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养生”与“文学”的互动

作者：史哲文（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谈及桐城派，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他们的文学理论，比如方苞之“雅洁”，刘大櫆之“神气”，姚鼐之“刚柔”“义理、考据、辞章”等。其实，在他们的文章中，我们还能发现不少与“养生”有关的内容。

以术入文

我国古人早就发现人体与自然的相通之处，并逐渐形成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理念的传统哲学、医学思想。早在春秋时，庄子即提出“养生”的理念。《庄子·养生主》认为，养生之道重在顺应自然，不为外物所滞，从而提高精神境界，修养身心。后来，精、气、神逐渐成为古代医学史、思想史中的经典概念。道家将精、气、神视为人沟通道、天、地的重要媒介。

清代桐城文学家戴名世较早将养生的“精气神”概念用来阐发文学理论。戴名世认为，道家可以通过吐纳、咀嚼来生养精、气、神，三者同样可以化用在文章写作之中。他举例说：“太史公纂《五帝本纪》，‘择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说也。蔡邕曰：‘练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清则精，精则糟粕、煨烬、尘垢、渣滓，与凡邪伪剽贼，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谓精也。”他并不迷信方术，而是尝试借用这一话语来提高文章境界：“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诞漫不可信，得其术而以用之于文章，亦足以脱尘埃而游乎物外矣。”戴名世于清初声名颇著，对桐城派宗师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影响甚巨。我们不难发现，从戴名世的“精、气、神”到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再到姚鼐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之间的传承脉络。

姚鼐亦通养生医术，他在《医方捷诀序》中说：“余少有羸疾，窃好医药养身之术。”他在写给友人陈用光的信札中，强调养生对诗文写作的作用：“欲得笔势痛快，一在力学古人，一在涵养胸趣，夫心静则气自生矣。”姚鼐从内外两方面阐释提高文学创作水平的途径：从外而言，要学习前人的优长；从内而言，要涵养胸中意趣。“涵养胸趣”就与养生有直接联系。

他特地指出，心静则能养气，这里的“气”兼具文章之气与生命之气两层含义。另一位桐城派名家方东树极为推崇戴、方、刘、姚等前贤，他也非常重视诗文中的“精气神”。他说：“诗文者，生气也。若满纸如剪彩雕刻无生气，乃应试馆阁体耳。”在前人基础上，方东树进一步强调诗文须有活生生的“气”，即文学作品要像人一样具有生机和活力。没有活力的文学作品“句法不成就，则随手砌凑，软弱平缓，神不旺，气不壮，无雄奇杰特”，无不是从此视角进行阐释。今人王水香、陈庆元《古典文学与中医学》明确指出：“中医学认为‘气’是人的生命机能的源泉，‘气’表现为人的生命及其生机活力，气盛则体壮，功能健旺，精力充沛，生机勃勃。”结合方东树“神不旺，气不壮”的论断，其文学理论受到养生思想的影响不言而喻。

此外，方东树提出“汁浆”的概念，他说：“汁浆起棱，不止一处，愈多愈妙，段段有之乃妙。”所谓“汁浆”，研究者大多只探讨其文学含义，对其来源却鲜有揭示。结合方东树的宋学师法，其学术渊源可能来自朱熹，《朱子语类》说：“如公看《诗》，只是识得个模像如此，他里面好处，全不见得。自家此心都不曾与他相黏，所以眊燥，无汁浆。如人开沟而无水，如此读得何益！”朱熹批评后人学《诗经》只是表面功夫，不能吟哦讽咏，入心入情，便不知好处。

但方东树诗论中的“汁浆”来源，似又不止于此。中医上亦有“汁浆”的用法。方东树说，“汁浆存乎读书多，材料富”，又说，“汁浆起棱，不止一处，愈多愈妙，段段有之乃妙。题后垫衬出汁起棱更妙”。前句指出“汁浆”来自学养积蓄，后句强调“汁浆”能通过某种手段萃取而出。方东树以“汁浆”论诗的方式影响后世，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有：“其音节之古，色泽之浓，气格之高，非将《离骚》、汉、魏古乐府诸作，咬出汁浆，灌入肺腑，不能有此古艳”。

以文养人

在古人心中，养生思想能化入文学理论，反之，文学阅读同样也能有益身心，符合养生之道。文学史上不乏例证，西晋挚虞就指出枚乘《七发》中借文学疗病的过程：“《七发》造于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陈圣人辩士讲论之娱，而霍然疾瘳。”三国时曹操头风发作，卧读陈琳檄文，竟然惊出一身冷汗，翕然而起，头风顿愈。“诗圣”杜甫也有以诗疗病的典故：“客有病疟者，甫曰：‘诵吾诗可疗之’，果然。”清人张潮甚至创作了一篇《书本草》的趣文，认为经史子集皆有药效。这些记载中自然有些夸大的成分，但文学阅读通过震动心灵，激发身体反应，或转移注意力来缓解病痛，应有其作用机制。

桐城派诸家秉承程朱理学，在亲身实践中发现文学阅读的养生价值。方苞认为可“以经养生”，他在《与沈畹叔尺牍》中说：“读书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退之云：‘先理其心，小小病自当不至。’愚虽一生在忧思疾痛中，惟时时默诵诸经，亦养心卫生之术也。”阅读经典能滋养心灵、卫护生命，这与张潮《书本草》的说法相仿：“《四书》……俱性平，味甘，无毒，服之清心益智，寡嗜欲。久服令人睟面盎背，心宽体胖。”文人奉儒家经籍为圭臬，甚至认为其中有感天动地的神奇作用。

姚鼐认同方苞的观点，他对次子姚师古劝诫道：“汝身子即不健，不必锐意作时文，却不可不读经书……读书以明理，则非如做时文有口气，枯索等题，使天资鲁钝之人无从着手，以致劳心生病……汝但宜时以此意以读书向道，为养病之法则。”姚鼐深知科举考试的艰难，天资驽钝之人冥思苦想反而耗费精力，以致头痛胸闷，久而成疾。但考试不是读书学习的唯一目的，抛却功利因素，读书的真正价值是使人明白事理，养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达到“养病”的作用。

姚鼐在《与鲍双五》信札中又说：“独闻令郎之疾，令人耿耿，今获痊不？其症为痴耶，狂耶？……劝之寻阅佛书，与佳僧谈论，胜于服药，此急救心火妙方也。”中医认为人性痴狂，多因心火乱神，须去火静心，无独有偶，张潮《书本草》中也说：“释藏……性大寒，味淡，有毒，不可服，服之令人身心俱冷。唯热中者宜用，胸有磊块者服之亦能消导，忌酒，与茶相宜。”这里姚鼐谈及阅读佛经辅助治疗的用意即在于此。

晚清时的桐城派名士姚永概亦晓医术，在日记中记录了阅读养生的体会，甲申年（1884）四月二十七日：

……近来昏气太重，功课疏散，此身荡荡如无归着。回忆癸未冬日虽专习制艺，而心颇定，间看名儒语录数页，便觉意味深长，浩然无际，今此乐不尝者年余矣。主人翁昏昏愦愦，能无惧耶？予尝秋冬凉冷觉心定气平，读书易人；当春夏则神气飞扬，读书皆不着痛痒，胸中毫无一点书卷味，只觉忽忽不乐而已。因思此亦是少学问之故。

甲申年（1884）十月二十二日：

……连日胸中以疾病事加以理家政米盐琐碎，颇觉轇轕不宁。今日读朱子书与前数日读《近思录》时，皆觉甚有静趣，然册子放下，书味复杳然矣。

由上可见，文学阅读不仅具备“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涵养心性功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养生治病。我们不必夸大其作用，但也应看到其对心理与生理的积极意义。

桐城派文人将养生思想与文学理论贯通起来，虽有欠科学之处，但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哲学精神，暗含儒释道文化的交融，反映出桐城派融汇通达、求新求变的思想，从一个侧面可以观照“文学即人学”经典命题的价值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