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遵义会议90周年丨从通道到苟坝，遵义会议的开端与收官

　　90年前，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要求我们“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让我们在遵义会议90周年之际，重温这段红色记忆，探索历史脉络，汲取精神力量。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遵义会议及其前后的一系列会议，围绕实现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任务，共同构成完整的历史链条。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贯彻提供了保证。从通道到苟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日益得到中央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他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巩固，最终成为实际上的红军最高指挥者和全党领导核心。

　　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通道转兵，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第一次在中央领导层得到比较一致的尊重和响应，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由此开启。

通道转兵纪念馆复原了会议场景。图源：中国军网

　　1934年12月12日晚，在湖南省通道县城恭城书院，一场与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临时军事会议在这里召开，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

　　当时，蒋介石在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宣告破产后，立即部署了新的“追剿”计划，先后调集16个师，并修筑了4道防御碉堡，在广西以北、湘西以南摆开了一道孤形阵地。如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2、6军团的原定方针，刚经历湘江鏖战遭到重大损失的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久已失去对红军指挥权和党内发言权的毛泽东，在朱德和周恩来的推动下，破例参会，并与李德激烈地争论起来：“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当前形势下，绝路逢生的唯一办法是，惟有立即向西，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再寻找战机，扭转战局，获得主动。”

　　最终，毛泽东改变行军路线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一书中叙述这段历史情况时说：“正是在这危急的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黎平会议：“战略转变的关键”

　　黎平会议是通道会议争论的继续，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做了重要的准备。

黎平会议会址。黎平会议纪念馆供图 图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县城翘街上一个名为“胡顺荣”的商铺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黎平会议”。这是通道会议之后，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更为重要的会议。

　　此时的红军，虽对进军路线做了调整，暂时甩开了国民党追兵，却没有从根本上统一思想认识。一些人仍然坚持北上、到湘西去的错误观点。李德因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出席会议，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了会上。博古强调北进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是经共产国际同意的战略计划，中央红军即便现在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

　　会议从白天开到深夜，争论尤其激烈。最后经民主表决，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西北进军。据聂荣臻后来回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

　　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自长征以来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下来。鉴于当时内部有争论，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红军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猴场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

　　猴场会议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它使政治上正确决定的实施，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为随后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

图源：央视新闻新媒体《长征日志》

　　1934年12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在猴场宋家湾一名商人宋泽生的宅子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这次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持续了近10个小时，成为党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此时强渡乌江在即，“左”倾领导人却依然固执己见。李德等对黎平会议正式确定的这一战略方针持不同意见，仍然坚持不要渡过乌江、要向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他作为“三人团”的主要人物，仍然把持着中革军委。乌江边上发生的争论，不可避免地严重威胁着转兵贵州这一战略行动的最后完成，也威胁着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设想的实现，

　　最终，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回头东进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立刻强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还特别强调了军事指挥权问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明确了军事决策必须置于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这就从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使党对军队的指挥正常化。

　　猴场会议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继续，也为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做了重要准备。这次会议，不仅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得到进一步确认，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得到进一步肯定。周恩来后来曾回忆猴场会议道：“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扎西会议：“遵义会议的继续”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推动落实了遵义会议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会议完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决议正式成文并传达。

扎西会议会址之一—扎西镇(资料图)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被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

　　由于遵义会议是在敌人实行严重的白色恐怖、革命形势极其严峻的态势下召开的，会议仅持续三天。如常委分工、军事路线等许多问题并未得到及时解决。在随后的行军途中，中央政治局领导红军边打、边走、边开会，推动落实遵义会议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后的“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负总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从组织上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由张闻天负责根据与会各方讨论情况起草《遵义会议决议》，2月8日在扎西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以书面形式确保全党在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转变上达成了共识，并立即向各级干部进行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极大地鼓舞了中央红军在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导下，用运动战冲破敌军的围追堵截。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所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苟坝会议：“遵义会议的收官”

　　从苟坝会议开始，毛泽东正式成为新的军事三人组的主要指挥者，成为革命队伍的核心。苟坝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是遵义会议的收官之作。

苟坝会议会址。图源：多彩贵州网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坝村的一所农家四合院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缘于10日凌晨收到的一通急电：林彪、聂荣臻建议攻击打鼓新场。20多人参会议，围绕“打”与“不打”问题，从早上争吵到夜间。毛泽东提出关于不能强攻固守之敌，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建议，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否决。他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据理力争，非但没能争取到大家，反而让情况急转直下——会议通过表决，撤销了他刚刚就任不到7天的前敌总指挥一职。

　　这是又一场决定红军生死命运的危机，万幸毛泽东没有就此放弃。当天子夜时分，他一个人提上马灯，找到周恩来再一次坦陈不能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说服周恩来后，两个人又一起去说服了朱德。11日天亮后，会议继续，三人一起说服了求战心切的诸将领，中革军委最终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而后来战局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敌人以八师之众的兵力正伺机对红军形成合围，红军由于作战计划的临时改变，以静制动，躲过了堪可灭顶的劫难。

　　苟坝之争，引起毛泽东对红军指挥体制的思考，这种看似民主的“大讨论”决策方式，怎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12日会议召开时，经其提议，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从此，红军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毛泽东成为了实际上的红军最高指挥者和全党领导核心。

　　综合整理自：央视网、新华社、人民网、人民日报、中国军网、解放军报、学习时报、求是网、七一网、《党员文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