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魅力

　　延安魅力

　　■裴宇飞

　　离开延安30多年了，我一直想念延安。

　　33年前的春天，我在延安度过了人生最难忘的3个月新兵连时光。趁着节假日，我走遍了延安几乎所有的革命历史遗址。杨家岭、凤凰山、宝塔山、王家坪、枣园、桥儿沟……这些地方，完整地保存着革命前辈们留下的足迹。走在延安的土地上，不时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书记处、军委作战室、新华通讯社……如今在北京的很多党政军机构，都可以在延安找到前身。

　　陕北厚重的黄土地，养育壮大了中国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过汗马功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如果没有陕北根据地的存在，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陕北这个地方既是我们的落脚点，也是出发点。

　　33年了，延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刻在我心里。多年来，重回延安，重温延安往事，是我心底珍藏已久的心愿。今年春天，我终于如愿再次踏上前往延安的旅程，用4天时间重走了延安的大街小巷。虽然今天的延安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现代化水平，都与30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那些革命历史遗迹的风貌没有改变，延安人民的热情质朴也没有改变。我用心倾听那片神奇土地的心跳呼吸，仔细端详那一排排简陋的窑洞，思绪不由自主地飞到70多年前激情澎湃的延安岁月。

　　距离延安城西北8公里处，是著名的枣园革命遗址，这里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更是一次流传后世的经典演讲发生地。

　　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因炭窑塌方而牺牲。中央警备团直属警卫队队长古远兴把张思德为救战友牺牲的不幸消息报告了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的毛泽东停下手中的工作，缓缓地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一个苦孩子、好同志，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人的利益，牺牲了自己，重于泰山。他让古远兴转告中央警备团领导和中央直属机关负责同志：“要开一个追悼会，中直机关、中央警备团的人都要来，我也参加，我要讲几句话。”

　　1944年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备团1000多人，在枣园后沟口的操场上举行张思德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献了花圈，亲笔题写“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悼念讲话：“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此后，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将“为人民服务”发展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思想，并将其确立为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时隔近80年，走在枣园后沟口绿树掩映、芳草如茵的宽阔操场上，我似乎仍能听到那浓重的湘音回响在这片黄土地上——“‘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与枣园处于同一方向，在延安城西北2公里处，是杨家岭革命旧址。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机关在这里居住。这里不仅召开过著名的中共七大，更留下了一次载入史册的经典谈话——“窑洞对”。

　　1945年7月1日至5日，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6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从重庆飞赴延安访问。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位于杨家岭的窑洞里做客，进行第三次会谈。毛泽东将中共方面整理的《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交褚辅成等人，并对中共方面的建议作了说明。在交谈中，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感怎样?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谓“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返回重庆后，黄炎培将所见所闻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他在书的结尾处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正是因为“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才有了“前途希望是无限的”!7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印证了黄老先生当初的判断。

　　毛泽东接见黄炎培一行1年多以后，还是在杨家岭，1946年8月6日，从下午至深夜，毛泽东在他窑洞前的石桌旁，与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国内国际形势作重要谈话。这次谈话，因为毛泽东作出了一个著名论断而广为传扬。

　　斯特朗访问延安时，蒋介石已全面发动内战，倚仗美国的大量援助和先进武器，耀武扬威、气势汹汹。相对而言，人民解放军武器落后，看起来比较弱小。在这种情况下，斯特朗在采访中，向毛泽东发出“共产党能支持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豪迈地作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在他看来，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斯特朗对此折服地评价道：这是个“时代性的伟大真理”。

　　如今，毛泽东与斯特朗谈话的石桌石凳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前。70多年过去了，置身于石桌旁，重温那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似乎还能感受到领袖胜算在胸、谈笑风生的强大气场。

　　行走在延安厚重的黄土地上，瞻仰那一处处革命历史遗迹，重温窑洞里发生过的壮阔往事，我心中的感动一次次涌起。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在那片贫瘠的黄土山梁间，毛泽东同志谱写了一曲曲壮美诗篇。一次《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为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确立了唯一宗旨;一次窑洞对话，指出了一个政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子;一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为我们战胜强大敌人、赢得革命胜利，注入了坚定的自信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诚态度、“让人民监督政府”的宽广胸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豪迈气概，这是我党我军从延安出发、不断走向胜利的精神密码，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

　　30多年前的春天，我有幸深入延安，近距离感受延安的魅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从此滋养着我的人生。几十年来，无论走到哪里，我始终记得我是喝延河水、吃延安小米成长起来的一代军人。每当面对艰难困苦的条件、艰巨繁重的任务和看似难以逾越的坎坷挫折时，我总会想起延安的窑洞，想起黄土地上革命前辈们朴素的衣着、坚毅的眼神和执着的信念，这些都是支撑我奋勇前行的巨大精神力量。

　　33年后，我读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亚瑟·毕森撰写的《1937，延安对话》重返延安。毕森在书中写道：“也许你会注意到，就连吹军号的红小鬼的面颊上，也会浮现出腼腆却自豪的微笑。自尊与高贵，俯拾皆是……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我重回延安，正是为了重温那种“自尊与高贵，俯拾皆是”的延安魅力。

　　我爱延安，礼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