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烙饼与重庆火锅 被种玉米改变的年轻人

　　非洲烙饼与重庆火锅 被种玉米改变的年轻人

　　“真正的非洲，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在中非农业合作项目推进的十余年时间里，包括李嘉毓在内的一些中国学生，通过在坦桑尼亚乡村的田野调查，改变了他们对非洲的看法，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生活细节;同时也有不少非洲年轻人，来中国的学校、乡村游历，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非洲的政府官员和农业技术骨干，仍保持着阅读中国新闻尤其是农业领域新闻的习惯。他们当中，有人爱上了“非洲烙饼”，有人怀念着重庆火锅，中非农业技术合作与交流，结出的果实不只是土地上逐年丰产的玉米，更加珍贵的种子，已经在年轻人的内心悄然播下。

　　1 从本科到博士 都在关注坦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3年以来，已经派出6届农村区域发展(国际发展方向)本科生，去坦桑尼亚海外实习基地实习。

　　学生们年龄多在20岁左右，他们需要采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以及非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将当地村庄农业发展以及中非农业合作项目的状况，用文字、图像真实地记录下来，而且要提出自己的见解。

　　“非洲是多样的、丰富的，每一座城市和村庄，都不一样。”发展研究专业博士三年级在读的李嘉毓，在2015年到2018年间，去非洲实地考察4次，第一次去还是本科刚毕业，如今她的博士毕业论文选题，仍是围绕坦桑尼亚的农业发展。

　　莫罗戈罗市城区向东26公里，是中坦两国合作支持的村级减贫示范项目所在地瓦辛巴村。李嘉毓来到这座村子，发现已经有村民的玉米地里，引入了控制作物间距、犁地、锄草、培土等中国农业生产技术，通过走访得知，示范户的玉米单位产量比以前高了2.5倍;而且由于木豆-玉米间种技术的推广，农户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同时，还增强了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能力。

　　位于达累斯萨拉姆以西约240公里的达卡瓦镇，有一处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那里有10公顷试验田种植着玉米、杂交水稻和大棚蔬菜，有一些中国技术专家为当地村民们提供技术培训。很多村民告诉李嘉毓，采用来自中国的一整套劳动密集型玉米密植方案后，自家农田高产了。

　　“但仍不是所有人都选择使用高产的技术，怎样让当地的村民们愿意也能够使用更好的农业技术呢?”李嘉毓告诉记者，除了访谈当地的村民、技术专家和官员，还需要研究支撑该区域农业运转的制度体系，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外部发展环境，来自学生们的调研与思考不断被两国的学生们探讨后提出，“时间真快!从2015年至今，竟然已经研究非洲农业六年了。”

　　2 去非洲会会朋友 结婚也随份子

　　盼着新冠肺炎疫情尽快结束，李嘉毓盼着再去非洲，而且必须顺便去肯尼亚内罗毕市，拜访已经认识五年的好朋友克瑞斯。“他在中国待了半年，是个‘中国通’。几个月前，他结婚，我还给他随了份子。”李嘉毓笑着说，克瑞斯很了解中国习俗，“他收了份子后，还说以后会在我结婚的时候，也要给我随份子”。

　　1988年出生的克瑞斯，2012年在中国留学，现在是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东非的工作人员，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刘宝。他告诉记者，自己上次去中国还是2018年，但现在还是会浏览中国新闻。那时候去过北京、重庆、广州，虽然很喜欢重庆，却受不了重庆火锅的辣味。

　　“刚去重庆上学那会儿，天天吃米饭。”克瑞斯说，现在在非洲住着，反而特别怀念重庆火锅的辣味了，“当年下苦功夫学中文，是希望能和中国人建立商业合作关系，没想到认识了许多非常要好的中国年轻人。”

　　“最喜欢非洲有种叫做‘Chapati’的饼，有点像中国的烙饼。但味道和烙饼又不一样。有非洲当地朋友知道我喜欢吃这个，会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给我做好多。”李嘉毓说，没接触非洲之前，总觉得我们和他们是两种不同的人，但实际上，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喜欢开玩笑，也喜欢吃美食，“国家与国家的交往听来蛮宏大的，但实际上个体之间的朋友式交往，是更有温度更真实的体验。”

　　刘懿锋是家里的独生女，当她告诉父母要去非洲考察的时候，母亲的态度有些犹豫。“那个时期，新闻报道非洲的埃博拉病毒比较严重，母亲十分担心非洲的安全问题。”坦桑尼亚很多乡镇没有路灯，路面也比较颠簸，蚊虫很多，但刘懿锋觉得，和老师、师兄师姐们在一起，旅途就没那么辛苦了，反而平添一些日常生活中难以见到的乐趣，“如果有机会，还会再去非洲。非洲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带给人的不只是异域的新鲜感，还有一种现实生活带来的冲击感，让你特别想踏实做一些事情。”

　　坦桑尼亚仍有很多本地人只说斯瓦希里语。在当地调研时，刘懿锋认识了坦桑尼亚留学生埃丝特，其主动要求担任翻译员。“她激动又开心地向当地人介绍着我们，带我们品尝村里农户家的木薯，帮助大家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她还教我们怎么挑选当地的西瓜，告诉我们马赛人的独特文化。”

　　刘懿锋说，在今年6月，埃丝特无法返回中国参加毕业典礼，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自己陪伴她走完了论文预答辩、修改、最终答辩的全程。

　　出生于辽宁省阜新市的陈玮冰，第一次去非洲，已经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博士生了。他看到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的一些现代化建筑，有些惊奇，“非洲的有些医院、酒店，还是挺先进的。城市里的街道上，大多是行人，反而有中国喧嚣的城市里没有的一些平静。”

　　街头上，一些坦桑尼亚的年轻人开着摩托车，招呼陈玮冰搭乘，“当时我心里有疑虑，不知道坐他们的摩托车安不安全。”陈玮冰向一个见过几回面的警察询问，是否可以相信这些摩托车呢?警察说可以，没问题。

　　“当时，我便走向一个摩托车小哥，告诉他我想到的地方。他用英语告诉我费用，约合3元人民币。后来，他把我安全地送到目的地。最后，我们还拍了照片。”

　　陈玮冰说，“在充分了解之后，对周围人保持最大程度的信任，那么你会发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人们可以得到很大的乐趣，这种乐趣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甚至说着不一样的语言，但可以互相信任，这不就是人性的光辉吗?”

　　3 以其他文化为镜 学会反思与珍惜

　　刘懿锋在2016年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在坦桑尼亚乡村调研期间，脖子部位因蚊虫叮咬发炎鼓起一个包，回国后做了一个微创手术。2019年，已留校读研的刘懿锋又一次随团队赶赴坦桑尼亚。“从在中学历史课本中，第一次看到凝聚中非友谊的‘坦赞铁路’，到初入大学时老师所讲述的中非合作项目，就觉得一定要实地看一下，才能了解那片大陆。”

　　坦桑尼亚之行后，刘懿锋完成了《坦桑尼亚村级治理结构》及《坦桑尼亚地方政府设置和人员配置》报告。自己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也开始发生了改变，原因在于，“以其他文化为镜子，学会了反思和珍惜”。

　　“坦桑尼亚‘禁塑令’的执行惊人地高效，颁布之后，从首都到省城，再到乡镇、村庄，如今几乎很难见到塑料袋的使用。”刘懿锋说，坦桑尼亚民众的环保意识超乎自己的想象，在回国后，便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尽最大可能减少使用塑料制品。

　　从坦桑尼亚回国后，刘懿锋开始严格要求自己节约粮食，也总提醒身边人参与“光盘行动”。“当时在坦桑尼亚的乡村，见到一些村民，他们的一顿饭，就是从树上摘下来的一些香蕉或者几块木薯。”刘懿锋说，“当亲眼看到他们的饮食体系，我们会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食物的珍贵，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个体的幸运，会更加强化对于‘光盘行动’的责任与使命感，真切体会到节约粮食的意义。”刘懿锋说：“在食堂用餐的时候，现在会比以前更加注重防止食物浪费，总会主动和食堂阿姨说只要半份即可。”

　　4 用文化沟通打破刻板印象 不要先入为主

　　“非洲年轻人和中国年轻人要是都愿意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会变得更好。”克瑞斯告诉记者，自己游历一些国家发现，其实每个国家的人都是善良的，但人们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不了解对方，从而带来很多误解，这样是无法带来有价值有意义的交流的，建议中国和非洲的年轻人，多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很多时候，彼此之间相互了解文化背景，才是真正沟通的开始。”

　　坦桑尼亚青年史蒂文·塞米曾随团来中国考察，他们只去北京访问了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的乡下，我们一块吃饭。他当时说了一下他对中国的印象，他觉得北京的样子就是中国的缩略图：极度发达的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高度文明的城市人口;此外，快速整洁的高铁，也令人印象深刻。”

　　陈玮冰回忆，史蒂文·塞米在描述中国的时候，完全是以北京为描摹对象。“但是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乡镇，它们和城市发展依然有很大差距。”陈玮冰说，中国很多乡镇和非洲乡村面临的问题，有些是一样的，比如都有“乡村空心化”的问题，需要引来优质企业、产业，来吸引年轻劳动力回流。

　　“很多人在接触其他文化的时候，或持有一种防御姿态，或持有好奇与观望，或见到外国人会因为语言交流等问题而不好意思，但是一旦开始尝试慢慢交流，有一个愿意了解与学习其他文化的态度，这种由于不理解而形成的文化障碍就很容易被打破。”刘懿锋从非洲调研回到国内后，曾先后担任商务部主办的发展中国家援外交流培训项目助理、学院的留学生助管等，“现在接触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朋友已经有将近200名，慢慢会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只有在交流的基础上，才能谈理解，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与选择，永远不要先入为主地因为一些刻板印象，或者被社会舆论构建的个例，而影响自己的选择”。

　　5 中国的乡村振兴值得学习 继续留校读博

　　今年36岁的雷米迪乌斯·埃曼纽尔，是坦桑尼亚多多马区的行政官员，在2018年，他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并获得优秀硕士毕业生称号。他去过的中国省份超过15个，“我去过河北雄安，在那看到了一座兼顾城乡发展的新城的拔地而起;去过上海，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能源会议;还去过浙江省台州市，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农业机械博览会。”

　　雷米迪乌斯·埃曼纽尔告诉记者，现在他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在地方区域的派出代表，主要职责是处理、解决好人们之间的冲突问题，保证教育、供水、农业等基本社会服务能够正常运行，在工作中，会经常用到在中国农业大学和在中国的城市、乡镇里学到的知识，“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两年时间里，我找到了让自己不断增长知识、不断提高领导力的成长路径，那就是通过有效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条件，去解决基于个体的社会问题。作为政府官员，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持之以恒地坚持道德、诚信和国家精神。”

　　来自坦桑尼亚农村的葛卜瑞尔，在2019年于中国农业大学修完硕士课程后，选择继续留校读博士，他觉得中国青年思想开放、勇敢，“他们总是喜欢学习新的东西，他们会对未来充满乐观，并刻苦努力地寻找方法，以便使自己跟上这个时代。这些，都值得我去借鉴。”

　　葛卜瑞尔认为，乡村振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的发展方向之一，这需要国家打破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长期城乡经济二元论，并在推进中，始终遵守共享发展、共享未来的理念;另外，农业、教育等合作项目是中非关系友好发展的重要领域，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中非可以实现共赢发展。

　　“中国的乡村振兴值得学习，在我的家乡，农村人的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是农业生产，缺少其他产业辅助。因此，乡村振兴战略里的生计多样化理念，可能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最佳解决方案之一。”葛卜瑞尔说。

　　6 研究非洲 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

　　史蒂文·塞米同时还是中坦农业合作项目在莫罗戈罗省的技术推广人员，他告诉陈玮冰，在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区，村民们普遍觉得非常好，而且作为对照组的邻村村民，看到了前一年运用中国技术增产获得更多收入的情况，也想加入到运用中国技术的行列中，但是坦桑尼亚农村也面临着年轻人流出的情况。“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不愿意将自己的土地照顾好，导致土地产量不高。”史蒂文·塞米说。

　　2020年，陈玮冰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国际发展与国际援助相关的课程。他时常给学生们讲，“世界上70%的人口，都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研究非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个真实的世界。”

　　“我们不能忘了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看待世界的态度，来源于网络视频、电视等，但这些信息有时候呈现出的是美化过的世界。所以，去考察非洲是接触了一面反映真实世界情况的镜子。”陈玮冰告诉记者，中非两地虽然有不同的制度、文化，但在农业方面仍面临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共性问题：农村人口流出，城乡发展不均衡，社会福利不健全。

　　克瑞斯去过中国的华北乡村，他轻声告诉记者，“感觉中国的农村还是要比非洲村庄发达一些，那里能看到很多人在劳作。”克瑞斯认为，现在非洲很多年轻人想拥有城市的高薪工作，而不愿建设乡村，但我认为，乡村要发展起来，还是不能离开年轻人。

　　李嘉毓觉得，非洲乡镇虽然不像中国乡镇，有比较多的路灯、楼房和水泥道路，但能见到成群结伴的孩子们，在路边玩“抓石子儿”、“弹玻璃球”的游戏。她希望新冠肺炎疫情能够早点结束，再去非洲会会那些好久没见的朋友，还有植物茂盛的村庄，大家一起工作、聊天，仍像从前那么快乐。

　　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