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翻译科举”的取士、初仕与仕途

作者：范立彬、王春侠（分别系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翻译科举是清代专为旗人设立的、与文科举并行的一种科举制度。翻译科举始于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乾隆时期是翻译科举的初创时期，嘉庆道光时，翻译科举各项制度趋于常规化。道光以后，翻译科举逐渐走向衰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一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与文科举相比，翻译科举在取士上有一定的优越性，取中率较高。初仕之路，翻译生员较广，翻译举人和进士则略逊于文科举。就整体仕途而言，翻译士子升转较快，对出身要求不甚严格，取中之人升至高官者多经由驻防及边疆历练，在基层官员中，其职位多与翻译有关。

　一

翻译科举对满洲、蒙古、宗室及驻防旗人分别录取，宗室不参加童试，故翻译童试中只有满、蒙、驻防取中率，蒙古取中率最高，次为驻防与满洲。翻译乡试取中率在童试的基础上有所增加，蒙古取中率依然高于满洲与驻防。由于宗室的特殊地位，其乡试取中率最高。会试环节，因驻防子弟须进京参试，故将其分别归入满、蒙科考试录取，因此只有满、蒙、宗室取中率。无论是满、蒙取中率，还是宗室取中率，皆比乡试要高，而宗室依然有很大优势。

雍正年间，翻译童试取无定额，皆临期视人数多寡，“恭请钦定”。乾隆十三年（1748年），翻译童试录取始有较为明确的规定：查应考满洲翻译童生约计八九百名及一千二三百名不等，取进生员或四五十名或八九十名不等，通计有十一二名取进一名，亦有二十三四名取进一名。蒙古翻译童生约八九十名及一百一二十名不等，取进生员或八九名或十三四名不等，通计有五六名取进一名，亦有十名取进一名（《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293）。此后，翻译科童试取中率大都以此为标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开驻防翻译科后，规定：各省驻防翻译童生，满、蒙进额均五六名取进一名，至多不得过五名。如应试人数在一百十名以上，酌加进额一名，一百三十名以上，酌加进额两名，一百五十名以上酌加进额三名，即人数再增总不得过八名（《钦定科场条例》卷58）。

翻译乡试取中率，乾隆十三年在统计历科翻译进额时始有记载：应考满洲乡试者约五百余名或六百余名不等，取中举人或四十余名、五十余名不等，通计十名取中一名，亦有十一二名取中一名不等。应考蒙古翻译者，约四十余名或六十余名不等，取中举人或五六名或八九名不等，通计六七名取中一名（《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292）。随着翻译乡试应试人数的减少，乾隆后期取中率有所下降。嘉庆年间宗室翻译乡试，取中率相对较高。道光二十三年，驻防乡试各归本省，对其取中率亦做了规定，每十名取中一名，过半增取一名。

翻译会试取中额，大都视人数多寡而定。乾隆三年（1738年）因取中翻译举人有百余名，才准第二年会试，乾隆四年（1739年）会试取中22人（《钦定科场条例》卷60）。乾隆后期取中率有所变化，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参加会试之人47名，满、蒙共取中4名（《钦定八旗通志》卷103）。宗室翻译会试，嘉庆八年（1803年）首次开科，应试人数仅4名，取中2名。此后取中率有所降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为宗室翻译会试的最后一科，9名取中2名（《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356）。

　二

翻译科举取中者的初仕之路，即翻译生员、举人、进士的初次任职，是其步入仕途的重要门径。乾隆时随着应试人数的增加，对此才有了规定。与文科举相比，翻译生员的初仕之路较广，而翻译举人、进士的初仕之路却并不占优势。

乾隆帝曾谈及翻译生员的初仕之路：“而晓习翻译之人，原皆可考取内阁中书及笔帖式、库使等项，亦不必藉乡、会试以为进身之阶。”（《钦定八旗通志》卷101）即翻译生员不通过翻译乡、会试，亦可考取中书、笔帖式、库使等。中书主要负责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等工作，多由举人考授或特赐，允许翻译生员考取，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进身之阶。笔帖式在清代数量极大，主要办理文书及翻译业务，而翻译科举所培养的具有翻译能力的八旗子弟，必然成为笔帖式的重要来源。库使为各部院掌理财帛之人，亦成为翻译生员的进身之阶。至于蒙古生员，与蒙古举人、进士同，皆备理藩院之用。

翻译举人的初仕之路亦多为笔帖式和中书，雍正元年议准：满洲、蒙古、汉军的文举人、翻译举人、贡生、监生、文生员、翻译生员、官学生、义学生等，均属应用笔帖式之人，每遇考试之期，由吏部行文各旗查送造册入场考试。至于中书的选补，翻译举人任用者颇多，各部院笔帖式及文举人、翻译举人出身笔帖式，与本旗贴写中书一同考试补用。蒙古中书以现任蒙古笔帖式，并蒙古文举人、翻译举人出身笔帖式，及闲散文举人、翻译举人内考试补用（《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4）。此外，翻译举人亦可授八旗官学教习。

翻译科举无殿试，会试取中者俱赐进士出身，但没有进入翰林院的机会。乾隆四年，对翻译进士的初仕之路做了规定：“优者以六部主事即用，次者在主事上学习行走”（《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9），仕途相对狭窄。乾隆五年（1740年）复准，嗣后咸安宫官学翻译教习，照汉教习之例准以翻译归班进士充补。还规定翻译教习三年期满，上等者以主事即用，次者以知县即用。除部属、教习、知县外，还可充任翰詹等小京官。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将翻译进士转入翰詹衙门与文科进士一同升转，并制定九条章程（《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442、卷443），为翻译进士设有专缺，如詹事府满洲右中允、右赞善，但其名额有限。

　三

翻译科举取中者的仕途，包括其仕途升转的时间、难易程度及走向。总体来说，翻译科举取中者在升转时较为迅速，且相对容易，即使是生员、举人也易向上升转，与文科举相比，这种特征体现得十分明显。而作为科举出身最高层次者——翻译进士及文科进士，在仕途升转中皆限制较少，故其在升转的难易程度上相差无几。在仕途走向上，翻译士子中出现了不少服务于八旗驻防及边疆的大臣。

翻译生员可考取中书、笔帖式，虽职位较卑，但升转较易，不数年辄致通显，翻译科举中出现了多位以生员出身升至高官者，如长龄，乾隆年间考取翻译生员，初授工部笔帖式，后累迁陕甘总督、伊犁将军，继又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清史稿》卷367）。而文科生员升转则较难，清代官员出身有正途与异途之分，任官最重正途，凡异途出身皆不得以正印官用，文科生员为异途出身，只有一部分人通过出贡可出任县丞、知县等官职，且不易升转，多终身为杂职，很少有累至高官者。

取中翻译举人的小京官、笔帖式在三五年内，即能陆续升至部郎、主事等官，未仕之翻译举人，可以分班补用。即翻译举人在获得初仕职位后，三五年内便可由七八品升至五六品，可谓迅速。如彰宝初授内阁中书，用五年时间升至五品的江苏淮安海防同知，后升任云贵总督（《清史稿》卷332），从中举人到二品大员仅用24年。而文科举人升转时间较长，有清一代，以文科举人身份累至一品者很少。

翻译进士入仕时间较短，中优等之人即可直接入仕，次者及又次者须候补才可入仕。而候补之人，如充补官学教习者，三年期满，或以主事即用，或以知县即用。入仕之后，用十余年或二十余年时间便可升至高官。如广寿，咸丰九年（1859年）翻译进士，同治十三年（1874年）迁至兵部尚书（魏秀梅：《清季职官表》），仅用15年即升至一品。文科进士入仕时间亦相对较短，与翻译进士入仕时间没有太大差距。在升转时间上，文科进士与翻译进士也无太大差别。如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文科进士，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授内阁学士兼吏部侍郎，官至一品，历时16年。

综上可见，文科生员、举人升转较慢，特别是生员，累至高官几乎不可能，只有进士才会有一个不错的上升空间。而翻译生员、举人、进士升转皆易，且较为迅速，仕途升转不受出身影响，以翻译生员身份做到大学士的甚至比以翻译进士身份的还多。这不得不说是给予翻译士子的一种优待，有利于吸收八旗子弟参加翻译科举，并增广其进身之阶。但同时，这种做法不利于翻译士子的上进，易使其满足于生员的科名，不利于翻译科举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