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口有一支难忘的歌

　　渡口有一支难忘的歌

　　■肖力民

　　于都县，地处江西省南部，是埃德加·斯诺“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开篇，是索尔兹伯里“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卷首，是魏巍“地球的红飘带”的起点，是伟大长征精神的源头。

　　碧空如洗，草木葱茏。金秋时节，我行走在这片红土地上，追寻红军足迹，聆听历史回响。

　　一

　　何屋，晚清客家民居，面积636平方米，有30多个房间，地处于都县城闹市区。1934年7月，专门为红军出发长征做准备工作的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在这里成立。1934年9月中旬，为了给中央红军长征“探路”，受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委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从瑞金云石山来到于都，在何屋的东厢房住了一个月。

　　我怀着敬仰的心情走进何屋。院落铺满鹅卵石，台阶和地面的夹缝中长满了青苔。院内植物茂盛，翠竹生机勃发。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办公的场所，有内务部、财政部、粮食部等10余个部门。步入毛泽东简陋的卧室，抚摸着斑驳的桌椅，我仿佛看见他夜以继日抱病工作的情景。

　　尽管身处逆境，毛泽东仍百折不挠、坚持真理，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高度自觉。在于都期间，患病的毛泽东坚持检查和指导赣南省苏维埃政府筹粮、筹款、扩红、征调民船挑夫等工作。为指导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开展革命斗争，他撰写了3万多字的《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他还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并专门前往临近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的于都南部地区调查社情、敌情。1934年9月20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除了讲当时赣南地区的敌情形势，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一句话：“雩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特容易出入，现已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

　　红军长征后，于都乡亲非常思念毛泽东，有人甚至甘冒风险，在何屋的墙壁上，用木炭写下“战场烽火逐千山，铁骑西征几时还”。

　　二

　　于都县银坑镇平安村扩红模范钟桂英令人敬仰。

　　苏区时期，毛泽东两次来到平安村指导革命工作并居住在老街，平安村有276名青壮年参加红军，156人牺牲在长征路上。

　　我慕名走进钟桂英的儿子张复信家。说起家里的红色故事，80岁的张复信泪眼婆娑。他的小爷爷、父亲、叔叔等8位亲人参加红军，全部壮烈牺牲。母亲钟桂英既是红军又是苏区干部。长征前夕，为了让更多的青壮年参加红军，钟桂英冒着危险，经常晚上提着马灯去扩红。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反攻清算，大肆迫害和屠杀苏区干部和群众。钟桂英被逮捕后，敌人对她进行严刑逼供，用荆条抽打她，但她始终保守党的秘密。气急败坏的敌人将血肉模糊的她扔进牛栏里，点了一把火，扬长而去。一名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将奄奄一息的她救出，送到曲洋的一座庙里养伤，3年后才回到家里。

　　因被严刑逼供和大火烧过，钟桂英原本清秀的脸完全变了模样，眼睛不能完全睁开。全身的真皮层全部烧坏，汗无法排出来。一到夏天，全身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咬她。因腋下粘连，胳膊无法全部抬起。从儿时起，张复信每天都要搬个小板凳，坐在母亲身边，为她挠痒。尽管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钟桂英却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顽强地生活。1994年，85岁的钟桂英离世。张复信形容母亲“意志比钢铁还坚硬”。

　　为了让更多的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张复信先后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捐献了10多件文物。他成了纪念馆的常客，纪念馆成了他的精神家园。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亲切地称呼他“宝藏爷爷”。

　　三

　　“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长征组歌》提及的第一个地名便是于都河。

　　我来到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如帆高耸，庄严肃穆。渡口边一块巨型石头上，由杨成武将军题写的“长征渡口”4个红色大字格外耀眼。清风阵阵，河水缓缓向西流去，20多米长的浮桥横卧河面，仿佛在诉说当年红军星夜渡过于都河的故事。

　　为什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把于都作为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县党史专家张小平告诉我，主要有4个原因：一是便于红军主力集结。长征前，红军主力主要分布在兴国、宁都、石城及福建长汀一线，其中大部分(红一、三、五、八军团)分布在靠近于都的兴国、宁都地区。二是便于休整补充。红军主力在长征前一直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转移前要进行必要的休整，同时进行人员、武器装备、粮食物资的补充。于都是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后期的大后方，西面有雩山山脉作为天然屏障，相对安全稳定。三是便于突围。红军当时转移的最初目标是同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路线是先向南到粤赣边境，再往西进湘南，然后往北到湘西。于都紧靠中央苏区与粤军的防线，选择在于都集结，便于顺利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四是便于保密和隐蔽。红军主力在出发前集结于都河北岸，有利于隐蔽，不易被敌军发现。

　　正在长征渡口寻根问祖的王太和说：“我父亲王耀南当时任红军工兵营营长。1934年10月上旬，他正组织工兵在宁都县构筑工事，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决一死战。接到去于都河架设浮桥的命令后，于10月12日上午到达河边。当时，于都河面宽600多米，父亲用一片树叶测试了河水的流速，最大流速每秒1.2米。河上没有桥，大部队要过河，只有架设浮桥。”

　　沿河百姓捐献了800多条渔船，有的用于架设浮桥，有的用于摆渡。因当时搭浮桥需要大量的木板，很多老表把自家的门板、床板主动拆了抬来，有的把瓜棚都拆了。王太和告诉我：“当时一位姓曾的大爷，执意要把自己的寿材捐献出来。父亲不忍心收，曾大爷火了：‘这位同志啊，怎么硬是不通情理，红军打仗命都不要了，我拿出几块棺材板算什么?’父亲拗不过曾大爷，只好收下。”

　　为了避免敌机轰炸，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架设浮桥都是在17点以后进行。红军晚上渡河后，第二天6点前再把浮桥拆除，依次两岸排开，17点以后重新架设。据统计，在于都县60华里的河段上，共架设浮桥5座，先后架桥、拆桥15次。

　　自1934年10月17日晚至10月20日凌晨，8.6万名中央红军有的走浮桥，有的坐船，有的涉水过河，从东门、南门、西门、山峰坝等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何屋，和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机关，从东门渡口迈出长征的第一步。周恩来踏上浮桥出发时，曾经深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四

　　在风光旖旎的罗坳镇鲤鱼渡口，我遇到老船工李声仁的儿子李明荣。说起父亲用渔船送红军渡河的故事，李明荣感慨万千。

　　1934年10月17日上午，李声仁和爱人王九发等家人正在于都河鲤鱼潭河段撒网捕鱼，几名红军官兵招呼他们把船撑到岸边，对他们说：“我们有大部队要在晚上渡河，想请你们帮忙。”李声仁听说是红军队伍要渡过河去打“白狗子”，二话没说，满口答应：“你们要几条船?”“越多越好。”“那我们叫上整个家族的渔船一起来，总共有20条。”红军官兵高兴得连声说：“谢谢渔民兄弟!”

　　李声仁随后召集家族代表开会。一位远房叔叔首先表态：“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渔民都不用交税了。咱应该记住红军的恩情。红军有难处，咱们理应帮助。”“送红军过河，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们的祖训是‘晚上禁止开船’，现在要打破这一祖训，谁来保证安全?出了事谁负责?”一位堂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李声仁最后说：“安全问题我会跟红军协调解决。一定会保证我们自身和红军的安全，大家尽管放心。天黑前到鲤鱼渡口集中!”

　　天黑前，李声仁和家人把20条渔船撑到鲤鱼潭河段岸边。待天色渐暗，红军官兵依次登上渔船。大渔船坐5个人，小渔船坐3个人，每条渔船均安排一名水性好的战士任安全员。李声仁和爱人王九发同撑一条大渔船。当时河水湍急，晚上撑船必须全神贯注，稍不注意就会翻船。在船上，渡河的红军相互并不说话，也不能点灯，河面上一片漆黑肃静。茫茫夜色中，20条渔船来回穿梭。当红军队伍全部被安全送过河后，天色已微微发亮。

　　1934年10月19日晚，另一批红军官兵要从罗坳镇石尾渡口过河。李声仁和家人往返一趟又一趟，把红军送到河对岸。第二天黎明，红军官兵全部被运送完毕，渔民们累得躺在船头，大口喘着粗气。这时，有位首长模样的红军干部召集他们开会，给每条小渔船奖励1块银圆、5斤大米，每条大渔船奖励2块银圆、5斤大米。那位首长还说：“非常感谢渔民兄弟帮助我们的队伍渡河。等以后我们打仗胜利回来，再来报答大家!”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于都，于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李声仁整个家族划船远走他乡，沿着贡江，转入赣江，颠沛流离，受尽屈辱和困苦。

　　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把这些在异乡漂泊近20年的“水上人家”找了回来，专门成立了渔业合作社，安置他们的生活。20世纪70年代初，党和政府给他们分土地、建房屋，使这些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走上了岸，再也不用在江河上漂泊。李明荣动情地对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我们渔民今天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晚霞映红于都河，渡口有一支难忘的歌……胜利不忘哪里来，红色源头记心窝……”傍晚，我漫步于都河畔，耳边回响着《红军渡 长征源》的旋律。眺望于都河两岸的繁华景象，我不禁心潮澎湃：国家繁荣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不正是当年红军的期望吗?从苦难走向辉煌，筚路蓝缕的峥嵘岁月已化作壮美的英雄史诗，被滔滔河水深情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