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延安岁月

　　2016年3月5日晚9时40分，凤凰卫视中文台在“皇牌大放送”栏目播放了专题纪录片《正月里·延安激情燃烧》。制作者们以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的视野，既展示了八十多年来(1935年10月至2016年2月)的黄土风情，又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延安儿女在不同时期的“精气神质”，那些山峁、沟壑和梯田、坝地，窑洞、土坑和小米、羊肉，秧歌、腰鼓和说书、信天游……把笔者的心绪又一次带回了黄土高原和延安岁月。

　　1969年2月9日至1992年5月15日，笔者在延安地区(今延安市)的志丹县(原保安县)、吴起县(原保安县吴起镇)插队劳动、工作和生活共二十三年多(曾任志丹县委副书记、吴起县委书记等职)，对延安留下了刻骨铭心、魂牵梦绕的印象;同时，与刘志丹将军夫人同桂荣、长征老红军刘明文(江西省吉安人)等老前辈情如师生、亲似家人。

　　一

　　在二十世纪的二十、三十、四十年代，华夏大地充满了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文明与野蛮的诸多较量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历经了血与火、成与败、生与死的诸多劫难和洗礼。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从1924年1月开始兴起的、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半途而废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白色恐怖，一年多时间就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计31万多人。共产党员数量从5.7万多人急剧减少至1万多人。中国共产党被“逼上梁山”，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近百次武装起义;并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旨在侵占和吞并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实施5次围剿，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率领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共约7000人，在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之后，终于“九死一生”般到达了陕北的吴起镇(今延安市吴起县)，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

　　二

　　陕北早在1924年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1934年5月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担任主席;同年11月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担任主席(时年21岁，群众称“娃娃主席”)。

　　1935年9月，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在西北地区的执行者大搞错误的“肃反”运动;不到两个月就抓捕、关押了包括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时任陕甘边区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等领导干部在内的三百多人(其中杀害二百多人。刘志丹于10月6日被捕入狱)。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毛泽东、周恩来在吴起镇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当机立断，指派王首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等人，策马赶赴关押地点——安定县瓦窑堡(今延安市子长县瓦窑堡镇)，向西北保卫局传达和执行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处理。1935年11月7日，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人获释出狱。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曾经对笔者说过：“要是(如果)毛主席、周总理晚到几天，老刘他们就殁(没命)了!”习仲勋在建国以后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晚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活埋了!”马文瑞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

　　1935年12月中旬，周恩来、毛泽东在瓦窑堡先后会见了刘志丹。不久，中央任命刘志丹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习仲勋担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等职;马文瑞担任陕北省委秘书长等职。

　　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经过卧薪尝胆、凤凰涅槃般的十三年，终于获得了“起死回生”、由弱转强的苦难辉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成为全党全军的坚强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以“一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五目(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成为星火燎原的“东方魔力”;大西北的边陲小城延安，成为新中国的摇篮(始建于唐朝天宝年间的九层宝塔，成为象征中华民族“兴国之光”的“灯塔”);以“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新风尚闻名中外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诗曰“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从各地投奔陕甘宁边区的各界人士共约25万人，还有海外华侨600多人、国际友人200多人;延安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百炼成钢的“黄金时期”。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进入华北的时候，人民军队已经从3万余人发展壮大到约240万人(另有民兵约300万人);共产党员共约290万人。

　　三

　　1968年12月2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批又一批的大中学生，到山区、高原、牧区、乡村插队或者到生产建设兵团劳动。

　　当时，延安地区共辖14个县，在12个县的129个公社、1284个大队、2667个生产队安置北京知识青年共2.6万多人。

　　习近平于1969年1月从北京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大队党支部的老书记梁玉明回忆说：当年梁家河一共有15个北京知青，近平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在这个穷山村待了七年，干了七年，做过赤脚医生、记工员、农技员，还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到1975年10月才离开，回北京上大学。

　　1995年，习近平(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在接受媒体记者访谈时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培养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终生都要做报答老百姓的事!几年中，我过了四关：跳蚤(虱子)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我现在做工作反对搞花架子，就是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最反感形式主义。我至今仍然很怀念那段时光。现在已经不容易培养那种在患难中形成的血肉感情了，这是令人深思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革命老前辈常以此来警醒，提醒我们决不做垮掉的一代;要做有志气的一代，做有作为的一代。从政的人，应该有远大目标，不为功名利禄所累。做官首在做人，官品是人品的反映;做官、做事以做人为本，就能超越私欲干扰，为政不离宗旨。无论做大官，还是做小官，都要为老百姓办事。决不能做奸臣、做赃官。国家要兴旺，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如果内争利于朝，外不能御侮，就要亡国。

　　四

　　2015年2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从北京飞赴延安，一下飞机就转乘汽车，又一次回到梁家河村。他给乡亲们拜年;送上自己出钱采办的年货;参观了村史馆和苹果园;与村民们亲切交谈;并同每一家合影留念。

　　总书记又一次满怀深情地对乡亲们说：我迈出人生第一步就来到梁家河。七年时间里，梁家河的父老乡亲给了我无数关爱，使我受益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梁家河，永远不会忘记父老乡亲，永远不会忘记老区人民。

　　第三天，总书记在听取陕西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以后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长期奋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党，也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善于与时俱进的党。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结合时代条件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

　　书不尽言，词不尽意。千山万水心有路，星移斗转情难忘。笔者仿佛又听到了延安的乡亲们那高亢激扬又深情厚意的信天游……

　　(作者系中央党校机关党委原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