绽放在华中敌后的“拂晓之花”

　　绽放在华中敌后的“拂晓之花”

　　■杨润鑫 宋可旸　　

拂晓剧团排练节目(资料照片)。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中敌后根据地活跃着这样一支特殊队伍，他们积极奔赴在敌后战线之上，穿梭于人民群众之中，以舞台为战场，用文艺激发根据地军民抗战热情，用戏剧揭露日寇残暴罪行，积极担负起“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瓦解敌人”的任务，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这支队伍正是于抗战烽火中诞生、在隆隆炮火中成长的拂晓剧团。

　　拂晓剧团是彭雪枫治军的“三件宝”之一，其成立时间可追溯到1938年。当年4月底，竹沟教导大队第一期学员将要结业，而劳动节也快要到来。为在劳动节纪念大会上能给当地群众和教导大队增加节日气氛，彭雪枫邀请由延安来此工作的木刻家刘岘和教导大队俱乐部主任路丁，从教导大队第一期学员中挑选几名擅长文艺的学员，组织一个剧团，演出几个节目。刘岘和路丁受命后，从教导队中选拔了黄明善、王石青等15人，经过几昼夜排练，终于在劳动节纪念大会上演出了《烽火》《九一八以来》等多个节目，受到官兵和当地群众好评。几天后，经彭雪枫批准，并由他命名，“拂晓剧团”在“五四”那天诞生了。之后，为了工作需要，剧团骨干开始分散工作。9月底，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组建，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率领游击支队东征前，彭雪枫从第二期教导队中新调一批队员和余下的剧团成员组成青年先锋队，负责部队行军中的宣传工作。12月中旬，青年先锋队在杞县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这些学生个个朝气蓬勃，能说会唱。彭雪枫决定以他们为骨干，重建拂晓剧团，进行文艺演出活动。自此，拂晓剧团的光芒开始照耀在豫皖苏边区的各个角落。

　　成立伊始，由于演出设备简单粗陋，演出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加之当时文艺工作的紧迫性，拂晓剧团面临着种种困难。然而，在上级领导的关心下，剧团成员齐心协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把演剧当成革命工作，把演出当成战斗，在人员、技术、剧种上不断磨炼，终于在豫东鹿邑县演出的第一个活报剧《打鬼子》中，取得非同凡响的效果，当场吸引大批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此后，拂晓剧团的人员、设备得到了一定的补充，阵容逐渐壮大，随之而来的也是更重的革命任务。逢年过节，或是遇到重大纪念日和活动，都要排练节目进行演出，用文艺的力量支持革命事业。

　　拂晓剧团的演出节目以“抗战”为中心，不仅题材广泛、内容深刻，而且形式多样。既有《农村曲》《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的母亲》等歌剧、戏剧和话剧表演，也有《傻小子打游击》《小放牛》等现代京剧，还将《日出》《雷雨》《原野》等大型剧目搬上了舞台，并且根据当时抗战局势对《打渔杀家》《空城计》《法门寺》等传统京剧进行改编。剧团演员们还深入人民群众中，将民间流行的秧歌、快板、相声、双簧、打花棍等艺术形式搬上了舞台。

　　这些艺术题材和形式既避免了文艺作品庸俗化，又传承了民族文艺的特色，将革命故事、英雄事迹、军民鱼水情等主题的节目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剧团就用这一幕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作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残暴手段、批判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的丑恶嘴脸，宣扬新四军官兵们舍生忘死的英雄事迹，激励着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革命队伍日益壮大。

　　同时，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拂晓剧团同样也是用来批判问题，警示官兵，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工具。1941年底，剧团演出了王震之同志创作的三幕话剧《流寇队长》，用话剧中生动的例子教育党员干部们务必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克服单纯军事观点;1943年，在整风运动的大潮下，拂晓剧团又为部队排演了苏联名剧《前线》，借此批判了剧中系列人物不严格落实责任制、空话连篇、官腔官调等不良作风，为推进队伍内整风运动的深入落实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拂晓剧团不仅是一个宣传队，更是一个战斗队，抗战时期中剧团演员们往往扮演着多种角色。在日常巡演的过程中，剧团就通过演出节目来开展革命斗争。一旦突发敌情遭遇战斗，剧团演员也迅速加入其中，不仅要搞宣传鼓动，还要负责护理伤员、运送弹药或教育俘虏等工作。特别是面对日寇的大“扫荡”，为更灵活地与敌人周旋，剧团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连队任职，进行火线文艺宣传工作。他们不仅要在沿途写标语、画漫画、组织支前，还要作为文化教员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表演文艺节目，给他们上文化课，用笔杆子、嘴巴子、标语刷子进行战斗。

　　通过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线上不断打磨锤炼，拂晓剧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革命文艺人才，积累了大量革命剧目，成为豫皖苏边区的“革命播种机”，在当时腥风血雨的时代绽放出了一朵充满“朝气、希望、革命、勇进”的文艺之花，激励着部队和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拂晓剧团改编为华中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又活跃在七战七捷的苏中前线。之后，在保卫两淮、孟良崮、鲁南、莱芜等战役中均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