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的卓越战功与人格魅力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关羽这一历史人物，受到老百姓乃至士大夫阶层的尊重、崇拜，而且达到了古今武将均无与伦比的程度，确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熊崧策的《关羽是如何被神化的?》一文，试图剖解，当然很好。但他的剖解是否能成立呢?我们不妨探索一下。

　　作者认为关羽身后寂寞，到唐代开元年间，关羽未被重视，到唐肃宗时奉祀姜尚的配亨武将仍无关羽其人，直到公元782年，始与孙膑、廉颇等六十四名将并列，但张飞亦在其中，其头衔是汉末献帝所封的汉寿亭侯。并不突出。因此，作者认为关羽的被神化完全是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以及清代诸皇帝封赠的结果，由此老百姓与士大夫阶层改变了原来对关羽的看法，开始崇拜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简单呢?

　　首先，关羽的原始记载，即陈寿的《三国志》的《关羽传》原文，熊先生注意不多，却节外生枝，从关羽死后“身首异处”切入，认为“和上古传说人物蚩尤，刑天相似”，“给后人的神话提供了想象空间”，而没有重视《关羽传》的主要内容、主导思想和人文精神，必然导致他走向错误的结论。

　　问题仍应从陈寿撰著《三国志》的历史背景入手，作为晋代司马氏统治下的臣僚，这一使命如何进行?如何完成?那是一道难题。正统谁属，则又是最难处理的难题。曹氏篡汉、司马氏篡魏原是一脉相承的，似乎唯一的办法是以魏为正统，而以蜀、吴附骊其后。在这个问题上，陈寿以他非凡的史胆、史识，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使三国并列，称之为《三国志》，冒了一定的风险。

　　正是在这一前提之下，才有可能写出浓墨重彩歌颂关羽的《关羽传》：

　　曹公遣于禁助(曹)仁。秋，大霖雨，汉水汎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

　　关羽受到刘备、诸葛亮诸人的嘉许，自不待言。“威震华夏”的提法，并未在关羽之外任何三国名将传略中出现。整部《二十四史》，也未有任何名将有过“威震华夏”的声势。更值得注意的是“群盗或遥受羽印号”，这说明除魏、蜀、吴三国公卿百官之外，流落社会上贩夫走卒以及流氓无产阶级也都对关羽心悦诚服，愿意为之驱驰也。此时关羽健在，并未被统治阶级封神也。

　　话说回来，“威震华夏”这四个字固然具有极高的力度、强度，毕竟还比较抽象，如何去检验其是否属实呢?接着下面的几句话，乃是令人信服的论证。其原文为：

　　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假使曹操当年并未“议徙许都以避其锐”，陈寿断乎不会凭空捏造这一史实的，而且即使确有其事，也仅仅说过算数，并无来龙去脉可循，陈寿也可略去不提。因为写关羽“威震华夏”，不仅会使晋代统治者感到不愉快，从前曹魏族人及臣僚的后裔也会感到不愉快。但是，陈寿还是这样写了。

　　首先是作为一位使命感颇强的史官，他的史胆、史识决定了他要把历史的真实情况作客观的反映，保存下来。其次，如果曹操在军事上没有感觉到关羽给他造成的如此沉重的压力，曹操也不可能听从司马懿、蒋济诸人的计谋，有“遣人劝(孙)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事件了。陈寿的《关羽传》如此针细线密，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

　　陈寿赞扬关羽的义气，用的手法相当巧妙，也和后来《三国演义》通过街亭之败写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显示其公私分明相似，陈寿毫不讳言关羽被曹军俘获的事实，进而通过此时关羽的表现，写其对刘备的忠忱相当生动：

　　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

　　当时刘备为曹操所败，家眷也被曹操所俘，而关羽一心报效刘备迄无丝毫动摇，所以后人誉之为“义薄云天”，是有这许多历史事实为依据的。

　　《关羽传》还通过马超归顺刘备一事，从诸葛亮之口中，肯定马超的“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为“一世之杰”，然后认为马超虽然如此了不起，他也仅仅只能“与翼德并驱争先”。诸葛亮是直接答复关羽“超人才可谁比类”的。答复时这样说的。诸葛亮因“羽美须髯”，故尊称关羽为“髯”，所以说“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当时魏之崔琰、蜀之太史慈均以美髯著称，但陈寿仅一笔带过，均未多用笔墨也。

　　应该说，作为晋代的臣僚，对蜀军将领关羽如此处理，已经够大胆了。

　　关羽之逐渐被重视决非如熊崧策所说到唐代中叶，甚至南宋朱熹以蜀为正统时才开始。南北朝时，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就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他对《关羽传》引用史书不多，甚有价值的是《江表传》：

　　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在此之前，关羽传“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记载在士大夫之间影响仍较小，反而那些“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社会下层的群体非常崇拜，并视之为“朋友妻，不可嬉”的道德典范，而《江表传》的寥寥十一个字，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

　　按《左氏传》，即《春秋》，此书由孔子完成后，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家均有诠释本流传，左丘明本流传最广，亦称《左传》或《左氏传》。《春秋》为孔子的历史学著作，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之是非曲直均作了谨严的判断，当时就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可见其作用非同一般。

　　《江表传》记载关羽爱读《春秋》，一般人仅仅是理解为关羽不是粗鲁的武夫，而是通文墨的儒将而已。在士大夫阶层看来，则有更深的涵义，他们认为发现了关羽的行为准则，认为关羽的效忠刘备乃是与乱臣、贼子们进行殊死斗争的必然选择。认为他的一生言行，无一不是对“义”的实践，达到完美的程度。对于他的战败被杀，则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角度予以评价，反而不是欠缺，而是具有大丈夫的人格魅力。

　　裴松之引《江表传》注《关羽传》早在宋徽宗封关羽为“忠惠公”、“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之前至少五百年之久，我们怎能视若无睹呢?

　　至于当年蜀后主刘禅为何在关羽死后四十一年之久才封关羽为“壮缪侯”?史书未有详细记载，按情理分析，关羽死时，先主刘备在位，未加封赠。后主贸然行事，自然不妥，爵位高低?如何称谓?势必要慎重考虑。而且虽然一般情况之下，当年往往关、张相提并论，但无论刘备，无论诸葛亮，都是向关羽这方面倾斜，后主刘禅又是张飞之女婿，在感情上很难仍向关羽倾斜。在这种情况之下，封赠关羽一事就变得复杂了。并不能说明关羽受到冷遇也。再说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清代诸帝加封关羽为“帝”、为“王”等等举动，也各有其涉及自身利害的内在原因，不一定真正是对关羽崇拜或景仰也。

　　宋徽宗赵佶，精于绘画书法，和名妓李师师经常幽会，是个风流种子，对治理国事却是低能儿，而且一心只想逃避南下，以保全性命，结果断送了北宋。他的封赠关羽乃是因为身为皇帝，却已经失去了民心，在无可奈何的困境中的自我安慰而已，以为既然关羽是老百姓崇拜的对象，如今道教徒要求封赠关羽，予以封赠也许可以在争取民心方面有所弥补，事实上是无济于事的。

　　元代诸皇帝自知马上得天下，文化方面无法与汉族相较量，既然老百姓崇拜关羽，此举对元代统治无直接影响，当然可以听之任之，加封任何头衔，有何不可。关羽效忠的“汉”室，先是汉献帝在位的东汉，后是刘备称帝的蜀汉，都与民族问题无关，当然不必禁止。至于士大夫或倡优有时也借此机会一语双关地借“汉家节”等唱辞、道白抒发汉族的民族思想，很可能有所察觉，因忙于东征西讨，无暇再兴文字狱了。

　　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朱厚熜，此人文化修养较宋徽宗浅薄，多年不上朝，成了奸相严嵩手中的木偶。万年只求白日飞升而成仙，痴心寻求并不存在的仙丹。道士陶仲文等一批奸人成为他的唯一依靠，加封关羽则使他萌生超越众神的幻觉，何乐而不为。万历皇帝朱翊钧也是多年不上朝的昏君、暴君，明代的统治虽然到崇祯皇帝才结束，但他在位的近五十年间元气已丧尽了。他的封赠关羽，既不能挽回任何损失，也对关羽的评价无任何作用。

　　清代开国时即组织力量用满文译《三国演义》，一方面宣称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精神应该继承，并体现在满、汉、蒙三族通力合作上;一方面因宋代岳飞所抗之“金”与“清”同为契丹族，甚有顾虑，千方百计抬高关羽以冲淡岳飞之影响，其结果是关羽的影响确实略有扩大，而岳飞的影响则依旧，并未淡化。

　　回顾关羽一生言行，回顾三国以来历代历朝各方面对关羽的认识和评价，可以肯定关羽的事迹在当时就惊天动地，而且产生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关羽逝世以后，沧桑巨变不断，关羽人格魅力却更为深入人心，从社会下层逐渐扩展到了士大夫阶层，进而遍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全体。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清高宗等统治者才会想到对关羽封王封帝以收揽民心，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决不是如《关羽是如何被神化的》一文所说，关羽是由于被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清高宗等统治者神化之后，才被老百姓以及士大夫阶层所景仰、崇拜的。当然，统治者对关羽的神化也对关羽的影响起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孰为原因?孰为结果?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一个常识。决不能倒置。倒置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

　　总的来说，问题的关键、核心已经说清楚了。但是，还有几个较次要的具体问题也应予以澄清：

　　关羽的影响如此之大是不是因为他死后身首异处，和传说中的人物蚩尤相近似，由此沾了蚩尤的光呢?

　　蚩尤的传说固然是有的，但是并不是具有辉煌战功与人格魅力的英雄，而且传说也并不丰富，只是说他与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兵败被杀了。一说他是主宰战争之神。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过祭祀蚩尤的庙宇，也没有发现蚩尤身首异处的坟墓或蚩尤的任何坟墓。关羽被孙权部下吕蒙的部队杀害后，孙权胆小如鼠，又怕刘备兴师问罪，于是把关羽的首级，送往曹操处，曹操即将关羽首级安葬于洛阳。于是，孙权把关羽的身躯以诸侯之礼葬于当阳。所以现在河南洛阳、湖北当阳都有关陵。湖北的关陵规模更大些，是个庞大的建筑群。解放以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阳关陵大殿上还有关羽凭几阅读《春秋》的塑像，“文革”时被毁了。

　　如果考察神话传说，蚩尤不仅是涿鹿之野大战中黄帝的败将，也是关羽手下败将。宋徽宗时山西解州道士上奏，谓解州盐池忽然干涸，不再产盐。查明原因是蚩尤作祟，关羽之神灵十分恼怒，率神兵神将与蚩尤交战，大败蚩尤。于是盐池恢复出盐。宋徽宗根据道士奏疏，才对关羽封赠的。

　　再说，历代皇帝对于封赠的情况种类繁多，情况各异，不加区分地谈，则往往造成混乱。例如唐代郭子仪，因平定安史之乱，立了大功，最后被封为汾阳郡王，那时郭子仪还健在。这郡王应该享受的利禄，还有封地，都要给他。这一类爵位，往往是世袭的，子孙之中始终有一嫡系继承王位，直到继承者失去资格，或此一皇朝灭亡为止。如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因坚决抗金而被宋高宗怀恨在心，他壮志未酬，十分消极，拒绝接受任何爵位。他死后，被封为蕲王，他无法拒绝。朝廷对于利禄方面，也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一下而已。对于死于冤狱的忠良封赠的主要作用则是平反昭雪。又如明代开国元勋刘基，未能封公、封侯，仅仅封为“诚意伯”，更不必说封“王”了。在封建皇朝中，这一类封赠都被作为头等重大事件反复研究、讨论之后，然后才决定下来。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中，主管封赠的礼部定出方案，再由重臣交换意见，然后上奏皇帝定夺，隆重之至。至于唐、宋、元、明、清的皇帝对关羽封公封王，那和对朝廷文臣武将封赠完全是两回事，既不涉及当时朝政的评价，也无关任何文臣武将的利害得失，至多让和宫廷接近一些的庵、观、寺、院沾一些光而已，让一些经常出入宫禁的和尚、道士沾一些光而已，对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极小。

　　封建制度的政体决定了皇帝至高无上，而且只有一个，也就是俗语所说：“天无二日”。但在宗教所设想的神仙世界中，一切都可以随意设置，关羽可称关圣帝君，黄飞虎可做东兵大帝，又有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等等，谁大谁小?从未有人去研究，因为这个神仙世界实际上不存在，所以也无从研究。

　　《关羽是如何被神化的?》一文，把两种完全不同的封赠混为一谈，过分夸大了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明神宗诸人对关羽封公封王封帝的作用，十分牵强附会。

　　这篇文章将结束时，还说：“近代以来，海外华人更把关庙建到了日本、东南亚、澳洲和美国”。言外之意，也是历代皇帝对关羽神化有以致之，其实，并非如此。所谓“近代以来”提得也不确切。我手头有一篇刊发在《上海道教》的文章：郑上有《日本的关帝庙及其信仰》。其中说到：

　　1623年，长崎华侨……寺内妈祖堂的左堂祀关帝。1628年，长崎华侨……寺内青莲堂的左旁祀关帝……1678年，华侨广东帮创建圣福寺，寺内观音堂祀关帝、妈祖和观音等，信仰主体是海商、船主、明末遗臣等，他们或从事海上走私“犯禁”，而寄居异邦，不敢回家;或不愿仕清，挺身走险，搭乘商船流亡出逃。他们寓居异乡，得不到国内政府的保护，精神上彷徨、苦闷，为寻求精神上寄托，全体侨胞遂将关公奉为保护神……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之所以将关羽作为保护神，是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并不是因为皇帝曾经封过关羽，这些奉祀关羽的人，对皇帝是颇为失望、怨恨，甚至是对抗的。

　　再说经过辛亥革命，经过五四运动，整个中华民族，对历代皇帝言行都基本上能客观对待，思想信仰，甚至生活习惯，都是与时俱进地在变化，决不可能遵循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他们的意志来生活。尤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政府，人们的封建思想一次又一次在学习中逐步清除。但是，关羽当年的卓越战功，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人们仍在议论，关羽的人格魅力依旧感染着各阶层的人群。昆剧《单刀会》、京剧《战长沙》《华容道》《水淹七军》等戏仍在舞台上流行。观众从舞台上一睹关羽“威震华夏”的气概，在内心深处萌生了难以言喻的欣慰。

　　且不说建国以前张恨水，他的《啼笑因缘》写的正面人物不多，江湖卖艺的关寿峰及其爱女秀姑是正义感极强的好心人。为什么张恨水不让他们姓赵佶的赵，或曹操的曹，偏偏姓关呢?

　　建国以后，李英儒写《野火春风斗古城》，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古城的解放，起义的将领名关敬陶，为什么不叫张敬陶或李敬陶呢?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纪念世界名人关汉卿时，因为关汉卿并无肖像流传下来，奉命画肖像的画家李斛最后就以民间流传的关羽读《春秋》的塑像、年画为基础，予以加工而成。领导、文艺家也全都接受了。

　　凡此种种，你能说是由于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明神宗这些皇帝封关羽为公、为王、为帝的结果吗?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