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学撷珍丨兵学瑰宝《尉缭子》

“言兵而不止于兵”

——读古代兵书《尉缭子》的感悟和启示

■付耶非

作者小记 付耶非，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研究学者，就职于军事科学院某部。

《尉缭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其书共24篇，计9000余字。就内容而言，《尉缭子》是一部“言兵而不止于兵”的著作，除讨论治军、用兵等军事领域的内容外，还对国家治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农战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阐发。在思想上，它广泛吸收融合了儒、道、法各家观点，形成了兼容并包的特色。也正因如此，跳脱就军事而谈军事的窠臼，它系统论述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关系，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在中国古典兵学中独树一帜。

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名言，是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的，深刻阐释了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早在2000多年前，《尉缭子》已经阐述了这一问题。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就如同种子一般，而“武”则是由种子而生长出来的植物，尉缭从全局出发，将政治与军事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居于“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而现于“表”的军事只是其手段和方式。这种不以军事和战争本身为目的，仅是将其视为政治的自然延伸的思想，为中国后世的战略思维挹注了和平的基因。

战争性质是认识战争的首要维度。《尉缭子》中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统阐述。尉缭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的正义战争和“争私结怨”的非正义战争，并明确反对非正义战争，支持“伐暴乱而定仁义”的正义战争。他强调战争的目的在于“诛暴乱，禁不义”，因此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尉缭子》在深刻认识战争性质的基础上，指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因而主张慎战。即使是对不得已而为之的正义战争，也要求对敌国“无丧其利，无夺其时，宽其政，夷其业，救其弊，则足以施天下”。这一思想在尚力争霸的战国时期，具有很强的进步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兼并战争频仍，卜筮等方式仍被用来占卜战争吉凶。在当时的环境下，尉缭主张依靠人的能力和智慧认识战争，开篇即明确表达了反对迷信神鬼，反对在政治军事活动中看重“天官时日、阴阳向背”，否定卜筮的作用。他对梁惠王迷信《刑德》进行了批驳，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在人而不在天，“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他把军事行为看作是智力活动的结果，人的作用的发挥就反映在智力运用上，通过深入思考才能准确地把握、筹划和引导战争。《尉缭子》强调，不论是进行战争，还是社会变革，都要弃虚蹈实，求己而非求天。这一观点摒弃了先秦时期兵学中的迷信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

在“言兵”方面，《尉缭子》不乏精彩论述。它强调战前谋划的重要性，“夫蚤（通‘早’）决先定。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在战争指导上，它重视研究掌握敌我双方情况，强调战略上知彼知己和宏观上的总体运筹，主张要依据实际情况来建立城防，即“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尉缭子》反复强调要“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而后动”，要权衡利弊，慎重决策，并从战略上量敌用兵。这些精辟的论兵策略体现了《尉缭子》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

《尉缭子》中最具特色的是它的治军思想，体现出浓厚的法家色彩，被称为“兵家中的法家”。

它将制度建设视为治军的首要条件，明确提出“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强调治军必须先定制度，只有制度明确，才能依法治军。因此，《尉缭子》后半部的篇幅主要记载了大到将帅任命、军队编成，小至军需着装等方面的制度内容，为后世依法治军提供了典范与示例。

规范的制度还需要严格的刑罚来保障其权威，所以《尉缭子》中提出“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同时它还吸收了法家“刑不辟大夫，赏不遗匹夫”的进步思想，主张为了严明军纪要严格赏罚，遵循“刑上究，赏下流”的原则，上至将吏，下至士卒，“有功必赏，犯令必死”。《尉缭子》中赏罚分明、从严治军的思想，揭示了贯穿古今的治军通则与治军铁律。

《尉缭子》重视军队的质量建设，提出要精减士卒，提高军队战斗力。它推崇 “兵贵精，不贵多”的道理，指出“百万之众不用命，不如万人之斗也；万人之斗，不如百人之奋也”。尉缭总结道：“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其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其十一者，令行士卒。”这里“杀”字并非通常所理解的杀戮之意，而是“削减”“裁减”的意思，体现了尉缭精减兵员数量以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改革进取思想。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是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必由之路。《尉缭子》中“制必先定”、重视制度建设的思想及“严明赏罚”、强调严格治军的思想，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历史智慧，在新时代强军兴军新征程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与现实借鉴意义。改革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是人民军队制胜未来的关键所在。《尉缭子》中精兵改革的进取思想，对新时代改革强军事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尉缭子》作为一部“言兵而不止于兵”的兵书，以内容丰富、见解深刻而著称，是中国古代兵学园地中的重要代表。《尉缭子》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已然透露出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战争观，具有超越时代的深刻意义。它虽然是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兵书，但其兵学价值并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黯然失色，而是在时代的映照下，闪烁着真理之光，对于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反复研读与认真学习。

兵学瑰宝《尉缭子》

■孙佳欣

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尉缭子》集春秋战国军事思想之大成，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规律、立法建制的内涵和为将治军之精要，有着“此书不在孙武之下”的美誉。

关于《尉缭子》和尉缭，自古以来多有争议。《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家“《尉缭子》三十一篇”，同时又记载杂家《尉缭子》二十九篇，并注出于“六国时”。《隋书·经籍志》记载：“尉缭，梁惠王时人。”清代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中说，尉缭是战国时魏人，“善理阴阳，深达兵法”，后应梁惠王聘请，“陈兵法二十四篇”。另一说认为尉缭是秦始皇时代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公元前237年，“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尉缭”游说秦始皇，深得秦始皇赞赏，被封为“国尉”（最高军事长官）。其中最极端的看法认为，尉缭本无其人，《尉缭子》是一部伪书。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包含《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大量秦汉之前的兵书竹简。其中出土的《尉缭子》残简6篇，证实《尉缭子》一书真实存在；且其简文与今本及唐代《群书治要》引文基本相符，证明了《尉缭子》在西汉以前就已广泛流传。迄今为止，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尉缭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学家，被誉为“兵家四圣”（孙武、孙膑、吴起、尉缭）之一，著有在中国兵学史上极具特色的《尉缭子》。

今本《尉缭子》现存5卷24篇，其军事思想主要继承自孙、吴兵法，并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成。清代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评价道：“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尉缭子》一书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尉缭提出“重人事”，即注意政治、提倡农战和依靠自己；强调严格治理军队，对战场纪律作了严格规定；在作战指导上主张“先料敌而后动”“击虚夺之”等。

此外，《尉缭子》对军人临战强调“忘家”“忘亲”“忘身”，即“三忘”精神，至今仍有广泛影响：“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名将而无家，绝险逾垠而无主，左提鼓右摅枹而无生焉。故临生不为死，临死不为生”“兵有五致：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后来的兵家多以此论为据发挥。如“为将者受命忘家，当敌忘身”（《六韬逸文》）、“故受命而出忘其国，即戎忘其家，闻枹鼓之声，唯恐不胜忘其身，故必死”（《说苑·指武》）、“临军之日，则忘其亲，援枹之时，则忘其身”（《刘子·兵术》）等，皆与《尉缭子》上述所论相似。

尉缭不只阐述军事理论，而且以深邃的眼光和广阔的视野洞察剖析战争的本质。“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书中这句看似平常的警示良言，时至今日仍然振聋发聩：在和平之时也要居安思危，警惕汹涌澎湃的战争暗流。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设强大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链接

《尉缭子》一书，最早著录于班固《汉书·艺文志》。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为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现已整理出版，最新成果见《银雀山汉墓简牍集成（叁）》。唐代魏征等人辑成《群书治要》，选有《尉缭子》四篇，被认为是最接近原书的版本。唐代之后，此书抄本由日本遣唐使带至日本。宋代以后，《武经七书》所收的《尉缭子》属今本。其中有些篇目异于竹简本和《群书治要》本，很有可能是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不断增补所导致。

历代注解《尉缭子》的重要成果有：施子美《尉缭子讲义》、刘寅《尉缭子直解》、黄献臣《尉缭子开宗》、朱墉《尉缭子汇解》、谢重纶《尉缭子全题讲义通考》、丁洪章《尉缭子全解》等。当代研究《尉缭子》成果有：刘仲平《尉缭子今注今译》、华陆宗《尉缭子注译》、钟兆华《尉缭子校注》、刘春生《尉缭子全译》、许宏富《尉缭子校注》、黄朴民《黄朴民解读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等。（付耶非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