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之中品年味

赵润田

我国的传统春节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俗特征，品味与其有关的汉字不失为一件趣事。

民间一般称春节为“过年”。宋代《梦粱录》按月铺叙各个节日，说到正月时起首便讲：“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

汉字是形音义的综合体，每一个单字都包含特定的内涵。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系统性文字。

在甲骨文中，“年”的写法是上“禾”下“人”，意即一人背禾而归，表现的是农耕丰收之后的情景。

之所以背的是粮食而非鱼肉，是源于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属性。重农是我国延续几千年的传统，孟子在向梁惠王阐述治国方略时所强调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成为一条“金科玉律”。

“禾”是生民之本，所以在早期的文字中，以“禾”为偏旁的字是很多的。“五谷”之说，最早是指“禾、黍、稷、稻、秫”，因禾有各种粮食作物总称之意，又有“黍、稷、稻、秫、麦”之说。

其中，“黍”是黏谷，果实黄色，民间称大黄米，有糯性，磨成面可以制作年糕、元宵。甲骨文中的“黍”非常象形，有根须，茎秆顶端为三支穗，果实为散状，与粟的圆锥状独穗不同。“黍”字下部的“水”是其声旁，发展到钟鼎文、篆文时也保留了“水”的部分。古人对黍是一往情深的，《诗·国风·王风》里说：“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后来，“离黍之忧”成为典故，表示忧国忧民。

从文字来看，甲骨文中的“稷”左边是“禾”，右边是“人”，表示人在侍弄谷物。《尔雅·释草》中说“稷，粟也”，其果实就是今天我们常用来熬粥的小米。《本草纲目》称“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稷”，说稷是“黍类不黏者”。稷之外，还有一种不黏的谷物叫糜子，果穗呈散状，北京人爱喝的面茶就是糜子面制作的，北方过去有一种扫炕的小型笤帚，也是糜子穗脱粒后制作的。稷的具体所指说法不一，另有观点认为其是高粱。高粱何时传入中国一直没有定论，但更多人认为不会早于汉代，且甲骨文中没有表示这种农作物的单字。“粱”字始见于西周晚期金文。《说文·米部》称：“粱，米名也。”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注“禾之米则为粱”，说谷物的果实均称为粱。又有古书认为“粱”通“良”，指食中之精品。古有“膏粱”一词，肉之肥者为膏，食之精者为粱。“粱”在彼时成为一种概称，《诗经·小雅·黄鸟》中的“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成语“一枕黄粱”，都不能说是指高粱。“稷”与“社”组成“社稷”，为土地神与谷神的统称，又因其在农耕社会的重要性，后来代指国家。

“稻”的争议不大。其字左边为“禾”，右边上“手”下“臼”，臼是类似于筐的容器。“秫”则又说法不一，明代官修本草《本草品汇精要》称：“秫乃粟之黏者也，其苗高丈许，有节如芦，茎中有瓤，类通脱木而小白，叶长一二尺，实生茎端作穗……然有二种，其黏者为秫，可以酿酒；不黏者为粟，但可作糜食耳。”这倒像是今之高粱了。高粱也有两种，用于酿酒的是红高粱，白高粱则宜于做饭煮粥。

“黍、稷、稻、秫”都有“禾”旁，“麦”字则似乎被列在“禾”之外。其实，“麦”的甲骨文写法体现了有根、茎、叶、穗的完整植株样子。甲骨文中常有一字多种写法的现象，“麦”与“来”便是同字。但从流传来看，人们早已习惯以“麦”称农作物，以“来”称时地的变化过程。《诗经》时代便已如此分别：“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回到本题，人有禾，方为年。“年”字表达了人们对丰收的祈盼，它是以农作物的收割入仓为标志的。

宋代朱熹所写门联“水云长日神仙府，禾黍丰年富贵家”，就显示出禾黍与年的关系。古人认为风调雨顺是上苍和祖宗所赐，因此，祭祀天地祖先就成为应有之义，过年的两大活动——庆祝丰收和敬天法祖也由此而生。

我国最早记载冬季干支、天子行止、祭祀和习俗的是《吕氏春秋》，其中写道：“季冬之月……雁北乡，鹊始巢，雉雊鸡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骆，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表明这时要举行祭祀，祭祀对象为皇天上帝、社稷山川，人们凿冰捕鱼，天子亲往品尝，然后“命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乐师大合吹而罢。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

“年”还意味着四季轮回的一个周期，上古曰“载”，夏朝曰“岁”，商朝曰“祀”，周朝曰“年”。

“载”字右半部为“戈”扛肩上，左半部为走动的“车”，合为负重而行。“载”作为时间概念至今犹有，如“一年半载”“千载难逢”。“岁”字的甲骨文写法是“戌”上加两个点画，戌为刀戈之器，上两个点画是宰杀时流血，表杀牲祭祀之意。“岁”的甲骨文另一写法把两个点画改为两只足，增加了动态性，意为行进中使用刀戈类工具，表示收割庄稼。之后从钟鼎文到繁体楷书，都延续了这个写法。岁与年具有通意，唐代诗人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即其显例。

我国古代称木星为岁星，曾施行岁星纪年法。木星每十二年运行一周天，每年移动周天的十二分之一，古人对十二年中每一年木星所在位置各取名字，如“星纪”“大火”等，到了某一年，称为“岁在某某”。后来，人们把岁星与干支结合，至汉朝，干支纪年法取代了星岁纪年法，就此开启了延续两千年的华夏纪年历法。

古人非常重视岁星，称其为“太岁”，并且认为它象征吉凶，出兵作战等大事都要观测岁星，民间奉为神祇。由于“岁”与“祟”音同，人们希望能够克制岁星带来的不好的一面，旧时除夕院内凡行走之处都铺以芝麻秸，走在上面发出清脆声响，谓之“踩岁（祟）”。同时长辈给晚辈红包，称“压岁钱”，也是压镇祟运之意。除夕晚上，家家户户不再外出，为的是“守岁”，远方的亲人也要赶回家中，除了团圆，还有避“祟”之意。

我国古代过年的习俗内容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晋代周处《风土记》中记载：“除夕祭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将桃符变为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开启了朝野过年书写春联的习俗。到了宋代，除夕夜除了守岁，还燃放鞭炮增添乐趣。《东京梦华录》载：“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梦粱录》更单辟一节“除夜”，讲述官家这一天组织队伍“驱祟”的盛况：“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并系皇城司诸班直，戴面具，着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户、神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其还记载，除夕之夜街市亮如白昼，爆竹声震如雷，人们“围炉团坐，酌酒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