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军事文艺树立战斗力标准

　　军事文艺要有战斗力标准，检验军队文艺作品是否优秀，要以能鼓励起战士的士气和作战精神为原则。“为官兵服务”，是要为官兵在战场的冲锋陷阵服务。如果官兵看了一部文艺作品之后，更加奋勇向前，那这部作品就是优秀作品。比如1951年魏巍同志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激发了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官兵和数代中国人对人民解放军和祖国的热爱，《谁是最可爱的人》无疑是优秀的作品。再比如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形象，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战士，让他们在战场上一往无前、无所畏惧，更鼓舞了中国人民敢于和帝国主义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士气。这样的作品就是优秀作品。如果看了一部作品产生犹豫、彷徨，甚至当了逃兵，那这个作品就是失败的作品。应该说，不利于培养官兵一往无前、为国家民族奋斗牺牲的精神，不利于军队战斗力生成的作品，不管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何丰富多彩，对于军事文艺来说都不是好作品。

　　军事文艺所担负的特殊历史责任，要求我们军队文艺工作最大可能贴近聚焦战场实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铁的纪律是军队建设的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军事文艺要聚焦战场，要有利于战斗力的生成，要让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勇向前，这是祖国命运的依托，仅靠艺术要多元化这样的“学术逻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相连、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时代担当，我们军队文艺工作者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有人说我们军队文艺也需要“大师”，这没有错。但要看是什么标准中的“大师”。军队文艺要聚焦战场，如果作者的笔墨写出了更多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这样的英雄，那就是军队文艺中当之无愧的“大师”。军队文艺工作者和一般学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军队文艺工作者写出的作品反映的主要是战场，功能主要在于促进战斗力的生成，它赞美的是战士们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的无畏精神，而不是让战士看了这些文艺作品反而消磨意志。

　　据《史记》记载，当年汉武帝反匈奴战争最紧张的时刻，有儒生狄山力劝汉武帝对匈奴施仁政，汉武帝让他去“贴近战场”，问他：“我派你驻守一个郡，能够不让匈奴进入掳掠吗?”狄山说：“不能。”再问：“驻守一个县呢?”狄山又说：“不能。”武帝最后问：“驻守一个要塞城堡呢?”狄山自知理屈，硬着头皮说：“能。”于是武帝派他去守边，结果此人走在半路上就被敌人杀害。狄山作为儒生，应当属于有学问的，但这样“有学问”的人不一定能创作出接地气、振奋人心的好作品。由此可见，文艺工作者仅有艺术修养和学问是不够的，他们更应有为民族担当的意识和气节，创作出充满力量和昂扬精神的作品。鲁迅和周作人，都很有学问，但在民族气节方面却有云泥之别——两个中间，我们当然要以鲁迅为导师。

　　中国的英雄是集体主义语境中的英雄，任何个人都是集体的产物。个人的优点只能放在全局中发挥。脱离党的意志和领导的所谓“英雄”，在我们的语境中是不成立的。集体主义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力量所在。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军队是有奋斗目标的人民军队。“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们不仅要有自己的理论自信，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来说，更要有艺术理念自信，自信我们已经走出了正确的道路。集体主义是我们中国军队能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后的战争中打败一切强大敌人的关键，我们要是把集体主义丢了，那就是买椟还珠，舍本求末。

　　我们军队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像鲁迅那样，有战斗力、有担当，为服务强军、服务基层、服务官兵作出更新、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