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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李雪健:生活就是一个大课堂

华夏经纬网 > 文化 > 文化人物      2024-01-09 10:28:16

年轻的朋友来问:你如何成了演员李雪健?

我走的路不平坦,有过不少坎坷。当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好几年业余演员,专业演员是从匪兵甲、乙演起。这二十年,又得了两场大病,去鬼门关走了两遭。看到观众喜欢我的作品,比我还高兴的是我的医生们,我也是他们的作品。

我又是一个幸运儿,我的今天来之不易。我对“演员”这个名号很珍惜,用角色跟观众交朋友,这辈子没有白活。既然活下来了,就要活得更有意思,接着演,把精气神都在角色上抖落。

一个人的成长,总离不开时代,和他所经历的生活。我生于上世纪50年代,童年在山东菏泽巨野县田庄公社度过。在农村,我接触到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有一些人,我始终忘不了。

那是打麦时节,我挥着鞭子,跟着羊倌学放羊。忽然,乌云翻滚,紧接着就是大雨滂沱。哪一条是回家的路?我和羊倌有了分歧。我走上另外一条路,天越来越黑,怎么也找不到家。我迷路了,在一棵大树下躲雨。

忽然,一双大手把我从树底下拉了出来,是一位慈祥的老大爷。他把我带到打麦场的家,让我进屋避雨、晾衣服。那一夜,我高烧不退,老大爷一夜没睡,照看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迷路的孩子。

天亮了,耳边响起一阵熟悉的自行车铃声。我爹挨家挨户找来了。我爹对老大爷千恩万谢,我心里奇怪:他压根不认识我,为啥对我这么好?

我爹说:人要行善。成年后,我有了最喜欢的四字格言:好有好报。

十一岁那年,我爹接到调令。我们举家南下,横穿大半个中国,到了贵州凯里。因为会山东柳琴戏、山东快板、山东快书,我进了学校宣传队。在凯里乡下的“三月三”,我学会了唱山歌。

走上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凯里的国营210厂当车工,也在工厂宣传队唱歌、跳群舞、唱京剧。那时候,我的偶像是北影厂的安震江,不是陈强。因为安震江演的都是小反派,我知道自己的条件够不着大反派。

1973年入伍,我到了云南山沟里二炮的一个基地。半年是工程兵,跟大伙儿一起打山洞、挖坑道;半年在业余宣传队,给大伙儿演部队的生活。

一次,昆明军区杂技队到我们那里演出。连队没有舞台,大伙儿用石头、木头架起了野台子,我们业余宣传队就在一边帮忙搬东西、做服务。一位老大姐演《高台定车》。突然来了一阵山风,啪,老大姐连人带车掉下来了。我们赶紧把她扶到侧台,她连着吐了两口血,又上台了。

演完了,好几百人目送她走到车上,鸦雀无声。车子开动,战士们掌声雷动,一直到车子开远,再也看不见。

说她是老大姐,也不过二十五六岁。那次之后,只要有机会路过昆明,我都要到杂技队的大门口去看一看。明知道见不着,但不去,心里就过不去。在门口转一转,也是一种寄托。我成了她的粉丝。

什么是艺术?人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艺术与人生有什么关系?我在懵懵懂懂中开始思考。

因为敬仰,我演了赵树理。赵树理与别的作家不同,他是文人,又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不是下乡体验生活,而是长年住在乡下;他不是为了寻找题材而去到生活里,而是从日常生活中提出问题。他曾经为了提高老乡们的文化水平,鼓舞他们参加革命,念作家的文章给老乡们听。没多久,老乡们都跑了。为啥?听不懂。之后,他长期在乡下,去了解百姓们想什么、需要什么。这才有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对职业演员来说,生活就是一个大课堂。生活几乎不可能是一条笔直大道,贫瘠也是财富,坑坑洼洼、曲折崎岖也是命运的赠予。哪怕是苦涩味的赠予,也能酿造甜蜜丰硕的艺术果实。

做什么样的演员,演什么样的戏,前辈们给我很多影响。李大钊、宋大成、焦裕禄、杨善洲、甘祖昌……我跟作品里的每一个人物交过心,他们也给我带来心灵的洗涤。

电影《焦裕禄》引起轰动,我始料未及。拍《焦裕禄》时,改革开放十年了,国民经济发展很快,各种思潮冲击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揣着各个年代关于焦裕禄的书,我登上了南去的列车,我想知道,焦裕禄只在兰考待了一年多,老百姓为啥对他念念不忘?

有天晚上,在兰考拍焦裕禄带领县委一班人察看逃荒灾民的一场戏。我走进人群,一位大娘突然大喊:“焦书记来啦!”抽泣声、呜咽声响了起来。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说:“老焦啊,如今俺们不愁吃、不愁穿,你,有钱花吗?”

我和导演再也忍不住了,拍摄也不得不暂停。

焦裕禄病重,在大家的一再催促下,决定去住院,他要和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告别了。拍这场戏时,导演喊了一声:“焦书记要走了,大家送送他。”乡亲们就涌上来了。鸡蛋、红枣、干粮,大家把自家的篮子装得满满。这场戏拍完,剧组要付给一位大娘酬金。大娘拒绝了,转身离去时,说了一句:“为焦书记做点事,还要钱,那成什么啦!”

老百姓为啥对焦裕禄念念不忘?大家为啥喜欢《焦裕禄》这部电影?因为焦书记留下的是精神。

鲁迅先生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我希望,塑造出一个个有民族魂的人物。

在电影《横空出世》里,我演冯石将军。那年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我们想为祖国母亲的生日献点什么。四十多摄氏度的高温,大伙儿穿着棉袄,不用化妆嘴唇就是裂的,抓起一把把沙子往脸上扬……我们不觉得苦,心里沸腾着。“横空出世”一声震天怒吼,中国人的腰杆子更直了。如果说,冯石将军他们的付出是一百,他们得到的回报只是一,太不成比例。他们的身上,有坚硬的民族精神。

我在《流浪地球2》里演了外交人员周喆直。郭帆导演找到我,给我看了剧本,还给了我两大摞资料,里面写了三十年后关于科技的各种可能。郭帆导演说,这个人是三十年后,中国在世界上的一个代言人。

电影里,为了解决月球危机,给后续流浪地球计划提供足够助力,需要将地球上的全部核武器运到月球引爆。面对绝望和放弃,周喆直发出“点火”的命令。“危难当前,唯有责任”,这是中国人的担当。

《封神榜》的故事,我在童年就听过。小时候,在路边小书摊,一分钱看两本连环画,我最喜欢的是《岳飞传》《杨家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封神榜》。在《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里,我演了西伯侯姬昌。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一个“忍”字。他的国家很小,人口也不多,他想改变穷人的生活,让自己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为了和平、团结,他选择了忍,忍常人难以忍受之忍,是为大勇。这也是我们民族性格里的一种。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家用文字,音乐家用音符,歌唱家用声乐,我们演员用的是表演。我们从事的不是一般职业,表现好了是艺术家,再表现好了是心灵工程师。对演员这个职业,光热爱还不够,要敬重。角色面前,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不论主角还是龙套,刻画人物都不能满足于“像”,要追求“是”。把自己融化在人物里,是我的追求,我的职责。

演员跟着角色沾光,观众往往把对角色的感情寄托在演员身上。演《渴望》《焦裕禄》那一年,我突然“火”了。很多熟悉的、陌生的观众给我写信,一拨拨记者到我家里。我上火,急到牙疼,到北京朝阳医院、灯市口医院拔掉了三颗牙。

一个角色的成功不是某个人决定的,它是集体的创作,也有观众的捧场。我的作品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和观众的感情产生了共鸣,这些不足,观众就原谅了,光念了演员的好。观众给予的太多了,我告诉自己要清醒。

因为姬昌这个角色,2023年的“金鸡奖”授予我“最佳男配角”。距离上一次拿到“金鸡”,隔了三十多年。后台采访时,记者问我的心情。我脱口而出:“我愿意为电影‘玩命’。”艺术是演员职业的命根子,这个荣誉,是评价我还是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老演员。我快乐,感觉前景无限。

我喜欢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意思是,不管人生遭遇如何,都把每一天当作好日子来过。养病期间,我有了写字画画的爱好,起了“逞能李”这个笔名。在表演这件事情上,我愿意“逞能”,不“玩命”感觉对不起观众,对不起大家的期待。

参加完“金鸡奖”,我悄悄去了趟福建东山县,那里是谷文昌工作过的地方。我想看看,为什么当地老百姓逢年过节是“先祭谷公,再拜祖宗”,我还想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显迹”,而是默默无闻奉献的人。演了焦裕禄、杨善洲,我还想演谷文昌,完成我的“县委书记三部曲”。可惜,年纪大了,演不了了,只能“梦中圆梦”。

到了我这个岁数,常常想的是: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偶然的,离开是必然的。从不懂事到懂事,到有职业去做事,你留下些什么,你要带走什么?

我想,留下一个好名声。好名声,是一辈子的表现。我想,把人生的遗憾带走。

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

(任姗姗采访整理)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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