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的文化融合与创新

作者：高江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围绕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了重点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

陶寺遗址是探索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代表性遗址之一。1978年，陶寺遗址开始科学考古发掘。四十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让人们对这个在阐释与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内涵特质中具有独特作用的遗址，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 作者供图

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磬 作者供图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折腹盆 作者供图

陶寺大墓出土的彩绘龙盘 作者供图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陶壶 作者供图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钺 作者供图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双耳罐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海纳百川 包容四方

4300多年前，黄河中游的晋南盆地诞生了陶寺文化。我们发现，这一文化中竟然有数量较多的、并非属于晋南地区文化系统的文化因素，明显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

陶寺遗址出土有玉璧、玉琮，而璧与琮显然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类。陶寺文化中常见双孔的玉石钺，具有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文化特征。更为罕见的是，陶寺一座墓葬棺内随葬了1件具有良渚文化或者大汶口—龙山文化因素的“风”字形玉钺。陶寺文化中，礼器性质的鼍鼓，圆点纹、涡纹彩陶，以及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等，均并非本地传统，很可能来源于东方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此外，陶寺墓葬出土的重要的奢侈品，如绿松石腕饰及绿松石镶嵌技术，也很可能源于较早时期和大体同时代的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出土的“粗体觚”、玉兽面、玉笄等，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及肖家屋脊文化同类器物十分相似。这些同类器物，正是南方大体同时期文化在陶寺文化中的反映。

陶寺遗址出土的精美彩绘陶器中，有一定数量的几何类纹饰，这类纹饰与年代略早的西辽河流域小河沿文化中常见的几何纹彩绘相近。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文化早期一些墓葬中，随葬玉环的中孔形状呈现桃形或梨形，而这种独特的形态也是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玉环的特征。

晋陕高原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是至少共存三百年的“黄河双雄”，二者在陶器、玉器、铜器、版筑技术等众多方面存在广泛交流互动，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甚至在史前少见的口簧乐器、铜齿轮形器和墓葬设置壁龛的特色习俗方面也“不谋而合”。陶寺文化大双耳罐应该是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陶寺遗址迄今已发现了7件铜器，一般认为铜器冶铸源于甘青及更远的西北区域，乃至中亚、西亚地区。

综上，陶寺文化中发现了其东、南、西、北四方远距离区域的典型文化因素，明显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兼收并蓄 扬弃创新

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与社会，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迈入了文明社会，我们不妨称之为“陶寺文明”。迄今为止，包括陶寺文明在内的中国所有史前区域文化，对本区域外文明因素的吸收都不是简单的复制和效仿，而是选择性地进行融合改造与创新。

陶寺文明吸收其他文化先进因素，创造性地使用复合范铸铜器，如铜铃、铜齿轮形器等，开夏商周三代辉煌的青铜铸造技术之先河。陶寺文明日常生活用具也有经过改造的痕迹，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少见与原产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特征。良渚文化因素散见于包括陶寺在内的中原龙山文化体系的玉石琮、璧、钺。这些玉石器一般形体较小，纹饰简单，多为素面，目前未见到如良渚玉琮上繁缛复杂的神人兽面及鸟纹图案。去繁就简形成的“陶寺式”玉璧、玉琮，似乎不再是通天法器，而更多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并具有装饰作用。尤其是一些玉石钺带有多个钻孔，在主孔之外还有副孔，个别的还在副孔嵌补玉片或绿松石圆片用以装饰。有些玉石钺在主副孔之外，还散布一两个散孔，可能用来系挂璎珞之类，以彰显华丽庄重，增强仪式感，表现礼制内涵，这显然是陶寺创新之举。“陶寺式”玉钺没有明显的本区域历史传统，显然是文化互动、融合创新的结果。陶寺文明还在整体上创新出多孔玉钺、多璜联璧、组合头饰、组合腕饰等新的玉器，以凝聚族群。

太阳崇拜是史前文化的重要内容，人们长期观测太阳运转规律，以及日影长短与四季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原始的天文历法知识。陶寺先民在史前天文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将陶寺遗址东部的自然景观塔儿山和人工夯土建筑体有机结合，创造性地在陶寺遗址东南部修建了“观象台”。陶寺观象台，可以观测到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在内的二十个节气，显然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源头。陶寺观象台，应该是陶寺文明最为重要的技术创新，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四千多年前的“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

传承发展 文明永续

中华文明是一个经历了起源、形成及连续发展的独特文明，主要表现为接续的文化之间，自觉地把文明基因传承发展下去，终使中华文明延绵不断。

所谓器以载礼，礼器较早即已出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一些高等级器物，如玉器，明显属于祭祀或事神活动的重要遗物；大汶口—龙山文化中的一些彩绘陶器、精美酒器等，亦应是重要礼仪或礼俗活动中常备之物。

陶寺社会对大墓中礼乐器的随葬有较为严格的规制或规定，即礼制初成。陶寺墓葬中出土了彩陶、漆木器、玉器等不同种类的礼器，鼍鼓、石磬、土鼓等礼乐器在大墓中随葬的数量、组合和布设位置都是固定和统一的。几座大墓的入葬时间至少相距百年，上述规定却未有明显变化。陶寺社会的中型墓可以分为三重葬仪空间：棺、棺外、二层台，呈现出不同的功用和仪式。其中，棺外明显呈现的是“饮食”“炊事”“生活陈设”等不同场景，二层台随葬猪下颌骨，反映了埋葬过程中庄重、严肃的助葬仪式。可见陶寺社会已经初步形成礼制，是其国家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礼”成为“为政之舆，治国之器”。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礼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如玉礼器牙璋竟传至中国大部分地区。从礼器到复杂的礼制，陶寺社会将礼乐制度的接力棒传递给二里头。

一座都邑城址的规划布局、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集中体现出其社会对此前文化的传承发展。陶寺城址的布局明显经过规划，城址内可以分为宫城及宫殿区、仓储区、墓地、观象台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二里头遗址同样存在核心区与普通区域，有宫城宫殿区、祭祀区、墓地、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区分。二者在布局规划，甚至各功能分区具体地点、方位的选择上，都有相近之处。尤其是宫城作为都城布局的核心区，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由双槐树、屈家岭、良渚等遗址中的大型建筑或房址集中的“类宫殿区”，至陶寺遗址在“宫殿区”外围逐渐筑起城垣，成为真正的“宫城”，进一步传承到二里头的宫城，再至偃师商城的宫城。

在龙的形象形成过程中，陶寺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陶寺彩绘龙盘只出土于大墓中，其中龙的形象集合了多种动物形象，并将龙与王权乃至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相结合，把对龙的崇拜发展成族群或国家的象征。至新砦文化及二里头文化时期，除了各种绿松石龙形牌饰外，陶器上也常见刻划与装饰的龙形象，龙的神性图像逐渐流行。陶寺与二里头之间，在龙形象上有着较为明显的承继关系。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包括龙形象在内的兽面或神人面均有阔脸、臣形目和蒜头鼻等主体特征，晋南、江汉、海岱、环嵩山地区的兽面或神人面，都出现了这类相似形象。无论是复制，还是效仿，甚至是追慕、发展和传承，最终的结果是在文化互动中，各地区对此类兽面或神人面形象产生了大体的认同，这反映的正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文化基因。

四五千年前，陶寺社会既经历了文化的交流互动、融合创新，也将文化基因传递给后世。陶寺社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生动印证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