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生育率研究课题组专家：全面放开的同时应出措施鼓励生育

对话东北生育率研究课题组专家：全面放开的同时应出措施鼓励生育

新京报快讯（记者　沙雪良）２月１８日，国家卫健委公开对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的答复，其中提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对建议中提到的“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进行探索。

国家卫健委在答复中称，曾委托吉林大学、辽宁大学等机构开展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相关问题研究。今天（２月１９日）下午，记者联系到辽宁大学承担该课题的宋丽敏研究员。

宋丽敏现任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其承担课题名称为《东北地区低生育率形成机制研究》。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宋丽敏介绍，近年来东北三省的总和生育率位居全国倒数前五位。以辽宁为例，低生育率的成因更多是历史的，２０１５年以来出现的人口外流则与经济形势紧密相关。

宋丽敏认为，放开生育限制，就应该全面放开，不要再在数量上做文章，因为生育意愿是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递减的。在放开生育限制的同时，政府应该推出实质性的鼓励生育措施，比如税收减免、生育津贴、更多的假期等，形成鼓励生育的政策和文化氛围。

宋丽敏表示，预计放开生育限制的政策影响有限，从此前全国对双独、单独及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节奏看，如果东北试点放开生育限制两三年内生育情况平稳，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放开生育限制。

东北生育率低有历史和文化原因

新京报：国家卫健委同意东北尝试放开生育限制，是基于什么样的现实？

宋丽敏：东北的生育水平特别低，在全国排倒数前几名。２０１０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０．７６、０．７５和０．７４；全国平均值为１．１８。

同时，近年来，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趋势显著，人口外流比较严重。以辽宁为例，２０１５年人口净迁出４．８１万人，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人口净迁出分别为６．８万人和４．４万人。

如果东北地区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有效增加就业机会，可能会缓解人口外流的问题。

新京报：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生育率低，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宋丽敏：东北地区的生育率低，有特殊原因。分两个方面：首先是１９７０年代末期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才到东北参与经济建设，所以东北人口素质在全国来看也比较高。人口学上讲，一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越高，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因此，在没实行严格控制生育政策时，东北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东北地区控制得比较严格。因为政策执行力度大，使很多人不敢违反生育政策，这又与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相关，“单位人”多，易于通过工作、身份等进行控制。

前几年，我们在生育研究中提出了“生育意愿刚性”的概念，就是说：人口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低就很难提升，进而形成一种惯性，不愿再多生育子女。

另一个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东北地区的生育观念、生育文化并不强，不像国内有的地区，有很强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

以辽宁为例，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２０，而辽宁为１１２，表明辽宁人“传宗接代”的性别观念不强。因为辽宁是多民族聚居区，缺乏传统性的生育文化。

新京报：东北人口外流是什么原因？结构上有什么特点？

宋丽敏：人口外流与经济形势有关。２０１５年辽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体制转换及结构转型矛盾突出，人口出现了净流失。经济下行，影响居民的就业机会、就业收入及未来发展前景，所以就会出现人口外流。

我们用常住人口减去人口自然增长数量发现，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４年，辽宁省年均净流入约５万人。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年均净流出５万人左右。

对于人口外流的原因，我们用２０１７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做过微观研究，选择了１万多个样本，结论是：人口外流与经济增长速度、工资水平、对外开放度和人均资本水平关系最大。东北流出人口中的高素质劳动力对这几个经济变量尤其敏感，可以说，东北地区流失的是高素质的、年轻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流入的是年龄偏大的、教育水平偏低的人口。研究发现，流入与流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近两年。

放开生育限制就应该全面放开

新京报：辽宁被称作第一个主张鼓励生育的省份，请问近年推出过什么具体措施？

宋丽敏：前几年，我们与辽宁省发改委合作编制辽宁省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当时就提出鼓励生育，辽宁省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主张鼓励生育的省份。不过，从人口政策的角度看，目前还是一个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观念转换期，观念转换之后，才可能是政策的转换、具体措施的转换，现在还处在过渡阶段。

新京报：如果东北放开生育限制，是完全放开，还是从全面二孩变成三孩、四孩？

宋丽敏：我感觉，如果放开，就一定要全面放开，不应该在数量上做文章了。之前，全面二孩放开后，都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反弹，放开三孩四孩，就会多生吗？

人口学上有一个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是说：生育孩子数量越多，边际收益越下降，边际成本越上升，导致生育意愿随着孩子数量不断降低。

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影响会很小

新京报：放开生育限制了，会对新生儿数量产生很大影响吗？

宋丽敏：影响会有，但估计很小。因为全面之前陆续对双独、单独及所有家庭放开生育二孩，并没有造成生育“井喷”，反而是近年来全国的生育水平持续走低。按照“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其实前几胎的愿望是最强烈的，后续胎次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继续放开生育，其政策效果必然会进一步弱化。

新京报：如果放开限制对生育影响很小，那放开限制的作用是什么？

宋丽敏：影响不大，但应该还是有。人口生育政策，也应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改革。放开生育限制，体现了制度的进步。

新京报：有人认为，少数掌握丰富资源的人可能会生特别多。

宋丽敏：人总是倾向理性选择，不会仅仅因为政策放开了就无限制生育。即便部分人生育孩子数量比较多，也不会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多大冲击。

转变生育观念需要政策支持

新京报：近年来，全国人口生育率也持续走低，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小孩呢？

宋丽敏：主要是生育意愿刚性，人从经济学角度，一直在做经济成本核算，生育孩子成本越来越高，但收益越来越低，以前养儿防老、劳动经济效用等，目前看这些效用在不断弱化。随着社会进步、政策改进，个人养老更有保障，但是养育子女过程中所放弃的人资资本投入和积累、影响职业升迁、影响休闲娱乐，挤占了大量时间、生活质量和职业成就，尤其是女性，损失更大，所以想法会更加减少。生育意愿低，不是东北独有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

新京报：你提到，目前是生育观念转换期、政策转换期，并且认为放开生育限制也不会对生育率走低产生多大影响，那么，如果要鼓励生育，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宋丽敏：我们讲，要构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有利于社会的均衡发展，生孩子其实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不过，人的观念转变，需要一定时间，更需要制度支持。如果采取一些措施，让大家知道多生育的好处，会产生一定效果。

具体措施方面，税收减免是当务之急，目前个税对有孩子家庭每个只减１０００元，这是远远不够的。德国、法国等国实行家庭税收制度，把孩子当一个人或半个人计算，会使纳税基数更低，能大大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对税收应该系统梳理，像住房契税、营业税、母婴产品税等都值得探讨。

同时，我们还建议发放生育津贴，根据生育胎次差别、孩子年龄差别，采取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度。

我们建议适当延长产假，同时建立一种性别平等的育儿假期。目前我国是母亲育儿多，父亲参与很少。２０１５年，我们做家庭生育状况调查时发现，父亲对婴幼儿的陪伴少到令人惊讶。因此我们认为，要贯彻性别平等的育儿观念，实现协同养育。欧洲一些国家实行育儿假期配额制，要求父亲必须休够９０天，如果休不够，母亲的假期也要取消。这是一种非常友好的制度设计，会减轻女性养育子女的劳累和痛苦。

另外，在社会支持方面，除了迫切需要解决的０－３岁婴儿照护，我们建议提供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照护，０－３岁、幼儿园学龄前、青少年等各个阶段，都应该有，建立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照护体系。这需要借助社会机构、社会工作者和市场力量共同实现。

新京报：东北放开生育限制之后，多长时间会在全国放开？

宋丽敏：会有一个政策效果的观察期，如果按之前放开二孩政策在双独、单独到全部家庭的实施节奏看，大概是两三年的时间。

背景：

辽宁常务副省长恳请率先在东北全面放开生育

近年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不断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放开生育限制。

去年５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来自辽宁团、贵州团的多名代表聚焦人口生育率问题提出建议。

在辽宁团，全国人大代表、中石油抚顺石化公司总经理李天书建议，关注东北人才流失和人口流失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建议，国家在东北地区实施放开生育政策试点，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减缓人口下降趋势和老龄化速度；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则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这次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孙永春也建议，重视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在适当时候放开计划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在这次两会期间，民盟中央提交了“关于调整社会家庭政策，应对人口发展问题的提案”，提出应研究全面或者有条件地放开生育的可能性，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九三学社中央提交了“关于提前做好应对人口负增长战略框架设计的提案”，认为当前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生育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负增长的形势难以逆转，建议采取措施及时提升妇女生育率，避免中国陷入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失衡；加快人口发展理念的转变，推动由控制人口增长过渡到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