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

7月7日，在《每日经济新闻》举办的2023中国保险业创新与发展论坛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发表了题为《税优型商业保险对接社保体系：差距、试错、展望》的演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郑秉文

图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郑秉文表示，提高税优型保险产品在保险业保费收入中的占比和提高税优型保险产品在“大社保”支出中的占比，是从保险大国迈向保险强国的两个重要标志。

当前健康险支出占比仍较低

“测算健康险与基本险相结合的情况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衡量：健康险赔付水平占全国医疗费用的比例和健康险赔付水平占人均医疗费用的比例。”郑秉文表示，从第一个维度来看，中国在2019年至2021年的几年间，健康险的赔付占比在逐年提高，从3.6%提高到5.3%，但这跟欧盟和OECD等国家的占比还有差距。

具体来看，我们的健康险赔付水平跟欧盟国家10%的占比还差5个百分点，跟OECD国家24%的占比还差18%个百分点。郑秉文指出，“我们曾设定过关于健康险发展的目标：2025年健康险的保费收入达到2万亿元，不过从去年的数据来看，想达到这个目标恐怕非常困难。”

郑秉文测算到，2万亿元在GDP的占比中为1.4%，这也就意味着2022年的9000亿元健康险保费在GDP中的占比仅为0.7%，占比非常低。从健康险赔付水平在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占比来看，如果要将现在的5%提升到10%，困难是非常大的，估计得10年左右。

从第二个维度来看，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总额已经从2018年的1100元左右上升到2021年的1500左右，个人自付在人均医疗费用中的占比在27%至28%之间。聚焦到健康险领域，在全国人均卫生费用支付结构中，多年来，健康险赔付水平都是很低的，2021年全国人均不到300元。“所以，提高健康险的赔付率，是促进商保与社保紧密结合的关键。”

建议养老保险的改革力度再大一点

回归到养老险，郑秉文认为，当前的养老险产品可以分为五大类。从没有税收政策支持到支持力度很大的产品，他们依次是：第一类是没有任何优惠的普通商业保险产品，比如惠民保产品；第二类是有点政策支持的保险产品，比如大病医疗、长护险等；第三类是创新型保险产品，比如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第四类是补贴型的保险产品，比如养老机构综合责任险、老年人意外伤害险等；第五类就是税优型保险产品，比如税延养老险和税优健康险。

郑秉文分析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上述五类保险产品中，有税收政策支持的产品，不如那些没有税收政策支持的产品，税收政策支持越大的产品，参与大社保的程度反倒不如那些税收支持小的产品。”

比如，惠民保没有任何税优政策支持，但覆盖1.5亿人，而税收支持力度很大的税延型养老险和税优型健康险却只有几万人，并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展还是不明显。政策支持力度越大，这类产品的发展效果反而越不好，而税收和其他政策支持力度越小的产品，发展效果反而很好。对此，我们应该仔细分析各种原因。

此外，郑秉文认为，商业保险对接大社保经历了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以税优健康险为例，从2015年发布暂行管理办法到2023年公布《关于适用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税优健康险经历了一个连续试错的过程。

郑秉文指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税延养老险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从2017年提出在天津滨海新区试点到2018年开始试点，再到目前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落地，试点时间都不短、都有反复，过渡时间更长。这两个保险试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结果。”

此外，郑秉文也建议行业及从业者们能进行一些反思。“为什么有政策优惠的保险产品的发展反而不如没有政策优惠的保险产品。”

郑秉文认为，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加强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所占权重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在顶层设计中广泛征求社会、业内、学界的意见，准确结合我们的具体国情，细致耐心地打磨产品设计，把案头工作做足了、做好了，然后再拿到市场去试点。

展望未来，郑秉文认为，虽然我们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二的保险大国，但是我们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跟保险强国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过程也是保险业慢慢地壮大自己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税收政策支持的保险产品的命运是个标志，他们发展得好，保险业就肯定发展得好，多层次的大社保就能建立起来，反之，税收政策支持的保险产品都发展不起来，保险业的发展和大社保的建立都必然受到约束。

郑秉文总结，“就是说，提高税优型保险产品在保险业保费收入中的占比和提高税优型保险产品在‘大社保’支出中的占比，是从保险大国迈向保险强国的两个重要标志，我们解决掉这两个问题，离保险强国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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