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我心战瓦解敌军177万

国民党海军“长治”舰官兵起义后抵达上海

　　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部队在同一天内连续发动3次较大规模起义：董其武率所部6万余人在绥远起义，马鸿宾、马惇靖父子率81军1.6万余人在宁夏中宁起义，国民党海军“长治”号在长江口起义。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彰显我党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历史性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官兵总数达177.3万人，相当于敌军800多万总兵力的1/5，这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

　　以正义、真理瓦解敌军。瓦解敌军是我党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作战方式，依靠的是正义和真理的力量，争取的是人心向背，分化的是敌人阵营，体现的是党领导下人民军队政治上的先进性和感召力。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对独裁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已深入人心。蒋介石一味迷信所谓的“正统地位”和政治优势，不顾民主党派和人民反对，蓄意发动内战，在政治上失去人心。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国民党军队一再损兵折将，先后经历了从“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从战略攻势到战略防守的战局逆转，“士兵受冻挨饿，不死于抗日而死于内战”，进而引发政治上的动摇、心理上的挫败、精神上的崩溃。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官兵在心理上受到刺激与侮辱，以致精神上转为沉闷、消极、无法振作起来”。

　　解放战争中，我党在坚持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把瓦解敌军工作上升到战略高度。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中央局和分局成立“国军工作部”，在团政治处增设联络股和联络干事，专门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分化和心战瓦解工作。1945年12月，中央军委在关于粉碎国民党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应抓紧国民党一切罪恶行为与铁的事实，坚持自己和平民主立场，向国民党军有系统的、猛烈的开展政治攻势与争取杂牌、中间势力联系起来，号召他们反内战的起义，逃跑回家和到解放区来，参加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事业。”1948年1月，为配合军事打击进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工作，“国军工作部”改称“敌军工作部”，在各部队政治机关设“敌工部”，委派可靠干部负责。在我党我军正确政治主张的宣传和感召下，国民党军队上到高级将领、下到普通官兵纷纷认清出路，站到人民一方来。特别是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在战争紧急关头调转枪口，完全打乱敌军事部署，敲响了“蒋家王朝”大势已去的丧钟。

　　以情谊、关怀争取敌军。解放战争中，我军瓦解敌军工作融政治、心理、精神、情感攻势于一体，打出一套感情关怀、政策引导、诚信吸引等组合拳，一举抓住蒋介石军事集团不均衡、不团结、不公正的固有弱点。如蒋介石长期奉行“嫡外有别”的消除异己政策，对嫡系部队偏袒照顾，对非嫡系部队区别对待，妄图达到既消灭解放军，又消灭杂牌军的目的，结果引发非嫡系部队极度不满。当杂牌军部队在蒋军序列中备受歧视、沦为炮灰时，我党我军却对他们待之以诚，以民族大义、真诚态度反复争取，很多非嫡系部队都不愿再为“蒋家王朝”卖命，走上起义的光明道路。同时，我军还抓住国民党军队内部官兵有别的特点，分化瓦解、对症下药，对中高级军官采取政治上给予出路、不咎既往的政策，还及时动用国统区地下党力量，将他们的家人转移到安全地区。对国民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则坚持“来去自由、走留自由”的宽大政策。

　　由于执行正确的瓦解敌军策略，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迅速发生变化。解放战争第一年，国民党总兵力为430万人，我军只有127万人，不及敌人的1/3;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末，敌军总兵力为365万人，我军上升为280万人，敌我力量比为1.3∶1;而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末，我军总兵力上升为400万人，敌军则下降为149万人，敌我力量比为1∶2.68。

　　以灵活手段感召敌军。我党我军的瓦解敌军工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针对敌方不同阶层、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心理状态，采用不同的方法手段，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1947年10月后，我党先后开办《对国民党军广播》《对蒋军官兵讲话》《放下武器的蒋军军官介绍》《放下武器的蒋军军官给家属的信》等针对国民党官兵进行心战宣传的广播节目。国民党官兵从高级将领到下级军官，都十分注意收听我军广播电台，尤其爱听被俘国民党军军官有关生活等情况的谈话。我方还充分利用国共高级将领之间的师生同窗关系，广泛开展对敌争取工作，要求各级人员“写信给敌方各级官长，并将这些信公开地散播，当作一个群众运动，公开地进行这一工作”。

　　据记载，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先后创造完善出无线电广播、火线喊话、传单投送、书信投寄、俘虏遣返、民主人士劝降、敌军亲属唤子索夫等多种手段，如同一颗颗重磅心理战炮弹，打在国民党军各个阶层的心坎上，形成一条无形的战线。连一些蒋氏嫡系将领，也在我军军事与心理的双重攻势中败下阵来。周恩来在辽沈战役中，亲自给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写信，希望其“顾念旧谊，特电促使下决心起义”，使郑洞国深受触动，率长春守军放下武器。历史雄辩地证明，解放战争的胜利，既是我党我军军事斗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又是我党我军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