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播放能否为注水剧脱水，成为作品质量的试金石

　　倍速，为何成了观剧“刚需”?

　　倍速，把观看体验的选择权，交给了用户。从0.5到3.0倍速，用户可以自由选择播放的速度。如果2.0倍速观看，一天半就能追完六七十集的电视剧，对时间有限、追求效率又不想错过热门剧的观众，或只想避开不喜欢的桥段又不想弃剧的用户，倍速成了可选项。

　　根据《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8.2%的网络视频用户不按原速观看，00后尤其青睐倍速功能，使用比例39.6%。倍速与当代社会普遍的“时间焦虑”一拍即合，已经是很多音视频应用的标配，“2.0倍速”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倍速是视频播放界面上的一个虚拟按键，但一定程度上，它也代表了正在彻底改变的观看模式。

　　倍速播放可以体验到“玩手机”的快感，让传统的观看行为有了更多的游戏性和互动性

　　追溯媒介艺术的放映和观看历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经过实验探索，人们选择将电影投射在大银幕上，建立起电影院集体共享的观看模式。放映权交给专职技术人员，对观众逐渐形成要求，例如按号入座，不触碰银幕，放映影片时不许拍照录像等。

　　电视节目的播放，则一直由电视台统一安排，在固定时段播出。所以20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播放《渴望》等热门电视剧时，会出现万人空巷的场景。随后的录像机和DVD等播放设备，让观众可以选择看什么，也可以操作按键或遥控器，暂停、快进、倒退影像内容，不过和看电视一样，还是以围绕家庭成员形成的小范围集体观看活动。

　　无论电影还是电视，私人都不允许占有影像，对观者与放映设备的接触也有限制，距离是保持理想观看秩序的前提。百余年来，尽管观众身处被动，行为也受到约束，但依旧着迷于大银幕，或守在电视机前。

　　计算机、智能手机开始改变传统的媒介艺术观看方式。如今，“看手机”成了能够包揽一切观看需求的新日常。它打破了电影院放映的集体性、公共性，取代有距离的审美体验，允许观看者通过触摸，占有和操控图像，例如截屏、倍速等。“看手机”也不同于电视、DVD的播放形式，完全是私人化、个体化的观看，并具有可移动、可持续、观众可操控等特征。“看手机”实际看的并不是手机，转移大银幕和荧屏吸引力的也不是手机屏幕，而是用户手动操控屏幕，建立的一种崭新的观看模式。

　　在触屏观看模式下，“看”是个人权力、个性选择。视频用户获取哪些影像内容，获得什么样的观看体验，取决于个体在界面选择哪些功能。打开倍速，剧集在播放节奏、人物语速、表演风格等方面就会不同于原作品。同一个视频，选1.25倍速，与2.0倍速播放所获得的观看体验也有区别。触屏观看对用户的吸引，就这样在人机交互的体验中产生了。

　　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观看更便携、更具移动性，观看的时空限制取消了，影像持续输出，观看也停不下来。亲手操控，触屏观看，用户与影像之间不但没有了距离，还产生了亲密互动，“看手机”成了“玩手机”，传统的观看行为加入了游戏性、互动性。截至2021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10.07亿。机不离手，成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时代景观。因此，脱离对触屏观看模式的探究，很可能只把“倍速”当作遥控器“快进”功能，难以充分解释小屏幕如何制造巨大吸引力。

　　倍速播放能否“为注水剧脱水”，成为作品质量的“试金石”

　　新的手动触屏观看模式把看什么、什么时间看、怎么看的选择权，转交给用户，但“自由观看”很快成了“过度观看”。

　　相比而言，电影和电视对观众的约束虽然多，也限制了观看沉迷。以“刷剧”为例，观众用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点开视频应用程序，在分类整理的海量影视剧中，通过主动搜索或智能推荐，选定想看的剧集，可以一次性观看多集电视剧，甚至“刷”完整部剧。

　　今年6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剧集在点播端的收看时长(70%)远高于直播端(39.5%)。实现“刷剧”自由的视频用户，用倍速提高效率、节省时间，拖进度条略过不感兴趣的情节，充会员VIP直接跳过广告、片头片尾。在10月初头部视频平台取消付费超前点播模式之前，用户可以通过付费提前解锁剧情。用户观看时还可以随时截屏、分享、发弹幕等，手动可选的功能，让“刷剧”快感唾手可得。本想用倍速20分钟看一集剧，结果往往花上N个20分钟。十几秒的短视频，不少人能连续“刷”几个小时。用户在线吐槽，“根本停不下来”。

　　其实，真正让人“停不下来”的，是隐藏于触屏观看模式背后的沉迷机制，倍速则只是催化剂。有研究声称，1.33倍速音频不影响听者的理解，甚至1.5和1.8倍速下人们的理解能力也没有差别。用倍速短期加速信息接收，理论上是可以的。在这一点上，倍速与经典文学作品的“缩减版”相似，压缩文字或影像内容，使读者观众更快速了解故事内容。这个过程，将文学、影视作品的艺术审美活动，变成了信息输出的娱乐消费。

　　文艺作品的欣赏需要时间，也需要充分的心理过程，经历从琐碎直觉到情感共鸣，再到观念认知的审美接受过程。诗歌、小说、影视剧常以文字的省略、空镜头、定格镜头等方式留白，引发读者观众的无限联想和想象，生发审美体验，将有形、有限的文艺作品，升华为无限宽阔的精神世界。倍速播放相反，压缩影像、压缩时间，也压缩了观者心理体验的空间。

　　过去，阅读一首诗歌、观看一幅画作，会触动读者和观众的想象，或打开联想，激荡思想与情感的互动空间。如今，手机用户在线“刷剧”、看视频，有疑问、有想法的时候，甚至不用点击链接或打开其他页面，在同一播放界面，点击“奇观”之类的功能按键，就可以“一键识别演员”“一键识别背景音乐”“一键识别台词知识”。

　　技术不仅将心理活动外化，还能通过算法“摸透”用户的心理，例如AI可识别用户面部表情，推出“只看TA”(只看喜欢的演员)等个性化功能。不过，一键满足的观看功能，也可能将艺术的体验和心理活动，简化为信息获取、娱乐快感。倍速播放也是这样的应用。

　　网络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接受，在诸多方面颠覆着传统的艺术原则和规律，也改变着文艺传播的方式和生态。倍速的应用，与部分网络文艺作品质量不高、耗时拖沓也有关系。有人说，是“烂剧”把倍速逼成“刚需”，倍速“为注水剧脱水”，倍速成了作品质量的“试金石”。尽管如此，对于商业策略下的技术赋权，认清资本逐利本质，对用户而言是极为必要的。以效率和爽感为诉求的娱乐方式，借助技术纷纷上线，在文化消费市场大行其道，这与网络文艺作品数量增加、文化娱乐产业激烈的竞争形势有关。倍速提高播放速度，有助于锁定用户，提高视频点击量和播放量。然而这些商业目的的达成，恰恰与观看沉迷，内化功利性审美不无关联。

　　真正的文艺欣赏和审美过程是慢美学，拒绝倍速的干扰

　　用户对倍速的使用与满足，与当下生活普遍的“时间焦虑”有关。艺术作品常以时间为主题，反思资本、技术对人的操控。商业电影用快速剪辑、环环相扣的叙事，制造虚幻现实，艺术电影的创作者则以长镜头、缓慢节奏，以真实打破影像幻象，试图把沉溺于故事的观众唤醒。不过多数走进影院的观众，更想在影像中获得慰藉和娱乐，而非真实，因此艺术电影的放映场次，经常门庭冷落。曾有电影导演尝试以一个持续6分钟、毫无镜头运动的长镜头，迫使观众面对、体验影像和声音，希望以极致慢美学激发观众积极的心理态度，也希望借此表达“电影院才是观影的理想场所”的观点。

　　文艺作品的这种反思，与现代化、消费主义、新媒体发展对时间的压缩有关。电影的影像叙事一直探索如何删除“死亡时间”(即无事发生的时间)，通过将时间凝缩为时刻，让观众感知叙事的意义。大众普遍乐于观看镜头数量多、剪辑节奏快、叙事紧凑的影视作品。以好莱坞、奈飞为代表的影视工业化生产能够风靡全球，与其对大众诉求的准确迎合不无关系。影视剧观众逐渐形成了一致标准，优质影片和剧集应该突出快节奏、高悬念、情节紧张、视听优质等诉求。“快”成为主导日常的节奏，也收缩了文艺作品的时间和节奏，缓慢成了人们享受视听的障碍。那么，是不是将播放的权力、加速的权力交给用户，就能赢得用户?

　　长久以来，文艺作品的时间都掌握在创作者手中。影视导演通过镜头剪辑、视听特效和叙事技巧等艺术手段，决定作品的时间节奏和时长，有“子弹时间”“最后一分钟营救”对物理和心理时间的艺术延宕，也有空间转场、字幕标注对影像时间的压缩，打破线性时间也常常成为艺术创新的路径。然而，倍速将影视作品的播放时间和节奏，交给用户决定，必然遭到创作者抵制，他们拒绝用户对影视作品呈现方式的改变。只是，抗议没能一直奏效。

　　以效率之名出现的倍速，能解决网络文艺用户的“时间焦虑”吗?如我们所见，移动媒体对人们的日常操控，正在制造新的“时间焦虑”。技术、资本对人类的束缚和操控由来已久。工业化社会要人们认同他人身体形象，新媒体引导人们接受他人的心理结构，从对偶像明星身体的模仿，到遵循新媒体程序设计者的心理轨迹，资本在对人们身心的改造与控制中，持续获利。倍速与艺术，效率目标与审美过程，从根本上是相互矛盾和拒斥的。因此，互联网时代的多屏媒介生态，很难再让人们花费大段连续时间充当观众，观看模式必然改变。

　　但是，在追求效率、鼓吹技术、沉浸快感的同时，有必要为艺术创作保留空间，为艺术审美慢下脚步，保持文艺的反思力量，正视消费社会与媒介对人类的操控。对此，需要文艺创作者的思考与自觉，也需要给艺术探索空间。网络文艺虽然具有明显的产品和使用特征，但终究应该肩负起引导与净化受众心灵与情感的作用，不能一味停滞于娱乐大众的层次。

　　另一方面，在新的观看模式下，兼容慢观看和慢美学的存在，或许借此可以使感知恢复活力，恢复被技术压缩的时间，被时间腐蚀的内心体验和记忆，获得观察世界的新方式。

　　倍速，本不是复杂的技术，却隐藏了诸多新型观看模式的复杂问题，倍速加快的不仅是观看速度，也加剧了触屏观看的沉迷，加剧了“时间焦虑”，这些有悖于倍速技术的初衷，因此更为值得关注。

　　(作者：赵丽瑾，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算法驱动下网络文艺的智能化创新和社会影响研究”〔21BZW05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