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柳金财 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
先前民进党当局疫情防控曾被视为“超前部署”，且被誉为“国际防疫模范生”;然近日台湾社会对于疫苗需求几近“饥饿症”，民进党当局不仅将无法购买疫苗归咎于“大陆因素”，或不愿意透过大陆上海复星代理德国BNT疫苗。这些“甩锅”于“他者”或过度仰赖台制疫苗战略规划，造成台湾民众陷入感染新冠病毒感染高度风险中。当民间企业、社会团体表达捐赠疫苗，台当局反应持消极态度;待企业、社会团购发出声明通牒表达不满，又立即召开紧急协调会议迅速达成共识。从台当局与企业、非营利组织透过共同合作、“公私协力”运作机制防控疫情来检视，离“善治”目标尚有待提升。
台“疫情指挥中心”从要求企业、社会团体提出原厂证明，到指挥官公开宣称“现在买不到”。这引发鸿海集团、永龄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不满，郭宣称5月23日起即与民进党当局洽谈、希望捐赠疫苗，但宣布购捐德国BNT疫苗却卡关十七天，最后发出八点声明向民进党当局致送柔性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直指购置疫苗能否成功，需要蔡英文当局无可回避责任表态、不应受民进党派系干扰，此引发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及议论。
蔡英文于6月18日接见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与郭台铭后，三方达成共识，疫苗采购愈快愈好。同时，民进党也澄清党内并无任何派系介入台制疫苗，或国际疫苗购买。民进党当局试图从蔡郭刘三方会谈及执政党新闻记者会澄清，降低捐赠疫苗过程中对其执政形象伤害。然此“公私协力”共同防疫，却产生诸多治理争论待厘清。
首先，疫情防控治理过程欠缺预先建置完善“公私协力”机制，以致当企业、社会组织表态愿意捐赠，相关机制及程序仍处于变动及不完善状态。民进党当局终于松口政府愿意授权台湾两大企业鸿海集团及台积电代表政府谈判，决策之转变若能在民间倡议之始前已建立良好纳入民间资源机制，就可以发挥“公私协力”及协力治理效应，又怎会拖延十七日时间。但若一再持守“政治正确”，并被广泛民意质疑及批评时，最后却被倒逼而“不得不为之”，则显示出尚未完善规划以整合民间资源发挥综效，这似乎悖离现代组织治理理念，难以发挥政府、企业及非营利组织“公私协力”、“共同协力”、合作治理，进而达成防控疫情善治之目标。
6月18日民进党当局宣布基于防疫上的需求，为能够顺利推动捐赠案和解决民间企业团体采购的困难及问题，将进行特殊的疫苗采购安排，授权台积电以及永龄基金会各购买50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并运送、捐赠给台当局。这一千万疫苗交货期将配合现阶段台湾购买国际疫苗的交货情形，以及德国BNT原厂的产能而定，并依循日本捐赠AZ疫苗的前例，给予制造商免责的声明，由台当局承担后续责任。
其次，拖延企业捐赠疫苗时程，恐隐涵政治策略思考，拉进台积电有试图冲散郭台铭政治光环之嫌。当五月疫情风暴来袭，迫使企业、民间团体宣告主动积极购买疫苗捐赠，台当局在郭台铭喊话直球对决、要求会见蔡英文下始反应。台行政主管部门随后宣布授权台积电及郭台铭出资的永龄基金会向BNT公司或透过代理商，各洽购五百万剂BNT。值得关注是，台行政主管部门同时宣布授权台积电和郭台铭其政治意涵，冲淡郭台铭独树一帜、专美于前独揽大功之政治光环，从而产生难以估算政治能量与效应。
五月中旬后台湾社会罹患新冠肺炎的民众急速上升，民进党当局对于企业或社会组织捐赠疫苗理应乐观其成，而非揣测政治动机及企图，从政治权力思考逻辑及政治声望形塑。这些政治权力运作逻辑，包括郭台铭曾有意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捐赠疫苗是否具有政治宣传及造势之动机，或为2024年“大选”累积政治声望;泛蓝政党及地方县市首长曾有意购置陆制疫苗，质疑及担心台湾社会、政党间及政府府际关系，可能被统战分化。政治动机及思维，凌驾于对民众健康及生命关注，疫苗问题充满“反中”及“亲中”路线之政治逻辑思考。
复次，捐赠疫苗决策及执行过程过于缓慢，引发民进党派系介入干扰之争论。尽管郭台铭捐赠德国BNT疫苗一事，受到蔡英文、不同政党间肯定，蔡英文也表示并无阻拦卡关，宣称 “民进党当局没卡民间买疫苗”。然而郭台铭却表明困难在行政程序障碍及 “关键问题若无法突破，只是在原地绕圈圈而已”。郭台铭直指民进党内派系是黑手，意图阻扰疫苗购置，并要求会见蔡英文，直指蔡英文才是决策者，“没有您的明确裁示、疫苗的采购永远不能真正开始。”
针对郭台铭发表8点声明提到，民进党不同派系间有不同的意见等。民进党发言人表示对郭董事长提案洽购疫苗之事，已多次表达全力支持，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积极协助处理外购疫苗的立场。澄清外界传闻所谓民进党派系有不同意见的说法，根本就是“假议题”，绝非事实。蔡英文也表达乐意与郭台铭见面会谈，对其提议也会进行后续安排。重申民进党当局一定会积极协助民间对外采购疫苗，政党间应一起共同防疫。
再者，企业、社会团体在疫苗捐赠过程中，倒逼“自上而下”疫情防控治理机制转变，从坚持排除大陆代理商到不排斥立场。值得关注是，民进党当局对原先排除上海复星医药代理权购置德国疫苗部份，已转变成认可管道之一;宣称正透过德国政府的协助，与BNT或代理商进行疫苗购置捐赠沟通协商。
郭台铭直言“既然都在国际上公开了，也不会担心假货的问题”、 “就算永龄最后没有成功，对台当局也没有任何损失”，郭台铭的声明直指购买国际疫苗受到台当局设下许多规范形成自我设限;同时也说明非营利组织愿意捐助疫苗，台当局并无任何形象伤害，双方应透过 “公私协力”合作进行疫情防控，其实主导权、话语权仍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
最后，藉由台积电平衡鸿海集团的政治光环，却可能导致企业陷入“公司治理”困境。企业经营固然有其社会责任，然必须遵循企业管理准则及维护股东利益、遵循股东会议决定。在郭台铭发表“八大声明”后，民进党当局立即召请台积电共同参与捐赠疫苗行列，此种做法代价太大;舆论质疑“今日捐疫苗，未来难道不会摊派其他要求?或者基于政治考虑，要求台积电更改商业决策?若引起外资、股东质疑，台当局难道不担心台积电的商誉将点滴流失?”显然，这也是政治权力介入公司治理原则、影响股东权益下产物，影响企业经营正常运作。
针对股东及舆论质疑，台积电表示捐赠疫苗已由台当局发布讯息，但采购疫苗尚包括议价、包装及运送等冗长程序，在合约未敲定前，所有商业行为都无法确定。6 月召开董事会时已报告捐赠疫苗的可能规划，并获董事会支持，但由于采购等相关事宜仍有许多不确定性，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将正式提案由董事会作成决议追认，并依法发布重讯，公布相关信息。换言之，台积电宣称购买疫苗捐赠，采取事先向董事会报告寻求支持，再以事后提案作成决议追认。
企业基于社会责任所从事医疗公益事业，尤其是捐赠疫苗，在台湾社会已是行之有年的经验。例如由著名台湾经营之神台塑企业创办人王永庆、王永在兄弟，共同成立的“王詹样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等，数十年来即以“购买”肺炎链球菌疫苗“捐赠”给“卫生署疾管局”。此案系由企业透过非营利组织签约采购疫苗捐赠，既无“政府与原厂”规定，也无“政府与药厂”签约;何以面对新冠肺炎疫苗捐赠，其标准及门坎更为严格、程序更为繁琐呢?
当台湾疫情升为三级警戒并已数度宣布延长时间，一旦有企业员工确诊工厂生产将面临局部封厂，造成营业重大损失，从京元、超丰等员工确诊导致生产线未能充分营运，冲击其产业发展及经营效益、就业稳定及经济增长。民进党当局或可藉由鼓励企业捐赠疫苗，不仅自救亦可发挥企业社会责任。此外，国际经验也颇值参考，例如越南政府鼓励企业自购疫苗，节省政府经费;企业经营因不受疫情影响，而维持较佳营运状态及经营效益，达成双赢目标，这些防疫经验及思维恰可提供宝贵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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