋面漏水，奉圣寺大殿西南角挡土墙坍塌;天龙山石窟部分石窟漏水，山体塌方损坏景区部分路面;蒙山开化寺遗址及连理塔的南厢房，出现较大险情。

　　在运城这个我国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多的地级市，盐池禁墙东禁门瓮城大面积坍塌，城台顶面严重塌陷，城墙出现多处裂缝;解州关帝庙崇圣寺门楼漏雨，春秋楼二楼大面积漏雨威胁到“夜读春秋”塑像;新绛龙兴寺因漏雨，危及塑像安全。

　　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的多处墙体坍塌也引发广泛关注。10月3日至5日，平遥县出现强降雨，受此影响，平遥古城城墙发生部分墙体坍塌，坍塌和滑落的墙体段落共51处，其中内墙夯土坍塌的有15处，内墙女儿墙及顶部海墁层悬空、下部夯土滑落的有36处。

　　文物保护“两极分化”

　　民间古建筑保护志愿者唐大华长期关注山西古建筑，此前多次前往山西探访古建筑。近日，唐大华再次前往山西，探访暴雨后的乡村古建筑。

　　2014年，唐大华到访山西时曾拍下了平遥洪善镇沿村堡古佛堂配殿前的一片热闹场景，众多村民聚集在配殿前开展文娱活动。10月13日，古佛堂配殿前已空无一人，面对侧面墙体坍塌严重的古佛堂配殿，唐大华感慨，“国保、省保无忧，轮也该轮到乡村小庙了吧。”

　　10月15日，山西省文物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省内此次受灾严重的89处文物中，国保、省保加起来仅9处;受灾比较严重的750处文物中，市县级和未定级的占到84%。

　　山西省文物局此前也曾通报，此次罕见暴雨中，该省国保、省保单位主要险情是屋面小面积渗漏及周边护坡岩体、地基等出现滑坡等问题，而低级别和未定级文物出现墙体坍塌、梁架倾倒等险情相对多一些。

　　唐大华表示，山西古建筑的保护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国家级、省级保护单位，另一类是县市级保护单位以及未纳入保护范围的文物。“山西的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大量乡村古建的日常维护几乎没有。这两类文物的保护情况两极分化严重。”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任毅敏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国家级、省级保护单位在洪灾之前，文物部门和各级政府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现在险情基本都已排除。但基层保护单位、特别是村级文物产权很模糊，在保护上，有些是财政投入，有些是财政和使用人共同投入，有的所有者不愿意掏钱、不愿意申报，所以修缮不及时。

　　古建筑画家连达介绍，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文物普查和评定等级时起，国家已经评出了八批“国保”单位，以后还会继续评定。许多曾经的“省保”逐渐跻身“国保”行列，又有许多“市保”升为“省保”。

　　“也就是说，许多本来价值较大的古建筑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暂时没有获得应有的等级认定，虽然在未来还会有很多提升等级的机会，但我们不能等它升级之后才去认识它的价值。”连达说。

　　降雨加速部分乡村古建倒塌

　　2015年，连达到访晋南新绛县古交镇闫家庄村时，手绘过该地一座或建于清代的魁星阁。

　　在连达的画稿中，魁星阁修筑在高大的台基上，而台基外部的包砖已成片开裂脱落，露出了里层的夯土结构。在近期山西大面积的罕见暴雨中，这座魁星阁整体坍塌，变成了一堆残垣。

　　得知魁星阁坍塌后，连达发文感慨，“不知道在这样的大雨中，有多少散落于乡村山野的古建筑会走向消亡。”在闫家庄村主任闫益林的记忆中，魁星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记事起便已摇摇欲坠。新绛县文物保护中心表示，闫家庄魁星阁不在县文保单位和未定级文保单位名录内。

　　连达从1999年开始手绘山西古建筑。二十余年来，他遍访山西各地的古建筑，至今已积累了2000余幅关于山西古建筑的画作。近些年，连达开始留意到，山西乡村古建筑的“凋零”日益严重。“许多极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老宅子和古民居被新房子所取代、吞噬，许多曾经的古村落日渐萎缩，还有一些偏远的村庄因为人口外迁和凋零而几近荒废，老宅子成片地荒废坍塌。”

　　在连达看来，城镇化发展、乡村人口流失，导致古建筑得不到该有的维护修缮，是乡村古建筑不断消逝的一个重要原因。“古建筑与当前新建的城镇、旅游开发之间也存在矛盾，在挤占地皮的情况下，很多古建成了部分地区发展的‘绊脚石’，破坏了也毫不吝惜。”

　　此外，由于失去必要的管理维护，偏远乡村的古建筑成为文物盗窃分子大肆掠夺的对象。

　　2015年至2016年间，山西曾频繁发生文物和壁画被盗事件。据了解，确认被盗的十二处壁画中，仅有两处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余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或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拯救古建筑的志愿者闫鑫表示，“无级别或者低级别的文物如果没有人看管，几乎跟放在野外差不多。”

　　“在山西，仅为了一个价值并不高的柱础，就不惜毁掉一座几百年古建筑的杀鸡取卵式的疯狂偷盗情况非常常见。”连达介绍。

　　此外，历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也给山西古建筑造成了较大损害。以平遥县为例，《汾州府志》《平遥县志》等史料记载，平遥自建城以来，先后遭遇过至少22次较大洪水袭击，离现在最近的一次为1977年8月5日的“万年一遇”大洪水，直接造成太子庙九龙壁被毁，城墙墙身坍塌34处。

　　而针对此次山西罕见暴雨中大量乡村古建筑受损的情况，唐大华表示，“此次乡村古建筑的损坏，不能把责任完全归为降雨，因为那些倒塌的乡村古建筑此前损毁已经很严重，这次的降雨只是加速了倒塌。”

　　闫鑫也表示，由于本身结构的问题，古建筑出现漏雨的情况比较常见。连续阴雨的情况下，雨水不能及时排出的现象在古代常有发生，“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建筑在不下雨时就已经出现坍塌等情况，下雨只会更加严重。”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遭受损失较多的是市县级文保单位，固然有日常管护缺乏的原因，但与国保、省保相比，它们在选址、建筑结构和维护结构营造质量等方面本身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更加需要引起重视，有针对性地加强日常管护。”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

　　当前，我国文物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体制，保护经费以政府投入为主。

　　山西省文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以来，中央和省级财政用于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和抢险保护资金超10亿元。另据山西日报社“文博山西”公众号报道，目前，山西省文物保护的资金由之前的每年1000万元增加到了1.7亿元。

　　尽管如此，文物存量大与文保人力、财力不足的矛盾在山西省文物保护工作中依然突出。

　　在山西2016年多个被盗的古建筑中，包括平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西良鹤村龙天庙。该古庙壁画被盗后，西良鹤村村支书闫银喜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西良鹤村一直组织村民白天看护寺庙，但是晚上没有人专门看护，因为村里没钱，曾找过县文物局，文物局表示没有这份开支。

　　“作为文物资源丰富，特别是有着28027处古建筑的文物大省，如此繁重、迫切的文物保护任务，仅靠各级政府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山西省文物局上述负责人表示，山西省大多数市级、县级文保单位和尚未公布为文保单位的文物古建筑保护，依然是当前山西省文物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

　　该负责人还介绍，对于低级别和未被列为文保单位的文物，山西省文物局一方面正在不断提升相应的保护级别，加强文物安全督察和文物建筑消防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国家文物局及省级文物部门鼓励各地政府出台配套激励、奖补政策，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

　　2014年，山西启动《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利用条例》立法。2016年9月，山西省文物局正式印发《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暂行办法》，鼓励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参与文物建筑的保护利用。

　　《办法》规定，社会投资人根据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公布的文物建筑相关信息选择保护利用对象，向文物建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提出保护利用申请。

　　社会投资人在签订保护利用协议书成为文物建筑保护利用责任人后，需要按照有关规定对文物建筑进行维修保护，落实文物建筑防火、防盗等安全防范措施，对文物建筑进行合理的展示、开发和利用。

　　2017年3月，山西省政府印发《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启动低等级文物“认养”新政。在不改变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通过出资修缮、认养等方式，参与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

　　此后，山西省文物局与省工商联建立了每年召开两次文物建筑认养推介会的机制，目前已先后在盐湖区、浑源县、河津市、高平市等地召开了4次文物建筑认养推介会，完成文物认养238处，吸引社会资金3亿元。

　　此次山西暴雨灾害后的文物抢修，也有各方社会力量的参与。

　　山西省青基会此前发布消息称，该基金会为保护山西古建而设立的官方捐赠平台“三晋文明守望专项基金”共收到捐款5080笔累计总额645万余元。腾讯、字节跳动、蚂蚁集团等企业对山西灾情捐款所发的声明中也提到，捐赠资金将有一部分用于文物古建修复。

　　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

　　山西省文物局工作人员介绍，山西全省文物的灾后评估工作已于15日开始。

　　山西省文物局此前通报，省内文物受灾情况的评估工作将采取分组包市、组长负责的方式进行，通过现场实地勘察，对受损文物进行专业评估后提出科学保护措施和合理经费需求，为下一步实际开展修缮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山西省2013年出台的《文物建筑构件保护管理办法》规定，文物建筑的管理、使用单位或所有人、使用人，不得擅自拆除、更换文物建筑构件。文物建筑构件确需拆除、更换的，必须在依法履行审批手续后实施。

　　连达提到，此前见过不少盲目修缮对古建筑造成的伤害。“部分地区出于好心，对破败的古建筑进行修缮。但由于缺乏专业的古建筑修缮理念和技术，经常把庙宇刷得花红柳绿，艳俗不堪，完全失却了文物本身应有的特征，和新建的仿古建筑别无二致。”

　　他呼吁，濒危的古建筑应该得到专业古建筑修缮部门的合理修缮。“修缮时不应轻易改变和粉饰古建筑的外观和内部结构，应尽最大可能保护古建筑本身的历史信息，不使其在修缮后宛如新建。用梁思成先生的话说是，‘但愿延年益寿，不希望返老还童’。”

　　“任何文物遭遇损毁，都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因为文物本体不可再生。”李志荣表示，“我们能够未雨绸缪去做的，是尽早挽救它们的信息。”

　　李志荣带领的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数字化团队，长期与山西省诸多文保单位保持着合作关系，目前已经完成山西100余项市级、县级文保单位濒危古建筑彩塑壁画的抢救性数字建档。李志荣表示，给所有的山西濒危古建筑进行详密的数字化记录，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文物在灾害中遭受的损失。

　　国家文物局官网消息显示，在文物防灾减灾工作方面，国家文物局目前正指导各专业单位开展相关科研项目，推动基础研究、新技术应用及系统集成，形成系统科学体系，推动文物保护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化。

　　据了解，山西省此前已经开展了重要古建筑和彩塑、壁画的数字化保护工程，通过数字化手段对重要古建筑和彩塑壁画进行数字化信息保全，对平遥城墙、永乐宫壁画、佛光寺东大殿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险情监测。

　　李志荣表示，数字化文物保护的本质，是用数字化的技术方法对文物的信息进行全面永久的记录保全，为本体的保护与研究可持续进行打下可靠基础。“山西乃至全国，需要对基层文物的信息进行全面采集和记录。我希望从管理政策层面把基层文物的全面数字化信息采集工作，纳入到各地日常的管理中来。”

　　已故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曾一智此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山西确实无暇兼顾一些古代建筑的保护，因此在尚无能力完全保全之前，最好让它们保持不被人知的状态，不要过度曝光。”

　　曾一智介绍，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已经详细调查了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在发布的名录里，并没有公布详细信息，就是担心这部分文物现有保护不足，会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新京报记者 胡闲鹤 展圣洁 姜慧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