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柳金财（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
2021年4月12日4年一度的台湾农会改选分别选出理事及监事，依据台湾地区“农会法”规定农会设置理事27席、监事9席，蓝营分获25席与8席；绿营分获2席与1席。这显示尽管民进党掌握“中央层级”的行政权及立法权，但属于地方事务领域及与基层民众权益相关的社会组织，仍掌握在泛蓝政治联盟手中。如果说民进党掌握“中央层级”权力，国民党掌握地方政治权力，台湾政治版图似乎呈现“北中蓝、南则绿”、“中央绿、地方蓝”特征。农会改选涉及具体政治经济社会权力，以民进党掌握权力资源难以攻破此堡垒，这显示其穿透基层社会能力有所局限。
4月20日台湾农会改选结果核心三长出炉，总干事由张永成连任，新任理事长由前屏东县农会理事长黄瑞吉当选，常务监事由前台南市农会总干事吴正仁当选。此三位核心领导成员绝大部分来自泛蓝政治联盟，理事长由理事互选、常务监事由监事互选，总干事由理事会的议案名册中聘任，须获2分之1以上席次支持者担任，由张永成继续连任。事实上，张永成从台湾省农会时期就担任过总干事，已数度担任总干事，其妻为农业大县云林县长张丽善。在政治联盟关系上，云林县长张丽善为国民党籍，其政治上主张、价值与前高雄市韩国瑜相近并形成结盟关系。可以说，泛蓝政治势力在农会人事案改选议题上，显示出泛蓝以“地方（国民党）包围中央（民进党）”策略有其政治效益。
首先，农会改选中泛蓝取得压倒性胜利，意味着加强两岸农业合作及交流要求，为许多农民的经济要求。从两岸农业交流及合作争论来说，国民党主张一向与民进党南辕北辙，民进党批判“农林22条”纯属“农业统战”或“名为利台、实为利陆”；国民党则认为两岸农业交流及合作，创造两岸双赢局面。台湾农会改选结果，泛蓝取得绝对压倒性胜利，这显示基层农民政策倾向希望两岸官方进行农业合作及交流，尤其是农产品的输出，以增进台湾农民收入及利益。
其次，农会改选泛蓝获胜，此意味着泛蓝在地方政经影响力仍保存。从上述农会理事及监事选举结果检视，民进党并无法对社会组织完全掌握；其所推选政治代理人选几乎落选。推选农会主要三个重要职位，绿营几乎与权力核心绝缘，这显示蓝营在地方仍具有稳固政治实力。张永成寻求连任成功，除其阵营掌握绝对多数理事席次，尚有其政绩卓越及获得基层农会支持、广获农民支持之因，其企业经营理念及顾客导向服务，使其深获基层农民认同。这显示即使民进党掌握“中央层级”的“立法权”及“行政权”，但也无法掌握所有主要社会组织之运作及介入其人事改选案。
再者，为解决两岸农业合作与交流面临风险及挑战，提供解决方案与契机。大陆是台湾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地区，但于2016年政党轮替后，台湾出口大陆的农产品总额一蹶不振。根据台湾“农委会”农产品外销统计显示，过去十年来，台湾农产品输往大陆的金额，约在3亿6000万美元至10亿美元左右，2017年金额衰退幅度达9.4%。
2020年台湾社会受新冠疫情影响，连带农会系统与金融系统皆受到冲击，平均每家农会盈余少将近10到15％，农会系统既负责金融营运，也负责农产品供销业务，以增加农民收入。既往台湾农会运作，98％营收及95％盈余皆来自信用部，此现象已逐渐改善，非信用部盈余现在已提升至20％，未来可提升到30％，供销经济部门若能产生更多效益，对农业发展始能发挥帮助。换言之，现今农会无论是在金融系统或供销营运，皆面临更大风险及挑战，强化两岸农业合作及交流，亦可增进农会角色及功能。
最后，国民两党对农会角色存在争论。从民进党当局角度来看，既往农会偏向信用部业务，呼吁农会可加强供销与推广，提出这方为农会的根本价值。本次选举由于蓝营依旧占大多数席次，这与其地方深耕的长久有关。而绿营执政后，有些农会逐渐跳脱政治色彩的框架，更朝向专注专业化发展导向。民进党呼吁农会朝向专业化固然有其需要，但这也与农会过于专注金融信用业务有关，恐不同政党、地方派系及势力借助金钱资源介入地方政治过程运作，从而强化其对民进党执政基础及权威之挑战。
传统以来，台湾农会、水利会系统一直涉及“中央层级”和地方层级政治，尤其是地方治理。国民党党国体系、地方派系之政经利益在此获得交换及结合，农会此社会组织也一直是蓝营势力大本营。从民进党角度来说，在从国民党手中抢夺行政权及立法权后，若能乘胜追击进而掌握地方基层政经势力，将实现从台当局到地方层级“一党独大”执政态势。然则以台湾社会过去国民党威权统治，尽管掌握军警特尚难以实现从台当局到地方层级的全面控制；而民进党所掌握政权之“专制性权力”及“基础性能力”，更难以完全实现对台湾社会的全面控制。
民进党当局要完全政治收编地方势力，挤压泛蓝政治版图及势力，势必引发泛蓝政经势力集结及反弹，从而恶化彼此间政治对抗。事实上，民进党所掌握权力体系难以发挥全面政治吸纳功能，这从台湾民众党、“时代力量”党建立及“建国党”出走，激进“独派”如“喜乐岛联盟”、“一边一国行动党”、“台澎党”创立，此皆显示其权力体系的政治吸纳能力不足及下滑。2020台湾水利会改为官派，引发基层社会反弹反而不利于执政权稳固；若想强行废除农会选举改为官派，恐加深其政权与不同政党间及民间基层对立及冲突，过度掌握一切权力而非建立权力分工、分享之政治结盟关系，反加速蓝军政治联盟凝聚，从而强化蓝绿政治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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